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九五七-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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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就去洗澡，农场惟一的澡塘在四大队，有三里多远。路两边的玉米长至半腰深，麦子开始变黄了，再过几天就要开镰收麦了。眼下是农活较少的时候，所以安排了放假洗澡。“骑驴拄棍，舒服一阵儿是一阵儿”。我们不想即将到来的会蜕去一层皮的割麦，只想眼前这难得的轻松。一路上兴致很高，说说闹闹，还有人哼起了家乡小调儿。带队的郝管教和几个警卫也未干涉。我的眼光是一直盯着李德志的，他在队伍的前面，我趁人不注意溜到他的身旁，我悄声问他怎么忽然被判了刑。他歪头看了我一眼说你何不问问自己在K大读书读得好好的怎么忽然被判了刑？我噎住了。我本来想问过这个后再询问冯俐的情况，让他呛了一下，就把要出口的话咽进肚里。也许洗完澡后他的心情会好起来，等回来的路上再问吧，要不就等到晚上。我想。这时队伍里有人在哼唱京剧《空城计》，是诸葛孔明的唱段。李德志歪头问我：唱戏的是什么人？我告诉他该人姓林名永乾，是个敌矛。他说这人活不过十月。我顿时一惊，说你咋这么口毒。他说铁定的事。从他的名字就看出他的阳寿已不多了，永乾就是永干，林子干了不死才怪呢。我知道李德志一向是神经兮兮的，在K大宿舍时就向我吹嘘过用数学公式推测事物，他自己的倒霉事实已证明他的推测是不灵的，否则就该咬紧牙关躲过这场灾祸才是。现在由劳教分子变成劳改分子，还仍然积习不改，可谓是顽冥不化了。林永乾唱毕又有人唱起了山东吕剧《李二嫂改嫁》。李德志说这是你的家乡戏。我说是。他说你怎么不帮帮腔？我说没那个心情。他问到农场以后下没下过棋？我说累死累活的哪还有心思下棋。他说脑子不用会萎缩的。我问你还是自己和自己下棋吗？他说下。他说咱俩现在下一盘咋样？我说现在怎么下？他说自然是下盲棋。我说这么不行，我记不了几步棋。他说这更需要锻炼了。我想反正都是无聊，不妨叫花子操腚自得其乐吧。说下就下。就这么我俩边走边用嘴跳马走车的下起了棋。我自知不是他的对手，也没赢棋的想法，思想上很轻松。排除杂念，眼前只有棋局的幻象。大约走了十几步棋，脑子里的棋局乱了。自动告输。李德志说再下一盘，我说脑子挺累不下了。李德志说可见你太缺少锻炼了，要这样下去有朝一日从农场出去也成白痴了。我没吱声。他又说上帝安在人身上的东西都是有用的，不用就废了。像胯裆里吊着的那个玩意儿——不信洗澡的时候你观察一下，恐怕个顶个都是硬不起来的。李德志这句话使我感到很别扭，心想就是成了劳改犯也不能失去知识分子的体统啊。尽管心里这么排斥，可洗澡的时候我还是忍不住往人们胯下看了看，果如李德志所言都是软绵绵的，一无生机。男人们都知道那玩意儿在受热之后会朝气蓬勃起来，却没有，僵死了一般。我想恐怕不完全像李德志所说是用与不用的问题。更多的是意识，须知没有燃料的机器是发动不起来的，人身上的“机器”也同样。一切都没有指望，包括妻子和恋人近在咫尺的吴启都和我，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6月24日：李德志告诉我，他不知道冯俐的情况。
6月25日：去向郝管教请示去帽儿山农场规劝冯俐的问题。郝管教的答复是这事须请示场部，即使场部领导同意也须与帽儿山农场协调，事情很复杂。郝管教答应将我的要求转达场领导，并肯定了我这是积极靠拢政府的行动。
——郝管教的回答是我意料之中的。尽管他说要将我的要求汇报场领导，但我却不抱太大希望。
6月29日：听说竹川从医疗室逃跑了。这是罪上加罪，何苦呢？引以为戒啊！
——消息首先是到场部出公差的林永乾回来说的。有人不相信，说一个快死的人跑个啥劲呢？死在里面和死在外面又有什么两样？我相信消息是真实无讹的，事实上竹川已经把他想逃走的意愿暗示给了我。他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死前能见家人一面是他惟一的愿望。凭这一点死在里面和死在外面就不一样。我只是担心病入膏肓的竹川能否成功，从这里到他的家乡千里迢迢，就是一个健康人也要经受一番辛苦劳顿。何况已极度虚弱的他。正式消息是晚点名时于队长在队前宣布的。这类坏消息场部一般是不轻易宣布的。能瞒就瞒，瞒不过去就借宣布之机进行一番恫吓，于队长将“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之类的套话说完后，开始即兴发挥，说在这里我可以直言不讳地告诉你们，想跑的都可以试乎试乎，不拦，我要看看你们长了多少条腿。不信你跑得出清水塘能跑得出中国？监狱最后一道围墙在边界上，边防军的枪子不是吃素的，何况你们根本到不了边界。就说刚跑了的那个逃犯，恐怕是连清水塘农场也跑不出去的了，我对保卫科的人说了，用不着去追，等割倒了麦子在麦垄里找他的尸首……平日对队长管教们的训斥我们已习以为常了，什么难听的话都不在乎，有点刀枪不入的意思，可听了于队长最后这句话我感到毛骨悚然，我眼前真的浮现出于队长描绘的那种情况：热烘烘的麦茬地上躺着竹川干枯的躯体，像一具木乃伊……
7月6日：今天头一天割麦。
——这天本来有许多事情可记，但收工后太疲劳了，仅写了一行就丢下了笔，呼呼睡去。晚点名是高干将我吼起来的。回想起来，劳累是一，另外精神上也很懊丧。这事得从头天晚上说起，晚点名聆听了于队长关于麦收的动员之后，回到监舍大家一齐做第二天的劳动准备，准备包括思想方面的（讨论于队长动员报告做表态发言）和实际方面的，如磨镰刀和穿衣问题，共识是穿囚衣太热，出汗多，赤膊麦芒扎。最合适是穿一件背心，就都准备了背心。早晨起来把背心贴身穿了，又穿上囚衣，到了地头，都拉开了晃开膀子大干一场的架势，一齐脱了囚衣扔在地头上。这时候出现了这样一种景象：“敌矛”们几乎都穿了印有原单位名称的背心，“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首都师院”、“北京戏剧学院”、“北京钢铁学院”、“北京医学院”、“天津大学”、“河北师院”……一瞬间完全可以使人产生这样一种错觉，不是一伙犯人被监管劳动，而是北京高等院校师生下来进行助农劳动。这突如其来的景象使在场的管教们怔了一下，接着便脸色大变。脾气暴躁的佟管教首先吼叫起来：你们这是有预谋是不是？！你们究竟想干什么？！这时候大部分“预谋者”被佟管教吼愣了，你看我我看你，终于晓悟出佟管教所说的“预谋”是指什么了，便不约而同地低下头看看自己穿在身上的印字背心。我穿的是印有K大学字样的背心，是大一时班级集体从校总务处买的。以后每年都买一两件。有大学生活经历的人都晓得，穿这种背心在师生中极普遍，就像佩戴校徽差不多。说时尚也好，说炫耀也好，反正是不能一概而论的。我们被逐出校门来到劳改农场，虽然身份变了，可这些旧物舍不得扔掉，何况当时购买时都是交了钱和布票的。农场对犯人有着装规定，但并没有明文禁止穿这些旧衣，休息的时候在监舍以及监舍外面的狭小区域里我们穿，管教见了并不干涉。这次引得管教们反感动怒也着实是穿的人太多，太扎眼。长久的劳改生活又使我们建立起一种强迫观念，只要管教斥责，就认为自己有错。所以听了佟管教斥责后没人辩驳。奇怪的是那时候我竟然想到了古时的黄巾起义，起义者以头扎黄巾为标志。如此管教们视我们的印字背心也是一种标志，你也就无话可说。这种背心标志着什么呢？很明显，标志着知识者身份。果然佟管教接着便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的症结，他说：你们这是在向我们示威吗？想向我们显示你们有知识有文化吗？我们一声不吭地听着。他又说：别枉费心机了，资产阶级的文化知识是臭狗屎，无产阶级把它当肥料用。这时已走过来多时的于队长插话说：穿衣戴帽各有所好。他咳嗽了一声，大概嗓子眼有痰，又清了清嗓子。谁都能听得出于队长冷丁冒出的话明显站在犯人立场上，我们惊讶了，更为惊讶的是佟管教，他的脸像被人掴了一巴掌那么青紫。我当时心想，于队长今个咋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但是且慢，于队长清完了嗓子接着又说：这句从旧中国来的话已不适用于新社会了，更不适用于我们农场。穿衣戴帽哪能随随便便？谁都一样，比方我必须穿警服，你们必须穿囚服。在这里我要说：佟管教的政治嗅觉是非常灵敏的，否则要产生极其不良的政治影响。于队长说这个我们一点儿也不惊讶了。他不这么说就不对头了。于队长又发感慨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啊，国际上是这样国内也同样啊！这时佟管教的神色已恢复过来，他请示于队长可以不可以开始割麦，于队长说开始吧。前面说过的强迫观念这时再次显现出来，“敌矛”们一齐脱下了印字背心，我也脱了，队长管教没再指出这般有没有政治问题，许多“内矛”也脱光了膀子。看样在热和挨麦芒扎这两种情况下，大家的选择是一致的。
这天我近距离地看到了吴启都的妻子齐韵琴，所谓近距离是相对以往而言，以往是远远只能看到一个女人的轮廓，现在几乎是面对面了。吴一家的情况是应该加以补充的，自从管教剥夺了吴妻探视的权利，吴妻隔几天就带着儿子到我们干活的地方来相见，古戏《楼台会》变成了《地头会》。过程几乎是相同的，太阳升高的时候一大一小两个黑点从南面的帽儿山下移动过来，在警戒线以外停止，就显出一大一小两个人形来。吴妻也不贸然向前，儿子将带来的东西匆匆送给爸爸，然后转身跑回母亲身边。在经过一个漫长的注视过程后——大约中午时分，母子俩就离开了。这时我们也收工了。开初管教和警卫都企图阻止这种影响极坏（管教语）的会见，加以驱赶，而他们采取潮水战术，赶时就往后退退，一走开就又扑过来，十分执拗。没有办法，后来就不再管了。作为惩罚，正常的探视就一直不安排。可以说吴一家这种独特的聚合在整个农场是罕见的。由此，我又想到十九世纪俄罗斯的十二月党人的流放生活。许多人的漫漫征途由妻子相伴随，画面是凄婉而优雅的，透着高傲与温情。相比之下，我们这里的犯人就孤苦伶仃了。虽然国家有探视的规定，实际上来的家属都很有限，有的犯人一年也见不到家人一次。许多人的妻子提出了离婚，“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到来各自飞”这句中国成语本来就让人匪夷所思，却一次又一次被验证。只我们班这个小范围就有好几个人判刑后老婆提出了离婚，李戍孟便是其中之一。相比之下，吴启都的妻子真是令人敬佩。我说那天近距离看到了齐韵琴，是管教让我去地边的一座小树林取他挂在那里的军用水壶，齐韵琴和她儿子就站在不远的地方，第一眼看见她我怔了一下，她的长相使我一下子想起我的一位小学老师。十二岁以前我随祖母在原籍农村生活，小学上到五年级。那位女老师姓孙，天津人，会唱歌会画画，对学生非常和蔼。我们都很崇拜她，把她当师长又当知心朋友，听她的话，有心里话也肯对她说。在我进城的前一年，她回天津了。我看见齐韵琴差一点喊出一声“孙老师”来。不会是孙老师，这一点只须稍一冷静便会明确。她是吴启都老师的妻子，她是我女朋友冯俐的难友，她是我此时此刻最希望能与之攀谈的一个人。只需再向她迈过去几步，我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