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公务员版)-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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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门子又被尊为“门政大爷”，他们是衙门内最吃香的角色。下级官员不但每次出入衙门要送他们门包，逢年过节还要专门给他们送一份很重的“门敬”，以和他们搞好关系。比如《官场现形记》第四十一回写道：“向来州，县衙门，凡遇过年，过节及督抚藩臬道府六重上司或有喜庆等事，做属员的孝敬都有一定数目，甚么缺应该多少，一任任相沿下来，都不敢增减毫分……至于门敬，跟敬（给上司跟班的钱），更是各种衙门所不能免。”甚至督抚们的礼金可免，门子们的门包却不可免。湖北巡抚宪德曾经奏报说，湖北巡抚每年有盐商送的礼金四万两，送的时候要给门子送门礼四千两，他的前任杨宗仁已经把四万两禁革了，但家人门礼四千两仍然照旧收受。

至于巡捕和签押，也都炙手可热。巡捕既负责带领官员参见总督，下级官员势必要向他打听总督的喜怒好恶。这会有一笔好处费。至于“签押”，有权在“签押房”中为官员初步处理文件，分出种类，拈出轻重缓急，其中可操作的寻租空间，更是巨大。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工作人员的重要和关键，比今天领导身边的秘书和司机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他们对地方官员很容易颐指气使，要想在地方官场上办点私事也易如反掌。所以曾国藩才专门写了这样一篇约章，对他们进行要求。

四

不搞迎送，不大吃大喝，不收礼品，管好身边人员，这些对于吏治来说，虽然重要，但毕竟都是小节。

曾国藩整顿吏治最关键的举动是挑战陋规问题。

陋规最大的害处还不是败坏了官风，而是把老百姓逼到山穷水尽的地步。羊毛出在羊身上，各级官员直至办事人员的“陋规”都直接出自百姓的血汗。早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前，各地的“附加税”就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比如江苏省在咸丰前期，一石大米值二千文钱。也就是说，如果给国家交一石米的漕粮，老百姓本来只需要交二千文钱就行了。但是官府却层层加码，各地需要交八千、十千至十八千文不等，附加税达到了正税的三倍至八倍不等。当时就有人说：“江南必反于漕。”果然，太平军一到，那些活不下去的贫民纷纷随之而去。

所以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中兴名臣”们不约而同地开始推动减轻百姓负担的问题。同治元年，江西全境基本恢复，曾国藩与江西巡抚沈葆桢参照湖南、湖北的做法，开始了本省的减负改革。江西省田赋的附加税率，原来是百分之一百二十到百分之一百七十之间（收地丁银一两，或收银一两二三钱至六七钱，或收钱一二百文至二千一二百文不等）。漕米则收一石米，要加收二三斗至五六或七八斗不等。如果改收银两，则每石米收银二三两至四五两不等。

曾国藩与沈葆桢商量之后，决定自同治元年起，将田赋附加税率定为百分之五十（每地丁正耗银一两一钱，实收库平银一两五钱），漕米每石改收二两白银。据布政使李桓估计，改革之后，每年可为老百姓减负一百多万两：“此次新章核扣，每年复可为民间节省银一百万余两，为军饷共筹银三十余万两。”

降低附加税必然就要裁减“陋规”。江西和其他省一样，“至于馈赠陋规，到任者则有上司各衙门之供应、门包，年例则有本管知府之节寿、月礼。收漕则有粮道、本府同寅文武、地方绅士之陋规与大漕馆、干修等名目。此外尚有一切随时零星馈赠之款”，“皆百余年之积弊，习为固然者也”。曾国藩与沈葆桢“仿照湖北定章，先将州县一切捐摊款项全行停止，馈赠陋规悉数裁革，以清其源，再将各属征收丁漕数目大加删减，以节其流”。

由于是首次尝试，曾国藩后来发现，江西的减税改革搞得过于激进了。如此大规模地降低附加税后，各州县收入顿减，许多地方行政开支没有着落。“1863年6月，曾国藩在描述江西局势时说：‘州县之入款顿绌，而出款则不少减。牧令深以为不便，而绅民于大减之后仍尔催征不前。’1863年期间湘军军费增加，此事使曾国藩越加后悔不该把江西省田赋税率定得偏低。”改革的不良后果使曾国藩充分认识到了“陋规”存在的部分合理性。

同治二年五月，江苏大部已经收复，曾国藩与江苏巡抚李鸿章开始研究江苏的减税问题。鉴于江西经验，江苏的陋规裁革力度没有江西的大，对于原有的陋规，有的裁革，更多的则予以保留。“只期只敷办公，不准逾额浮收。”改革之后，江苏的漕粮负担只减去了百分之二十七。这个幅度远较江西为小。

太平天国战争耗尽了曾国藩的心力。越到晚年，他对官场上的陋俗越持“浑和宽容”的态度。这种心态使得他不能下定决心，从根本上重新厘定陋规，建立一套清楚合理的新财政体系。他采取了承认现实的态度，认为陋规形成多年，合理因素与不合理因素纠结难分，无法彻底清理，只能因势利导。他说：“大抵风俗既成，如江河之不可使之逆流。虽尧舜生今，不能举斯世而还之唐虞。贤者办事贵在因俗而立制。所谓‘除去泰甚’者耳。”

从整体上看，江南地区的减赋政策对太平天国战争后经济的恢复功不可没。战争停止几年之后，原本被蹂躏得毫无生气的江南地区已经重现繁荣，许多地方已经见不到战争的痕迹。同时，官员们的贪婪榨取得到一定程度的约束，对澄清两江地区吏治也起了重要作用。

五

吏治的另一个关键问题当然是对官员的任用和管理。有治人无治法，是传统政治的不变信条。

到达祁门之后，曾国藩立刻派出幕僚，秘密考察两江地区所有高级官员（府道以上）的优劣。同时，他又要求副省级和道员级官员们汇报自己属下官员的情况。同时命各级基层官员以公文形式，谈一谈自己对本地形势和任务的看法，以此考察官员的素质：“密札司道，举劾属员，札各营统领，举劾营官哨弁，均得以密函上达。札饬道府州县官，访求地方利病、山川险要，留心所属绅民之才俊、田野之树畜。现前急应办理事件，均用书函答复。”

他还仿效唐代武则天之法，在衙门口置一木匦，名为举劾箱。号召所有军民人等，举报贪污不法官员，总督衙门对举报人严加保护。

通过一番考察，曾国藩认为两江地区急需从外地调来几位高素质的官员，来作为本地官场的楷模，为此他写信给胡林翼等好友，请他们推荐好官：“唯须得极清廉极贤之州县一二人，来此树之风声。”他甚至想把安徽省北部的地方官全都换掉，为此写信向胡林翼求助：“皖北州县，一一皆请公以夹袋中人才换之，俟当附片奏之。”

虽然对官场进行了一番洗汰，但曾国藩对两江地区的官员整体素质一直不满意。同治元年，他在给安徽巡抚李续宜的信中说：“他选用的州县官员‘皆不惬物望’，而李巡抚留用的那些人‘也非称意之选’。”这反映了大清帝国晚期吏治极度败坏之下官员素质的整体陷落。因此，曾国藩只能降格以求，以能找到“中材”为满足。到同治二年夏初，他在给郭嵩焘的信中还认为自任总督以来，“吏治毫无起色，可愧之至”。

六

直到调任直隶总督后，曾国藩才发现，和这个天子脚下的省份比起来，两江地区的地方官素质还是很高的。

同治七年七月二十日，曾国藩奉命调任直隶总督，成为天下各省督抚之首。在赴保定就任途中，曾国藩一路留心考察直隶的吏治，结果令他十分惊讶。他说直隶“风气之坏，竟为各省所未闻”，“此间吏治极坏”。

他发现，有的直隶地方官到任一年多，竟然没有升堂问过一次案。另一个问题是各地随便摊派抓差，以致穷人纷纷逃亡。在给皇帝的奏折中，他这样汇报：

臣入境以后略询民间疾苦，大约积狱太多，羁累无辜。闻有州县到任年余，未曾升堂一次，讯诘一案者。又因连年用兵，差徭甚重，大户则勒派车马，供支柴草；小户则摊派钱文，掳充长夫。劣绅勾通书役，因缘讹索车辆，有出而无归。贫户十室而九逃。

曾国藩决心痛加整顿，“大加参劾”，“严立法禁，违者重惩”。他对朋友们说，自己“素非苛刻者流”，这样做实在是迫不得已，“非刚猛不能除此官邪”。

在对属下官员们进行深入考察了解之后，曾国藩于同治八年四月将第一批应参应举之员汇奏朝廷。这次参劾的十一名劣员均为知县、知府以上官吏，其主要劣迹或是“性情卑鄙，操守不洁”，或是“貌似有才，心实贪酷”，或是“擅作威福，物议沸腾”，或是“品行卑污，工于逢迎”，或是“专事夤缘，贪而多诈”，或是“浮征勒派，民怨尤甚”，或是“词讼置之不理，积压尤多”，或是“疏慵不理公事……浮收勒派，贪名久著”。与此同时，又据实情将李朝仪等十名贤员的事迹加以表彰。

九月上旬，他又递上第二批举劾官员的名单，包括参劾劣员八名，保举贤员九名。

经过整顿，直隶官风大为改观，然而，曾国藩并不满意。他说：“年内两次举劾，虽舆论尚谓不谬，而官场习气全未转移。”就在曾国藩准备将整顿吏治进行到底之际，发生了“天津教案”。之后他又调回两江总督原任，使得直隶吏治整顿半途而废。

第五节　向小吏低头：曾国藩与潜规则

一

除了清的一面，曾国藩也有“浊”的一面。

总督时期，曾国藩在人情来往上开支不少。

在官场应酬上，曾国藩并不标新立异，而是尽量从俗。刚刚就任总督时，他曾经要求部下免于迎送，时间长了，他发现这种要求实在难以贯彻，徒然惊世骇俗，并无实益，所以越到后来，就越随波逐流了。

同治十年九月底，曾国藩到苏州阅兵。他写信给曾纪泽谈到在苏州这几天的应酬情况：

余于二十八日抵苏后，二十九竟日拜客，夜宴张子青中丞处。三十日在家会客，织造及质堂、眉生、季玉公请戏酒。初一日在恽次山家题主，后接见候补百六十余人，司道府县公请戏酒。初二日早看操，夜湖南同乡公请戏酒。

可见天天拜客，日日戏酒，曾国藩的所作所为，与一般官僚并无二致。只不过在遵从成规的同时，他尽量降低规模，简化形式，处处为他人考虑，不想给下属造成过大负担。十月初他到达上海，正好赶上他的生日。十月初十，生日前一天，地方官员们请戏酒给他预祝。十一日正生日，接惯例又要“正祝”一番。曾国藩怕大家破费太多，竭力辞退，而是自己花钱请了几桌客：

初十日，各官备音尊为余预祝。十一日又将备音尊正祝。余力辞之，而自备酒面款接各客。内厅抚提藩等二席，外厅文武印委等二十席。虽费钱稍多，而免得扰累僚属，此心难安。

这二十多席想必花了他不少钱，然而吃吃喝喝只是他日常开销中最小的部分。

两江总督本是天下最“肥”之“缺”，曾国藩的前任们因此手笔都比较丰阔。曾国藩既袭此任，在许多方面也不得不萧规曹随，比如致送炭敬。

联络京官，是地方大吏必不可少的动作。晚清官场流传的居官要诀云：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曾国藩历来厌恶官场之钻营，但是天下督抚都送的炭敬，他却不想免俗。他做京官多年，深知每年冬天那笔炭敬对他们来说意义何等重大。曾国藩致送的对象，主要是湖南籍的京官。同治五年十二月初六日，他在给曾国潢的信中说：“同乡京官，今冬炭敬犹须照常馈送。”这笔钱，每年至少数千两。

除了京官外，湖南的一些故旧之家，他于年节之际，也会致送礼金。接着上句话，他紧接着又说：“昨令李翥汉回湘送罗家二百金，李家二百金，刘家百金，昔年曾共患难者也。”

除了炭敬，另一笔比较大的花销是程仪，也就是盘缠。如前所述，迎来送往是官场上的重任。每年来往南京的大吏要员自然也不在少数。

同治九年四月，曾国藩写信给儿子曾纪泽嘱咐说：“仙屏（许振）差旋，若过保定，余当送程仪百金。是星使过境，有交谊者酬赠之常例。”

也就是说，清代官场上，皇帝派出的钦差路过辖地，与之相识的大吏在迎送宴请之外，通常还会送给他一百两程仪。他准备用这个标准来对待许振。

同治九年，江南发生著名的“刺马案”，朝廷派出刑部尚书郑敦谨（号小山）南下与曾国藩共同审理。接惯例，办完事后，地方上要送给钦差一笔很重的程仪。然而郑敦谨特别清廉，“郑小山于正月二十八日出来拜客一日，二十九日拜折后即行起程，干礼水礼一概不收，一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