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公务员版)-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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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曾国藩对旧人极重感情。朋友邵懿辰殉难后，他的妻子没有依靠，曾国藩把她接到安庆供养，并且请教师教其子。沈衍庆本来与曾国藩素昧平生，他殉职后，曾国藩感其忠义，怜其家贫，每年都给他家寄钱。周成是曾国藩下属忠义局的工作人员，死后曾国藩也厚加抚恤，并且承担起了他几个孩子的教育责任。做这些事，都用的是养廉和薪俸，绝不动用军需和公款。
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曾国藩身后没什么积累了。
五
之所以拒绝将小金库余款和多余的养廉留给家人，是因为曾国藩从青年时代起就打定主意“不靠做官发财”，他在给曾纪泽的信中说：“余将来不积银钱留与儿孙。”
在个人生活上，只有一项，曾国藩比较舍得花钱，那就是买书。在给曾纪泽的信中，接“余将来不积银钱留与儿孙”的下一句是“惟书籍尚思买耳”。
一方面是自己嗜书如命，另一方面，曾国藩愿意把书作为遗产，传给子孙后代。他对曾纪泽说，“买书不可不多”。
曾国藩一直不同意家中大兴土木，“造房起屋”，但是在曾国藩生前，他的兄弟和儿子却在家乡给他造了一座所费不赀的藏书楼。
那是在同治五年，曾国藩打算辞官回家。在此之前，黄金堂故居前的池塘里连年淹死人，欧阳夫人以为此地不吉利。曾国藩遂命纪泽在富修理另一处旧宅，以备告老后定居。他要求曾纪泽节俭行事，尽量低调：“门外挂匾不可写侯府相府字样。天下多难，此等均未必可靠，但挂宫太保第一匾而已。”
纪泽打算在宅中兴建一座藏书楼，曾国藩欣然同意：“家中造楼藏书，本系应办之事。”
到了同治六年旧宅修好，曾纪泽向他汇报，说花了七千串铜钱。曾国藩一听，远远超出他的计划，大为恼火。二月十三日他写信责备曾纪泽和参与其事的曾国潢说：
富修理旧屋，何以花钱至七千串之多？即新造一屋，亦不应费钱许多。余生平以大官之家买田起屋为可愧之事，不料我家竟尔行之。澄叔诸事皆能体我之心，独用财太奢与我意大不相合。凡居官不可有清名，若名清而实不清，尤为造物所怒……
在日记中，他也大为抱怨：“是日接澄弟（指曾国潢）信，余家起造书房七间，而用钱至三千余串之多，彭芳六办事，实太荒唐，深可叹恨。”他甚至于提出要负责修楼的彭芳六、科二赔偿。可见此事如何出乎他意料之外。
接到曾国藩的信后，曾国潢不慌不忙，回信加以解释。他说，花钱如此之多，是为了让藏书楼坚固永久：
富厚堂造书屋七间，芳六、科二毫不荒唐半点，盖以地基昔系涝田，石脚砌丈余而后平土面，此中工间已占千余串：通体用青砖，料木多杉树，尤非可以寻常计算也……
曾国潢深知，曾国藩别处都可节俭，唯于藏书舍得花钱。所以讲清楚这些钱是怎么用的，曾国藩肯定能理解。今天我们参观曾国藩这座故居中的藏书楼，会发现其设计和建造确乎有别于宅内其他建筑。虽然贵为侯府，但是富厚堂中的大部分建筑或外包青砖，内用土坯，或者前脸用青砖，其他部分用土坯，比土财主还俭省。只有这座藏书楼舍得血本，一楼外走廊全以花岗岩石为柱，以防白蚁；一至三楼通体用青砖，都修有专用上下书籍的通道。二楼四周有外走廊，可以晒书；书室全辟在三楼。整个藏书楼所用木料都是上好杉木。藏书楼高度均超过邻室，地处南端，顶层四周均开设窗户，四面通风，可避免藏书霉变腐败之弊。和宅内其他建筑比起来，这座藏书楼确乎别具匠心，花费了曾氏叔侄不少心力。
果然，经曾国潢这样一番解释，曾国藩也不再批评了。这座藏书楼也成了曾国藩留下的唯一“豪华建筑”。事实上，它已经成为江南最大的私家藏书楼之一，虽远不及苏浙“铁琴铜剑楼”、“天一阁”等有名，其规模则早已过之。只不过曾国藩告老还乡的愿望一直没能实现，因此到死也没能亲眼见到这座藏书楼。
第六节 身后事：没有“富二代”
前面我们说过，对于自己身后的打算，曾国藩早有打算。他说，存在江宁布政使衙门的一万多两养廉银，“余罢官后或取作终老之资，已极丰裕矣”。
然而这笔他自以为“极丰裕”的养老钱，后来连办他的丧事都不充裕。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下午五点，曾国藩结束办公后，到总督府西花园散步。走着走着，突然脚步不稳。原来是突发脑溢血，一个小时之后曾国藩去世，终年六十一岁。
曾国藩生前曾留下遗嘱，嘱咐孩子们给自己办丧事时不可收礼：“余若长逝，灵枢自以由运河搬运回江南归湘为便。沿途谢绝一切，概不收礼。”
然而，一品大员、中兴元老的丧事，毕竟要办得体面风光一些，花费怎么能少。曾国藩留下家产如此之少，“仕宦三十余年，囊橐萧然。薄海妇孺莫不共见之而共信之”。如果动用曾国藩的遗产，曾氏后人的生活显然就要受影响。所以曾国荃建议曾纪泽，不要遵守此项遗嘱，因为“哲人既萎，身后应办之事实非巨万可以了”。所以，“此次大事，所费不訾，受赙与否，知吾侄必有至当之衡。交谊非至厚者，自以固却为是，然如少泉中堂，筱泉制府，昌岐军门之类，似亦可以酌受。外此如恩情有似此三人者，亦当以类推之”。
不过曾纪泽拒绝了此项建议。他坚持“不受奠分，百事皆从撙节”。曾国藩生平积蓄，在丧事上花去了大半。
曾国藩去世之后，曾家断绝了最重要的收入来源。曾国藩故后五年，其子曾纪鸿因家人病重，缺钱医治，托左宗棠向远在新疆的刘锦棠借钱。左宗棠念及旧情及乡谊，以三百金赠之，并写信告诉家中说：“以中兴元老之子，而不免饥困，可以见文正之清节足为后世法矣。”
如果想要儿孙发财，对曾国藩来说实在是有太多机会了。他亲手创立的两淮盐票，起初定价很便宜，而利息非常高。据曾氏后人讲：
每张盐票的票价二百两，后来卖到二万两，每年的利息就有三四千两；当时的社会，家里只要有一张盐票，就可称为富家了。而曾文正公特别谕令曾氏一家人不准承领；按曾文正公当时的权势，自己或家人化些字号、名号，领一二百张盐票，是极其容易的事情；而且是照章领票，表面上并不违法。然而借着政权、地位，取巧营私，小人认为是无碍良心，而君子却是不为的啊！这件事，当时家母知道的很详细，而外面人却是很少有知道的。
对于曾国藩的清俭之节，虽然他自己不事张扬，但身后还是不可避免地被人提及。薛福成拟的《代李伯相拟陈督臣忠勋事实疏》中有这样一段：
曾国藩平生清廉俭朴，自持如寒素之人。所应得的养廉钱，都用于公务，自己不曾盖一间房，买一块地。衣食都很俭省，每顿饭不过四样菜；儿女婚嫁，费用规定不得超过二百两银子，以此作为家训。但是遇到友军发不了饷，灾民吃不上饭，以及地方上应该兴办的公务，他从不惜以自己节省的俸禄，来补充公款的不足。（其本身清俭，一如寒素。官中廉俸，尽举以充官中之用，未尝置屋一廛，增田一区。疏食菲衣，自甘淡泊，每食不得过四簋。男女婚嫁，不得过二百金，垂为家训。有唐杨绾宋李沆之遗风。而邻军困穷，灾民饥馑，与夫地方应办之事，则不惜以禄俸之赢余，助公用之不给。）
这种叙述，应该说是并没有夸大。
第八章 曾国藩的风水、相面、算卦和天命
第一节 从信风水到信天命
一
曾国藩留下的部分文字，似乎可以证明他是一个无神论者。
他说过：“余生平不信鬼神怪异之说。”
他在家书中谈及风水时说：“我平日最不信风水。”
他还曾表示不信八字算命之术：“八字以理推之，当不可信。若果可信，则天下每年只生得四千三百二十人矣。”
二
但是更多的文字和记载，却证明他是一个相当“迷信”的人。他一生进行过大量“迷信活动”。几乎实践过所有迷信种类：
他精通相面之术，有过大量相面实践。
他会算卦，经常自己占卜吉凶。
他相信托梦。
曾国藩长子曾桢第夭折后，欧阳夫人梦见一个老太太，自称是曾家九世祖孟学公的夫人屈氏，诉说她的坟墓多年无人打扫。曾国藩夫妇因此认为这是导致幼子夭折的原因。曾国藩于是将屈氏之墓迁出另葬，重修立碑。其碑文至今尚存。
他还相信扶乩。
咸丰八年四月，曾国藩乡居期间，家里请人扶了一次乩，预测曾家家运如何。一位赴任途中的城隍神下降曾家，预言说不久曾家将遭大难。半年后，六弟曾国华果然死于乱军之中。曾国藩晚年经常向人提起此事，以证明超自然力量的存在。
他禳过灾。
咸丰八年十月十三日，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
因各营患病者太多，且乡间居民亦病，斋醮三日，禳灾祈福。余亦诣坛拈香。
他信关公。湘军攻下天京不久，曾国藩一边忙着为诸将请功，一边郑重其事地上了一道折子，请皇帝给关帝庙赐以匾额。据他折中所说，天京之役的军功章中有关公老爷的一半。原来，曾国荃率部攻城之际，天气酷热，人不能堪，太平军趁势对攻城的湘军“屡掷火桶”，采用火攻。曾国荃乃向关公求雨，而据说关公亦欣然出手，扫去暑热，帮助湘军成此大功。
他还信痘神。
同治六年三月，曾国藩幼子纪鸿得了痘症，一时病势颇为凶险。曾国藩心为之悬悬，“乃打扫屋宇，择花园中厅净室敬奉痘神。傍夕沐浴，灯后拈香行礼”。纪鸿病愈后，曾国藩在日记中总结原因，将功劳一分为二，归之于大夫和痘神的共同努力：此次由至险而得至安，实初意所不到。一则赖痘神佑助，一则刘叟之老练精慎。
他于四月初八日亲作祭文送痘神，还给“痘娘娘”扎了状元坊一座，彩亭三座，纸伞、纸旗十把，燃爆竹十余万。过后又“以二千金修痘神庙，保金陵城内男女水无病灾”。同年九月初七，痘神庙完工，他不仅亲至庙内拈香礼拜，还特地为此庙撰联一对：“善果征前因，愿斯世无灾无害；拈香参妙谛，惟神功能发能收。”
至于祈雨敬神之类的清代地方官员公务范围内的正常举动，在他的年谱中更是多见。比如同治六年五月，他“连日步出祷雨”。“十九日，公（指曾）诣灵谷寺取水。二十日，大雨。公筹银四千两，修复灵谷寺神祠。”
三
至于曾国藩言之凿凿的“不信风水”，其中更大有曲折。
居京期间，曾国藩对风水曾经“姑妄信之”。
京官生涯中的曾国藩一方面精研理学，另一方面也热心功名。为求官运亨通，对官场中一些陋风庸习也亦步亦趋。道光二十二年，他的跟班陈升在口角之后一怒辞职。五天以后，朋友给他介绍了周某做跟班，曾国藩考察收用后，马上将此人改名为“周升”。直到咸丰八年，曾国藩日记中提及的五个仆人，还分别叫做“韩升”、“王福”、“何得”、“曾盛”、“曹荣”。可见他图吉利讲忌讳，与绝大多数官僚一般无二。
曾国藩在京官生涯中曾多次搬家，阅读这一阶段日记，我们发现找房子这个事儿耗费了他许多的时间和精力。有几次搬家是因为官越做越大，越来越讲究体面排场；而风水吉凶方面的考虑则是另几次搬家的重要原因。因为据说阳宅风水与官运息息相关。
道光二十年，进京不久的曾国藩想租一套大一些的房子，因此“至琉璃街看房子”。看好了一处院子后，却听人说这个屋子里死过人：“此屋曾经住狄老辈之夫人王恭人，在此屋殉节。”虽然殉节乃是儒学伦理中的光荣之事，曾国藩却因此打消了租这套房子的念头。他在日记中说，“京城住房者多求吉利，恭人殉节……当时究非门庭之幸。”
道光二十一年七月，朋友王继贤（翰城）到曾国藩所住的棉花六条胡同拜访。王继贤是曾国藩的湖南老乡，也是朋友圈中著名的“风水大师”。王氏一进曾宅，就连说此地风水不好，“谓余现所居棉花胡同房子冬间不可居住”，曾国藩因为“翰城善风水，言之成理，不免为所动摇”，问他怎么办。王氏掐算了一会儿，说八九两月不利搬家，因此必须于当月搬家。曾国藩因此心急火燎，坐卧不安，放下手中事务，数日东奔西走找房子：“找房屋甚急，而讫无当意者，心则行坐不定。”最后，经“邀同翰城走绳匠胡同看风水”，终于选定了一处风水上佳的新住所，才安下心来。
风水之说宋代以后大兴于民间社会。曾国藩生活的时代，普通人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