辣妹自传:学会飞翔-第2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似乎我们都需要抓住什么东西才行。

再过一个星期我就不得不离开这个国家了，大卫决定我们需要自己的时间。但是8月底他的比赛日程安排得很满，我们无法到别处去，甚至周末都不行。所以他问经纪人是否知道当地有没有好一点的旅馆。他的经纪人对他说了“罗克里大厅”，离南特维奇不远，它如何如何好、僻静，从6号公路下来只有两个出口。

这是一座漂亮的老房子，坐落在一块美丽的地方——相当老式的旅馆——但是那似乎挺合适。我们的房间光线充足、很温馨，俯视着花园。我们在那里的第二个晚上，大卫向我求婚。双膝跪地，请我嫁给他。

我什么都没敢对人说。我仍然害怕西蒙会说什么。其实我知道西蒙会怎么说，他会气得发疯的。他经常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这样的话——一个男人将会拆散“辣妹”。

那么我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让他见鬼去呢？事实是我对他有能力办到的事感到恐惧。他的权力太大了，他会让我更难见到大卫。无论如何，接下来的情形就已经够难的了。

这件事一定不能泄露。戒指可以等等再说——重要的是我们对彼此的了解和感觉。我们试着交换戒指——但是我的蒂芬尼戒指甚至都无法套到大卫的小手指上。

因此我们只是把自己的戒指从右手移到了左手。我们就像孩子一样，我们太激动了。

8月30日，星期六。再过两天我就得走了，我感到非常烦恼。但是为了大卫我得高兴。上个赛季一开始——在我遇到他之前——在对阵温布尔登时他进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球，他从半场线处起脚，57码远——这是英超比赛中踢出的最远的进球。

我们曾经一起看过录像带，即使是我都能看出这个进球太漂亮了。不管怎么说这个球为他赢得了“年度马特·巴斯比爵士（1945—1968年间任曼联队主帅）年青球员奖”。我们都坐在那里，我的妈妈和爸爸、他的妈妈和爸爸，看他领奖。人群欢声雷动，大卫把奖杯高举到空中，转过身让每个人都能看见，我确实感到非常自豪。

我想大声喊出来，这就是那个我爱的男人，就是那个我要嫁的男人。我使劲地鼓掌，手都拍疼了，好像我想让他在体育馆67，000人的欢呼之外听到我的鼓掌声。

颁奖仪式过后接着是比赛：曼联对考文垂。在中场休息期间，我们像往常一样回到球员休息室，正喝着饮料，这时我爸爸的手机响了。他做了个手势让我过去。

“是露易丝，”他说，怪怪地看了我一眼。“她说媒体正在门口说你和大卫订婚了或结婚了还是其他什么事。那地方被包围了，她说，一束一束的花送过来，电话像发了疯一样。发生什么事了？”

我简直无法相信。他们是怎么发现的呢？因为没有人知道。没有人，除了我妈妈。我的意思是，你梦中的那个男人要你嫁给他——你不可能不告诉你妈妈。

每个人都要回到他们的座位上看下半场比赛了。

“求你了，爸爸，现在不行。我以后和你谈这事，”我说。

像往常一样，比赛结束的时候，大卫的爸爸向球场外正在售卖“粉红报”的人买了一份。这是一份比赛一结束就出版的体育报。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这么快就做出来了。不管怎么说，大卫的妈妈和爸爸上了他们自己的车，而我也只是回到沃斯利的房子后才看到大卫的那张照片。

它就在那儿，在头版：大卫举着奖杯，左手上套着一个戒指，标题是“贝克汉姆要结婚了”。我们都站在厨房里——桑德拉刚把水壶放上——他们（我妈妈、我爸爸、桑德拉、泰德）都看着我，或者不如说是朝下看着我左手上的蒂芬尼戒指。

接下来，我的手机响了。是为西蒙工作的一个律师，那时负责媒体方面的事务。

他绝对是个忠实的律师——我们经常称他为“死神”。

这正是我需要的。他的声音听起来比冰柜还冷。媒体登了照片，大卫把戒指戴在订婚手指上，还有我的一幅，戒指也戴在订婚手指上，他说。订婚的事情当然要否认。他将要发表的声明是大卫通常戴戒指的手指有轻度炎症，这就是他把戒指戴在另一只手上的原因。而我通常都把戒指戴在左手上。他会让媒体相信这没有任何意义。

“瞧，”我和他通完话以后，我妈妈说，“要想消除这条头版新闻的影响，得需要点有相当分量的东西。”

第二天清晨，在巴黎的一段隧道里，戴安娜王妃在一起车祸中丧生。我们直到第二天早晨离开大卫的家准备开往。伦敦时才知道。那么多摄影记者等候在外面——以前我们也遇到过这种奇怪的场景，但是都不像这一次。我已经照“死神”所说把戒指换回到我的右手上。但是他们并没有喊“把你的手给我们瞧瞧”，或者类似的话。他们说：“关于戴安娜你是否想说点什么？”

戴安娜？我记得当时想了一下。他们在说些什么？看到我一脸的茫然，另外有个人说：“你没听说吗？戴安娜王妃昨天夜里在一起车祸中丧生。”我看着大卫。

我们谁也没有说什么。突然我感到害怕起来。

我们上了车——这是我们一起买的第一个大件，一辆蓝色“保时捷”——我打了个电话给我妈妈。关于戴安娜他们说的话是真的。我们向伦敦开去，感觉好像完全失去了知觉。

前一天晚上——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最后一晚——我们到贝里一家很不错的而我们又熟悉的意大利餐馆吃了晚餐。回来以后，我们在沙发上坐了几个小时，只是哭。

为了过好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最后一晚，大卫做了很大的努力，他穿着我在纽约为他买的“普拉达”衬衫，看上去非常漂亮。

回到戈夫橡树，整个下午我都在收拾行李，而大卫踱来踱去，努力想鼓起勇气请求我爸爸把我嫁给他。他决心每件事都要做得很得体。他太紧张了。

“你不会吓着他的，大卫，”我向他指出了这一点。“我爸爸不会得心脏病或者什么的。”

他们在一起呆了大约十分钟，说着话。我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我从来没问。

大卫上楼来以后，他的笑容和给我的吻就足以说明一切了。

那天晚上我们安排了一次告别晚餐。告别总是那么困难，但是戴安娜的死讯让它变得更为糟糕。每个人都知道威廉王子是爱玛的歌迷，我确信有一天我们会接到邀请到肯幸顿王宫去喝茶，然后我就能见到她了——不只是站成一排，握手或是什么的，而是一次真正的聊天。我是一个真正的崇拜者，忘了玛格丽特·撒切尔，戴安娜王妃向世界表明只要你一心一意你就能成就什么。她摆脱了一个不幸福的婚姻，开始过上她想要的生活。假如那不是女性力量，我不知道还有什么称得上女性力量。

我们去了史密斯，翁戛的一家饭店，家庭聚会我们经常去那儿——离我妈妈、爸爸家只有大约二十分钟路。我们大家都到了，两家人，亚当斯一家和贝克汉姆一家：桑德拉和泰德，大卫的妹妹乔安妮和姐姐林娜，还有林娜的丈夫科林；杰基和托尼，露易丝和史蒂文，她那时的男友，克里斯琴，我和大卫。每个人都感觉非常沮丧和不舒服。环视桌边所有那些对我都很重要的人，我比以往更加强烈地感觉到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活着、和家人在一起。而我却就要离开我的家人长达一年，为什么呢？为了钱。

那天夜里，我收拾好了行李。卡米拉已经为我们买好了大箱子。我们只允许带这么多行李：一只箱子。我们每个人箱子的颜色不一样。我的箱子——恰好可以表达我的心情——蓝色的。这种箱子你也许会在海底发现，里面还装着财宝。大卫真的在上面画了一面“海盗旗”。一切都那么令人感动。

当这一切正在发生的时候，姑娘们打来了电话。我和大卫戒指戴在左手上的照片也许没有上头版，但却上了第三版。除了对戴安娜的死感到震惊外，她们都好像非常兴奋。

对她们来说出国的感觉和我是不一样的。梅兰妮·C没有男朋友，而且她离家生活好多年了。洁芮也一样，那时她也没有一个对她来讲很重要的男朋友。爱玛和我的心情是一样的——虽说她也没有撇下一个特别的男朋友。

梅兰妮·B倒是有一个男朋友，但是见面的机会本来就不多，因为他生活在冰岛。午夜的时候她打电话给我，问我是否收拾好了。我说，还没有。你呢？她甚至还没有开始收拾。她不想去。

而且，不管怎么说，一年的行李你怎么收拾？

“不要想着一年，”我妈妈说。“你两个星期后就会回来，所以只准备两个星期的行李。”

我们访问的第一站是纽约，拍摄歌曲《难以忍受》的影像带，也为MTV的颁奖典礼做准备——《想要》摘取了最佳影像奖，这让我们大家都感到意外。为悼念戴安娜王妃我们都戴着黑色臂章。不幸的是，詹妮和凯琳没和我们一起来，自从《想要》开始，她们俩就一直为我们做头发、化妆，结果，我们看上去都像一群身着女装的大老爷儿们，尤其是洁芮。

我记得我们的座位紧靠莱尼·克拉维茨（美国著名男歌手）和他的女儿佐伊，佐伊打扮得活像一个跳摇摆舞的少女，虽然她当时大概6岁都不到。她穿着一条短小的皮裙子，白色T恤衫，皮茄克，还戴着一副和她爸爸一模一样的太阳镜。

正如我妈妈所说，两个星期以后我们又回到英国，但只呆了一个晚上。西蒙在法国南部租了一间大别墅，在那儿，我们将为10月初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第一次大型音乐会进行排练。至少，尼斯离伦敦乘飞机大概只要一个小时左右。

结果是，这根本没什么两样。我们就好像远在西伯利亚。

那幢别墅在一个名叫比奥的村子外面，但我们却没去过比奥村或者到其他什么地方看过。在那儿的一个月中，我们只有一次出去到饭店吃饭。每个人都生活在那所房子里。

除了我们，还有厨师克雷西达，以及卡米拉。负责安全的有凡尔纳、JP，再加上艾伦·安德伍德，他这个“安全”的含义与其说是负责姑娘们不受伤害，还不如说是“军情5处”（英国负责国内安全和反间谍活动的政府机构）里“安全”的含义。西蒙不在时（这并不经常发生），艾伦·安德伍德就是他的耳目。他看起来就像一条哈巴狗——甚至走路都像，因为他是罗圈腿。他总是穿西服，经常穿一件长外套——即使天气比较热——事实上，他的脸总是不停地流汗。他拎着一个银色金属盒子到处走，我肯定那里面装着监视设备。

小的时候，我总是自寻烦恼，总是担心，因此我经常做这样一件事：闭上双眼，想像把任何烦恼都放在一艘船上，站在码头上向它挥手道别。那是一艘老式船，有船帆，它会带着我的焦虑驶向天边。对艾伦·安德伍德和他那个可怕的盒子我也试着这么做，希望他们能走远一点，但是，这一次不灵了。

我肯定所有的电话都被监听了，当我和大卫、我妈妈或者我爸爸通话的时候，我从来不敢说任何针对西蒙的话。后来我发现其他姑娘也一样。

在那幢别墅的院子里有一个大帐篷，被用作健身房和跳舞厅，在那里，我们和普里西拉，她又和我们一起来了，一起练习舞蹈动作。在院子外面，隔着一个短短的车道，他们模仿伊斯坦布尔的舞台搭建了一个实体模型。

大家都知道，巡演中你的身体一定要相当好——因此，除了排练外，我们每天还要锻炼：体能课、演唱课还有舞蹈课。喜欢它们的只有梅兰妮·C和洁芮。对我们其余的人来说，这简直是地狱。因为这是法国的南部，天气依然像蒸笼一样，尽管现在已是9月，所以我们六点钟就不得不起床了。

和大卫在一起以后，我的饮食多少正常了一些。但是现在它又开始不正常了。

我想这是因为食物是惟一我自己能控制的东西。我见不着家人，见不着男朋友。

任何人都不允许到我们的训练地去。谁都不行。虽然只有一个月，但是感觉就像一年。

为“辣妹”杂志拍摄的宣传照片显示我们快活得像云雀一样到处嬉戏。但这一段时光并不快乐。我们一个都不快乐。但是我们没有像过去那样谈论我们的不快，我们只是闷在房间里。

一个周末，其他姑娘都想出去，我正在担心会只剩我一个人。外界以为我们一定是在法国里维埃拉的一幢漂亮的别墅里，而对我而言，这是一座监牢。情况糟得有时我感到呼吸都困难。

一天早上，西蒙说他接到一个邀请，那个周末到米兰参加“范思哲”展示会。

他还说既然我一个人呆着，也许我想去？

见鬼，我当然想去。但是，问题是，跟谁一起去呢？

他建议我邀请一个朋友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