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鳞开-第2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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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人说到法家，一向是商韩并举，其实两者并不相同。
　　　　商鞅是秉承李悝一脉，讲究定名止分，用法律约束世人的生产活动。如同天道设定四季，万物各行其道，不越规矩。这其实是从道家中脱胎出来的思想。
　　　　韩非被后人称为法家的集大成者，却是大儒荀况的弟子。他的思想看似与商鞅相类，却是真正的儒家思想。他强调的是由“礼”而“法”，名实相副。
　　　　虽然韩非也写下了《解老》、《喻老》两篇，认为国君应当无为，而法条则必须无所不为，被后人称为“道法家”。实际上，他只是借用了李悝、商鞅的立法手段，核心仍旧是为了达成儒家圣王“惇信明义，崇德报功，垂拱而天下治”的理想。
　　　　儒源于道，采以法；法源于道，成于儒。三家互补互存三千年来，已经脉络纠缠，只有皓首穷经，专研元典的大学者才能将之理清分明。这已经是哲学家的层面了。
　　　　世人不可能各个都是哲学家，甚至对这些完全没有兴趣，他们只关心自己的生活是否安稳。所以事实如何完全没有深究的必要，只有站稳立场才是王道。
　　　　侯方域见吴伟业总算有了悔意，暗松了一口气，一桩心事算是解开了。

三四六　马蹄带得淮河水（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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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祯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朱慈烺在洛阳召开了河南省知府级会议。会议由河南巡抚兼布政使周应期主持，皇太子安排下一阶段各府工作，表彰政绩优异者如开封知府廖兴、归德知府侯方域。
　　　　同时还宣布了新的行政区划。
　　　　首先是怀庆府和卫辉府合而为一，新成立的怀庆府下辖十二个县，成为河南大府。其次是汝州直隶州再次划归南阳府，如今的汝州知州暂领襄阳府。这样就能节约出来一套府级行政班子，提高行政效率。
　　　　作为一个礼教国家，必须遵循的基础原则就是：二人成礼，三人成仪。
　　　　看似一个简单的会议，绝对不可能所有人坐在一堂就打发了。知府桑开第对礼仪颇有研究，而且颇懂变通，将这场会议改成了“朝见”和“会筵”两个部分。先让众官朝见皇太子，然后各自入座，举行筵席。
　　　　筵席的气氛宽松，说话可庄可谐，正好和太子说的“会议”相符。
　　　　朱慈烺也很满意这种布置，他坐在居中尊位，下面的知府官员分了两边，相对而坐，就跟后世企业开高官会议没有区别。
　　　　为了应景，官员面前还放着食案，摆列着茶、水、果、糕，简单干净，节约开销。
　　　　“明年开春，全省各地，尤其是归德、怀庆，必须要保证春耕。”朱慈烺道：“明年山西方面的粮食希望能够从河南调拨。”归德和怀庆府是河南重点产粮区域。只要能够充分保证春耕开垦，做到全省自给自足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不过要是额外供应山西。那就有点压力了。
　　　　吴伟业和侯方域看着自己面前的茶水糕点，也觉得有些沉重。不过两府一向就是产粮之地，土地富饶，如今又有土豆玉米红薯等可以在山地、滩涂耕植的半粮，也不是不能完成任务。
　　　　“开封府，”朱慈烺望向年轻果敢的廖兴，“安民之后，首重治河。春耕可以量力而行。但是治河必须放在首位。廖兴，你若是能将这黄河治好，我为你请爵。”
　　　　廖兴连忙起身，躬身行礼道：“臣必定竭心尽力。”
　　　　朱慈烺很满意廖兴从来不讨价还价的工作态度。
　　　　自从西汉以来，黄河就不断地侵犯淮河。当国家太平的时候，政府能够有余力疏浚河道，修筑堤防。即便发生了水患也能赈济灾民。一旦国家有事，精力放在其他方向，黄河就会露出其凶狠的爪牙。
　　　　唐宋以后，黄土高原生态环境恶化，水土流失严重，黄河挟裹着万亿吨泥沙涌入东部平原地带。泥沙淤积。河道被填为平地，河水自然漫溢，也就形成了不能耕种庄稼的黄泛区。
　　　　弘治四年，黄河在曹州黄陵岗、金龙口等七处决口，洪水北行在张秋进入会通河。北上的漕船、货船都被堵在张秋。弘治帝命副都御史刘大夏堵口。刘大夏制定并实施北堤南分的策略。在他主持下，朝廷兴建了自曹州至徐州长五百余里的黄河北大堤——太行堤。
　　　　黄河北岸大堤形成后。阻止了黄河北泛，保障了会通河畅通。但是放任黄河向南分流，却给黄河以南地区造成了经年不断的洪水灾害。最终黄河下游南向分支越来越多，分支愈多，河流的挟沙能力愈低，河道状况也就愈益恶化。
　　　　弘治时下游分成三支。至嘉靖末年，山东、南直境内的黄河多达十三股分支，黄河已经没有了主流河道。
　　　　嘉靖二十五年，为了治黄，人为把黄河引入泗水南流，和淮河一起入海。由于黄强淮弱，淮河下游积沙渐高，形成地上河。淮河不再成为一条畅通的水道，而在淮河较低地方，即在淮泗汇口以上的洪泽湖区，首先积水成一湖泊，把宋代以前各小湖连起来，成了洪泽湖。
　　　　也是因此，淮河地区水患不断。
　　　　直到嘉靖四十四年，潘季驯开始了长达二十七年的治河工程。
　　　　在潘季驯的治理之下，黄河终于趋于稳定，但是随着河床不断淤高，黄河两岸决口增多。从万历二十四年之后，黄河几乎年年决口，灾区甚至南移到了苏州一代。
　　　　就开封而言，除了黄河水患这等天灾，还有**。之前李自成攻打开封，为了尽快破敌，决河灌城，生灵涂炭。而且后来战事变迁，李自成也不曾经营过开封，破开的河口自然不会有人去彻底修复。
　　　　如今朝廷光复了河南，廖兴也向百姓宣告从今之后河南重归王统，那么治黄的重任当然落在了皇明开封府的肩膀上。
　　　　“按照惯例是要任命一个河道总督统筹诸地的，”朱慈烺道，“现在人手不足，只能先顾好眼前，等日后国家安定之后再彻底治理。廖兴，你也要着手培养一批能干的河工出来。”
　　　　后世都以为八股取士取出来的都是书呆子，然而在大明却并非如此。大明的科举非但能取出文学家、哲学家、各种人文大师，还能取出军事家、水利专家。
　　　　潘季驯就是嘉靖二十九年的进士，初授九江推官，升任御史，后来巡按广东，再升大理寺左少卿。可以说，在嘉靖四十四年之前，潘季驯就是个标准的法官。这样的简历若是在朱慈烺手里，绝不会让他去治河。
　　　　可偏偏潘季驯还真的治出了效果。
　　　　朱慈烺不敢奢望自己手里能再出一个潘季驯，仍旧还是想走专业方向培养的路数，提高河工素养，传承潘季驯的治河理念和手段。
　　　　廖兴在得知自己分到了开封府之后，就知道治河是个避不开的问题。他早早就让人去买了《宸断大工录》、《两河管见》、《河防一览》、《留余堂集》等等潘季驯编写的书稿，做了十足准备。这回皇太子将春耕任务都推到了后面，等于额外减轻了他不小的负担。
　　　　“豫西诸府仍旧是以编户齐民、设立村学、丈量田土、引渠灌溉为主，尽量做到粮食自给。”朱慈烺道：“等过了春耕，各地首先要进行学政考核，在行政开销上，学费开销不能低于总开销的百分之三十。”
　　　　现在的东宫系官员在廉洁上还是有保证的，只要将银子花在正确的地方，肯定能够看出效果。尤其是扫盲的最大的障碍已经被一件神奇的器物扫清，教育成果的收获比之预计大大提前。
　　　　那件神器就是炭笔。
　　　　小小一支炭笔，每支成本不过七个制钱，却能让学生有足够文字的写字练习，加快文字掌握速度。朱慈烺只是接纳了俗体字在办公过程中的使用，加之炭笔的推广，行政中间过程的效率就加强了不是一星半点。
　　　　只有当材料确稿汇总之后，才会交给老秀才用毛笔以正体字誊抄归档，这样就可以数百年地保存下去。
　　　　
　　　　“今日殿下安排得如此细致，莫非是要回济南了？”
　　　　会议结束之后，知府们退了出来，纷纷议论。这也是书吏们的习惯，真正的进士官却不愿意在大庭广众之下说正事。
　　　　“听说已经有三道圣旨急召了。”耳目灵通者道。
　　　　“也是，要过春节了。”
　　　　“嘿嘿，殿下原本今年就要大婚的，国变之后就没顾上，这回肯定是要补上的。”
　　　　众人闻言，纷纷发出“理当如此”和“总算如此”的赞叹。
　　　　
　　　　朱慈烺率先离席，并不知道这些属下正在议论自己的终身大事。在这个时代，臣议其君是十分不道德的，惟独婚事和子嗣这两桩私事例外。
　　　　因为这两件事归根到底还是一件事，那就是：国统。

三四七　马蹄带得淮河水（四）
　　　　大明许多优秀的政治家，或者说是官场老狐狸，在国统这个问题上都表现出了令人诧异的迂腐。
　　　　比如嘉靖时代的大礼议之争。
　　　　嘉靖帝与杨廷和为首的文官们就到底谁是他宗法意义上的父亲、该享受何等封号、能否进入太庙、以及庙谒和乐舞的规制展开了长达十七年的斗争。最终，嘉靖帝以坚忍不拔和手段狠辣赢得了这场朝堂上的战争，为此也背上了“暴君”之名。
　　　　万历年间，万历帝宠爱郑贵妃，在郑贵妃的怂恿下想立郑妃之子朱常洵，而不是长子朱常洛，由此引发了历时二十九年的国本之争。一直到发生梃击案，福王就藩，方才落下帷幕。他不像祖父那样心狠手辣，所以败在了东林党手中。国本最终还是太子朱常洛，也就是朱慈烺的爷爷。
　　　　无论是为父亲争，还是为儿子争，说到底就是争“国统”。
　　　　朱慈烺最初并不能理解皇帝和文臣的这种执拗。等他真正能够从明朝人、明朝皇帝、明朝士子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的时候，才明白其中深意。
　　　　想想看，文官们当初跟正德皇帝的关系也不好，而且嘉靖刚登基时在他们眼里还是个不错的年轻皇帝，起码没有正德帝那般胡闹。
　　　　兴献王本身从未得罪过文臣，是宪宗第四子，而且已经作古，就算给他个皇帝称号又如何？就算庙谒的时候排场大点又如何？就算乐舞的人数多点又如何？
　　　　但是，就不可以！
　　　　因为这些表象之下，是明帝国，乃至华夏社会的承重墙。
　　　　这面承重墙就是：纲常。
　　　　在儒教纲常的基础上，国家、民族、文化才能层层建设。若是这个基础被人破坏，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就会崩塌，秩序就会被破坏。而秩序一旦被破坏，他们所掌握的游戏规则也就会改写，甚至有极大可能失去制定规则的权力。
　　　　一旦皇帝有意无意地对这块基石、这种秩序、这个规则下手的时候，文官集团就只能争个你死我活，除非他们甘心坐以待毙。
　　　　当年董仲舒向汉武帝进献《举贤良对策》的时候，就是儒生们提出了一则极具诱惑力，同时也充满了对帝王进行束缚的契约。从汉武之后的历代皇帝，或是贤王或是昏君，都不得不在这纸契约中玩弄政治游戏。
　　　　明白这点之后，朱慈烺就能知道自己将来掌握皇权之后，将面对什么样的对抗力量。他必须在这股力量之下进行周旋，一方面完成自己的事业规划，一方面在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将对面的力量引入笼子。
　　　　现在皇太子的身份已经给了他足够的保障，就像是老虎过街，人人喊打却没人敢打。下一步就是生一个皇子，封为皇太孙，进一步稳固自己的地位，断绝所有藩王承祧宗庙的可能性。
　　　　这就需要大婚。
　　　　在众人都知道的三份明旨之外，还有周皇后和懿安张皇后送来的懿旨。这些或明或暗的旨意，都指向了这个问题。朱慈烺自然不能，也没必要在这个问题上跟全家、全国都搞得不愉快。
　　　　到底他的年龄摆在那里的。
　　　　按照明朝人的计岁习惯，翻过年去，皇太子就是十七岁了。就算是普通大户人家的孩子，这个年龄上也该定了亲事。若是没有丧亲、科举等不可抗力，肯定是要完婚生子开枝散叶的。即便是吴伟业那般一场场科举连着考下来，都赶在二十二岁时成了亲。侯方域也是早早就娶了正妻常氏。
　　　　东宫系统的年轻人中只有廖兴和陈德都是十**岁还没成亲，但那是因为家里人看他们前途广大，为了确保正妻是门当户对的人家，所以没有着急去找人下聘。
　　　　给乙等区域的知府们开完了会，朱慈烺没有再耽搁，先快马疾驰去南阳慰劳一番游击营将士，旋即便又转过头走陆路返回济南。
　　　　
　　　　崇祯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济南行宫里张灯结彩，喜气洋洋地准备过年。这种喜庆的气氛在崇祯十一年之后就很罕见了，全亏皇太子殿下用兵如神，一举收复中州大地。
　　　　“冬至节在外忙着打仗也就罢了，眼看就要到春节元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