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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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还不包括走私的数量。与西方人对奢侈品的上瘾相对应的，是中国人对鸦片的上瘾。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获利丰厚却并不光彩的赚钱手段。英国从18世纪开始为印度当地的统治者提供逐渐常规化的大范围保护，因此当1757年加尔各答受到孟加拉纳瓦布的攻击时，一支由罗伯特？克莱武（Robert　Clive）领导的远征军被派去救援。克莱武很快就得到了大笔资金，用于支持当地希望获得继任的权位争夺者。不久，他就被授予了在当地收税的权力，并且可以动用该市的财政收入。加尔各答是当时亚洲人口最稠密、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纺织业（在英国从东方的进口额中占据着一半以上的比重）的基地。几乎在一夜之间，克莱武就成了世界上最有钱的人之一。
　　　　为了对占领孟加拉的后续成果进行评估，一个下议院特别委员会在1773年成立。该委员会透露了从孟加拉攫取的难以置信的财富。超过200万英镑（相当于今天的数百亿英镑）的财富被作为“礼物”分发，几乎全部都落入了东印度公司员工的腰包。伴随着这一骇人听闻的消息的，则是孟加拉可怕的灾难场景。1770年，当地的粮食价格被抬得越来越高，结果造成了毁灭性的饥荒。据估计有数百万人饿死，即便是当地的总督也宣布有三分之一的人死亡。在当地人死于饥饿的时候，欧洲人却只惦记着自身发财的事。
　　　　这场灾难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这完全是为了个别人的利益而使大众受苦。面对众人的嘲讽，克莱武仅仅像一个苦恼的银行总裁那样回答道：他的首要任务是维护股东而非当地居民的利益；若就他的工作而言，他不应该受到任何指责。事态进一步恶化，孟加拉劳动力的减少破坏了当地的生产力；随着财政崩溃，物价的飙升导致了大规模的恐慌——这头金鹅似乎已经下完了它的最后一个蛋。东印度公司的股票被大量抛售，从而将该公司推向了破产的边缘。公司的主管们远非万能的管理者和财富创造者。结果，东印度公司的做法和理念引发了一场洲际金融危机。
　　　　紧急的磋商之后，伦敦方面认为东印度公司实在太太，绝不能垮掉，因此同意采取应急措施。然而，援助行动需要筹集大量现金。于是英国将目光投向了北美的殖民地，那里的税率比英国本土要低很多。当诺斯勋爵（Lord　North）的内阁在1773年颁布了《茶叶法案》后，他们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解救东印度公司的巧妙方法，同时还统一了美洲殖民地与英国本土的部分税制。然而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是，这一法案点燃了大西洋彼岸定居者的怒火。
　　　　在宾夕法尼亚广泛散布的传单和小册子，将东印度公司描绘成制造“暴政、掠夺、压迫和流血”的老手、英国政府所有错误的代表。英国社会的最高阶层已经成了贪婪而自私的奴隶，为了自肥不惜损害普通大众的利益。由于英国政府不允许他们派代表参与政治决策，这些不满的殖民者结成了统一战线以拒绝政府的指令，并迫使一些运送茶叶的船只不得不返回英国。当三艘茶船进入波士顿港口时，当地人与英国当局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对峙。12月16日夜，一些人化装成印第安人登上茶船，将茶叶倾倒入海。他们宁愿茶叶沉入海底也不愿被迫向伦敦缴纳税金。
　　　　从美国人的立场看，导致美国《独立宣言》诞生的一连串事件都有着特定的美洲背景。但是从更宽广的角度看，其原因可以追溯到英国为寻求新机会的进一步扩张，以及在丝绸之路上因收获太多太快而造成的失衡。伦敦试图平衡地球两侧相互矛盾的要求，用从一个地方收上来的税款来填补地球另一侧的开支，从而引发了人们的失望、不满和造反。对利润孜孜不倦的追求还激发了英国人的自信和自大。克莱武在东印度公司倒闭前夕对检察官们说，除了它的名字，这家公司几乎就是一个帝国。它统治着那些“富裕、人口众多、物产丰盛”的国家，“拥有两千万臣民”。正如美洲殖民地的居民所发现的，英国治下各地的臣民之间并没有什么根本上的不同。如果孟加拉人会饿死，那么并无更大权利的其他殖民地居民难道就不会吗？是时候必须靠自己了。
　　　　美国独立战争促使英国人深刻反省应该如何对待那些已经确立了贸易地位以及政治影响力的地区。对孟加拉的占领是一个分水岭，英国自此从一个通过本国移民管理殖民地的国家转变为一个统治着其他民族的政权。英国人必须理解这意味着什么以及如何平衡帝国中央与边疆的各自需求，而且留给他们的时间非常短。英国人发现他们统治的是一批拥有自己法律和习俗的人群，因此不得不搞清楚自己需要从这些新的社会群体中索取什么、为他们贡献什么，以及如何打造一个持续可行的共赢平台。
　　　　一个帝国正在诞生，它的诞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随着购买力、资本和焦点无可挽回地转向欧洲，在印度的绝大部分地区都落入了英国手中之后，陆路贸易自然宣告终结。随着军事技术和战术的革新，尤其是火药和重型火炮的改进，使得骑兵的重要性大大降低，同样导致亚洲千年以来纵横交错的商路日益萧条。中亚和之前的南欧一样，开始迅速褪色。
　　　　丢失北美十三块殖民地让英国人颜面尽失，并且意识到确保英国领地的安全是多么的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讲，康沃利斯勋爵（Lord　Cornwallis）被任命为印度总督实在是一个令人惊讶的决定：要为英军在大西洋对岸的溃散负首要责任的就是他，在约克镇向乔治？华盛顿投降的也是他。也许是认为他已经吸取过惨痛的教训，而最佳的选择是让这些吸取了教训的人确保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英国可能已经失去了美利坚合众国，但是它绝不能再失去印度。
　　　　
　　　　第十五章
　　　　
　　　　危机之路
　　　　美洲的失败大大震惊了英国人，这一挫折暗示出帝国的脆弱性。通过直接管辖或委任东印度公司，英国人千辛万苦地确立了统治地位，并从中收获了繁荣、权势和力量。英国疯狂地保护着它在通往帝国道路上的垫脚石：那些连接在一起并最终通向伦敦的绿洲。英国人牢牢控制着从爪哇海到加勒比海、从加拿大到印度洋的航道，并且对任何想要清除或削弱他们控制力的企图都心存警惕。
　　　　尽管19世纪通常被视为英帝国的全盛时期，一个英国地位不断巩固的时期，但这也意味着将出现盛极而衰的迹象：它的掌控开始放松，这常常给战略、军事和外交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为了保护和控制遍布全球的领土，英国不得不与欧洲甚至全球的竞争对手展开赌博性的冒险游戏，其赌注也变得越来越高。到了1914年，事态终于一发不可收拾，连帝国本身的命运都被押在了一场爆发在欧洲的战事上。将欧洲拖入泥潭的并不是围绕伦敦、柏林、维也纳、巴黎、圣彼得堡等权力中心的长期误解和一系列不愉快事件，而是已经酝酿了数十年、为了争夺亚洲而引发的紧张局势。隐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背后的不是德国，也不是俄罗斯，而是欧洲各国在东方投下的阴影。英国曾极力试图阻止阴影的扩散，最终却还是将世界拖入了战争。
　　　　在弗朗茨？斐迪南（Franz　Ferdinand）遇刺前的一百年间，俄罗斯成功地从一个摇摇欲坠的古老农业王国转型成为一个改革后野心勃勃的帝国，它对英国的威胁就像恶性肿瘤一样不停增长。警钟不断地在伦敦敲响，人们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俄罗斯的壮大和扩张不仅触及到了英国的利益，甚至还威胁到了英国本身。
　　　　麻烦最早出现在19世纪初。数十年来，俄罗斯一直在推进它的边界，吞噬着中亚大草原上新的领土和新的人口。其东部和南部的草原上错落地分布着吉尔吉斯人、哈萨克人和卫拉特人（Oirat）等部落。俄国的扩张首先从容易的地方开始。尽管马克思曾深刻地批判了“新俄罗斯”建立过程中的帝国主义行径，但是不得不说俄罗斯人在此进程中表现得相当理智。很多时候，被征服的当地首脑不只得到了丰厚的回报，而且还被允许保留权力；他们在自己地盘上的地位得到了圣彼得堡的支持和正式认可。赋税减免、土地授予和兵役蠲除等优惠政策，使得俄国人的统治地位更容易被接受。
　　　　领土的扩张促进了19世纪俄罗斯的经济增长。一方面，之前用于抵御来自大草原的掠夺和袭击的沉重开支逐渐减少，释放的资本可以被用在其他地方；另一方面，从黑海北岸一直向东延伸的草原地带上有着肥沃的土地，给俄罗斯人带来了丰厚的回报。
　　　　俄国人以前不得已，只能在贫瘠的土地上种植谷物。其农作物的产量在欧洲是最低的，这使他们常常面临饥荒的威胁。据一位18世纪初的英国旅人记载，居住在伏尔加河下游及里海北岸的卡尔梅克人（Kalmyk，卫拉特人的一支）拥有十万名体格强壮、武器精良的男人，不过因为遭受几乎连续不断的袭击，他们没有充分发展农业。这位旅人写道，此处“几百英亩的肥沃土地在英格兰会很值钱，但是在这里却被荒废了”。由于贸易受到了损害，城镇难以发展，其规模和数量都很一般，在19世纪之前仅有一小部分人口是城镇居民。
　　　　随着这些情况得到改变，俄罗斯人的野心也开始膨胀。19世纪初，俄国军队袭击了奥斯曼帝国，以维护在当地的特权，包括位于德涅斯特河（Dniester）与普鲁特河（Prut）之间的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以及里海沿岸的大片土地。之后不久，俄罗斯又进攻了高加索南部，但却被波斯人打败。
　　　　高加索地区的势力平衡正在被打破。这片土地上的疆域、省份和汗国要么已经独立，要么是波斯数百年来的附庸国。重新绘制势力地图意味着该地区的重大转变，同时也表明了俄罗斯向南扩张的野心。很快，英国人就了解了这一转变的意义，特别当他们收到消息称，法国已向波斯派遣了一个使团，试图危及英国在东方的地位。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起到了类似黑死病的效果，继大规模混乱之后而来的是崛起复兴的新时代。
　　　　到了18世纪末，拿破仑不仅谋划着征服埃及，而且还想把英国从印度赶出去。据称他曾经写信给迈索尔（Mysore）的苏丹蒂普（Tipu），宣称数量庞大且战无不胜的法国军队很快就会“将他从英国人的枷锁中解救出来”。的确，印度对当时的法国战略家们来说极具诱惑力。深受拿破仑信任的将军加尔丹伯爵（te　de　Gardane）在1807年被派到波斯。加尔丹的任务是与波斯国王结盟，同时还要绘制一份详细的地图，为法国在印度次大陆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
　　　　英国人立即做出了反应，他们派遣了一位高官——高尔？乌斯利爵士（Sir　Gore　Ouseley）面见波斯国王，以对抗法国的行动。与他一同前往的是一支庞大的代表团，“能够最大限度地向当地人展示我们之间长久的友谊”。英国代表团做了大量的工作来引起波斯国王及王室的注意，尽管关上门后没有人会掩饰他们对当地习俗的蔑视。波斯人不停地索要昂贵的礼物，这一点尤其让英国人瞧不起。与国王乔治三世（George　III）的信一起送给波斯统治者的一枚戒指被认为太小了，不值什么钱，这让乌斯利忧心忡忡。他愤愤不平地写道：“这些人的卑鄙和贪婪令人恶心！”另一位在同一时期访问德黑兰的英国官员也深有同感。他写道，波斯人对纳贡和赏赐的仪式十分拘泥，那些关于“坐下和站起的规矩”都可以写一本厚厚的书。
　　　　然而在正式场合中，一切都是另一幅光景。波斯语说得相当流利的乌斯利确定，与法国大使相比，当他到达时，波斯人从首都出迎的距离更长，这意味着他和他的使团地位更高；他与国王的会面安排也会比对手快；此外乌斯利还高兴地注意到，他的座位比正常情况下更靠近王位。为了争取波斯人的好感，英国人还派出一支由两名皇家炮兵军官、两名士官以及十名炮手组成的英国军事顾问团。他们负责训练波斯士兵，并就边境防务提出建议，甚至指挥突袭了位于苏尔塔纳巴德（Sultanabad）的俄罗斯人据点，迫使这里的守卫于1812年初投降。
　　　　同年6月，随着拿破仑向俄罗斯发动进攻，局势发生了变化。当法国军队兵败莫斯科后，英国人看到了与波斯保持距离并与俄国人站在一边的好处。在发给外交部的报告中，乌斯利将俄国人称为“我们的好朋友”，而外交部也注意到了因法国进攻俄国所导致的更为复杂的局面。乌斯利总结道，“波斯人性格怪癖，他们对所有给予他们的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