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寒资料集-第8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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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国玉玺漫谈
民族所邸永君
“传国玉玺”，又称“传国玺”，为秦以后历代帝王相传之印玺，乃奉秦始皇之命所镌。其方圆四寸，上纽交五龙，正面刻有李斯所书“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篆字，以作为“皇权神授、正统合法”之信物。嗣后，历代帝王皆以得此玺为符应，奉若奇珍，国之重器也。得之则象征其“受命于天”，失之则表现其“气数已尽”。凡登大位而无此玺者，则被讥为“白版皇帝”，显得底气不足而为世人所轻蔑。由此便促使欲谋大宝之辈你争我夺，致使该传国玉玺屡易其主，辗转于神州赤县凡二千余年。然终于销声匿迹，至今杳无踪影，辄令人扼腕叹息。
“传国玉玺”就材于“和氏之璧”。春秋时，楚人卞和在山中得一璞玉，献与厉王。王使玉工辨识，云为石也。王怒，以欺君罪刖卞和左足。后武王即位，卞和复献玉，仍以欺君罪再刖右足。及文王即位，卞和抱玉坐哭于荆山之下。文王遣人问询，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文王使良工剖璞，果得宝玉，因称和氏璧。威王时，相国昭阳灭越有功，王以此和氏璧赐之。旋昭阳在水渊畔大宴宾客赏璧，是时有人大呼：“渊中有大鱼！”众人乃离室临渊观之，回席后和氏璧竟不翼而飞。当时疑为门人张仪所窃，于是拘仪而严加拷问无果。张仪受此凌辱，怀恨在心，便一气之下，离楚入魏，再入秦，秦惠文王后元十年（前315），拜为秦相，乃游说诸国联秦背齐，复以使节身份入楚，瓦解齐楚联盟。后拘怀王，克郢都，尽取楚汉中之地，终于得报此仇。
后此璧为赵国太监缨贤所得，旋被赵惠文王据为己有。秦昭王闻之，“遗书赵王，愿以十五城请易璧”，当时秦强赵弱，赵王恐献璧而不得其城，左右为难。蔺相如自请奉璧至秦，献璧后，见秦王无意偿城，乃当廷力争，宁死而不辱使命，并以掷璧相要挟，终致秦王妥协，得以“完璧归赵”。
秦王政十九年，（前228），秦破赵，得和氏璧。旋天下一统，嬴政称始皇帝。命李斯篆书“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咸阳玉工王孙寿将和氏之璧精研细磨，雕琢为玺。传国玉玺乃成。据传，秦王政二十八年（前219），秦始皇乘龙舟过洞庭湖，风浪骤起，龙舟将倾，秦始皇慌忙将传国玉玺抛人湖中，祈求神灵镇浪。玉玺由此失落。而八年后，华阴平舒道有人又将此传国玺奉上。自是，其随江山易主凡不下十数次，尽尝坎坷流离之痛楚。
秦子婴元年（前207）冬，沛公刘邦军灞上，秦王子婴跪捧玉玺献于咸阳道左，秦亡。传国玺得归刘汉。西汉末年，外戚王莽篡权，时孺子婴年幼，玺藏于长乐宫太后处。王莽遣其弟王舜来索，太后怒而詈之，并掷玺于地，破其一角。王莽令工匠以黄金补之。及莽兵败被杀，禁卫军校尉公宾得传国玺，趋至宛，献于更始帝刘玄。更始帝刘玄三年（公元25），赤眉军杀刘玄，立刘盆子。后刘盆子兵败宜阳，将传国玺拱手奉于汉光武帝刘秀。至东汉末年，宦官专权。灵帝熹平六年，袁绍入宫诛杀宦官，段珪携帝出逃，玉玺失踪。
至献帝时，董卓作乱。孙坚率军攻入洛阳。某日辰时，兵士见城南甄宫中一井中有五彩云气，遂使人入井，见投井自尽之宫女颈上系一小匣，匣内所藏正是传国玉玺。孙坚如获至宝，将其秘藏于妻吴氏处。后袁术拘吴氏，夺玺。袁术死，荆州刺史徐璆携玺至许昌，时曹操挟献帝而令诸侯，至此，传国玺得重归汉室。
汉献帝延康元年（公元220），献帝被迫“禅让”，曹丕建魏，改元黄初。乃使人于传国玺肩部刻隶字“大魏受汉传国玺”，以证其非“篡汉”也，实乃欲盖弥彰。魏元帝曹奂咸熙二年（公元265），司马炎依样而行，称晋武帝，改元泰始，传国玺归晋。晋永嘉五年（公元311），前赵刘聪俘晋怀帝司马炽，玺归前赵。十九年后，后赵石勒灭前赵，得玺。更别出心裁，于右侧加刻“天命石氏”。又二十年，再传冉魏，后冉魏求乞东晋军救援，传国玺为晋将领骗走，并以三百精骑连夜送至首都建康（今南京），由此，传国玺乃重归晋朝司马氏囊中。
南朝时，传国玺历经宋、齐、梁、陈四代更迭。隋一统华夏，将传国玺收入隋宫。大业十四年（公元618）3月，隋炀帝杨广被杀于江都（今扬州），隋亡。萧后携太子元德携传国玺遁入漠北突厥。
唐初，太宗李世民因无传国玉玺，乃刻数方“受命宝”、“定命宝”等玉“玺”，聊以**。
贞观四年（公元630），李靖率军讨伐突厥，同年，萧后与元德太子背突厥而返归中原，传国玺归于李唐，太宗龙颜大悦。
唐末，天下大乱，群雄四起。唐天祐四年（公元907），朱全忠废唐哀帝，夺传国玺，建后梁。十六年后，李存勗灭后梁，建后唐，传国玺转归后唐。又十三年后，石敬塘引契丹军至洛阳，末帝李从珂怀抱传国玺登玄武楼自焚，传国玺就此失踪。
后周太祖郭威时，遍索传国玺不得，无奈镌“皇帝神宝”等印玺两方，一直传至北宋。北宋哲宗时，有农夫名段义者于耕田时发现传国玺，送至朝廷。经十三位大学士依据前朝记载多方考证，认定乃始皇帝所制传国玺。而朝野有识之士多疑其伪。至北宋末年，徽宗好风雅，增刻印玺十方，时人有画蛇添足之讥，其实徽宗似有淡化传国玺地位之深意在其中也。
宋靖康元年（公元1126），金兵破汴梁，徽钦二帝被掠，“传国玺”被大金国掠走，其后便销声匿迹。
元至元三十一年（公元1294），世祖忽必烈崩。“传国玉玺”忽现于大都，叫卖于市，为权相伯颜命人购得。伯颜曾将元朝收缴各国之历代印玺统统磨平，分发给王公大臣刻制私人印章。传国玉玺亦恐在其中而遭不测。
元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朱元璋在建康称帝，号大明，改元洪武。继而北伐，蒙元朝廷弃中原而走漠北，继续驰骋于万里北疆。明初，太祖遣徐达入漠北，穷追猛打远遁之残元势力，其主要目的便是索取传国玉玺，然最终还是无功而返。
明清两代，时有“传国玉玺”现身之鼓噪，然皆附会、仿造之赝品。如明孝宗时，曾有人进献所谓“传国玉玺”，孝宗认定其为赝品而未采用。至清初时，紫禁城藏御玺三十有九，其中一方即被称作“传国玉玺”。而乾隆时，高宗皇帝颇好考据，钦定其为赝品。但权且以假当真，聊以充数，亦无深究者。
民国成立，清廷退位，但依优待条件，仍盘踞紫禁城而称孤道寡。直至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11月，末代皇帝溥仪被冯玉祥驱逐出宫，此“传国玉玺”复不见踪影。当时冯部将领鹿钟麟等人曾追索此镶金玉玺，至今仍无下文。
由是，历经两千余年风风雨雨、扑朔迷离，“传国玉玺”数隐数现，最终湮没于历史的漫漫长河之中。皇帝亦淡出中国历史，更无所谓“白版”不“白版”矣。
六个朝代皆短命怪不得秦始皇
作为“六朝古都”、“十朝都会”，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南唐、明、太平天国和中华民国先后在南京定都。但奇怪的是，只要是在金陵定都的政权，无一例外的“短命”（明朝后迁都例外）。长期以来，解释这种现象并影响巨大的一个传说称，当年秦始皇东巡浙江经过此地，觉得金陵地形有王者之气，他怕后世有人来跟他的子孙争夺江山，便叫人掘断连冈，泄掉金陵王气。虽然只是传说，但这种说法在南京民间流传甚广。近日，南京古代史研究学者刘宗意表示，这个传说纯属讹传，南京的地形完全是天然形成的。
秦始皇泄王气的真相
古代风水术认为，掘断山脉改变地形，就能达到泄“气”的目的。刘宗意介绍说，唐《元和郡县志》说：“秦凿金陵以断其势，方山石垝是所断之处也。”唐《建康实录》说：“因凿钟阜，断金陵长垄以通流，至今呼为秦淮。”此说法在古代就有人曾提出质疑。
根据记载，在两百万年前，秦淮河就已经流经南京，并留下40米厚的泥沙沉积，非秦始皇所开。秦始皇“断方山”开秦淮泄王气之说是站不住脚的。
风水缺口早就存在
史书中所说的凿“钟阜”、堑“北山”、掘“连冈”、断“长垄”四个泄王气的地点究竟在哪里？刘宗意研究发现，其实，上述四处说的都是一处。金陵王气地形是从钟山到石头山（今清凉山）的山冈，这是古金陵的风水线。但是这里有一个过水缺口，玄武湖水从这里南下入秦淮，按风水理论，“王气”应该是从这个山冈缺口泄走的。不过，地质勘探表明，这是一个天然缺口，在几百万年前的地质时期就存在了。且古人早有名言在先：“兴亡是人事，山川空地形”，兴亡与否完全是人为因素决定的，跟地形无关，看来即使做了再大的手脚，秦始皇泄金陵王气之作为只能是一厢情愿罢了。
秦朝时皇帝名号的由来及制度
“皇帝”这一名号，创始于秦始皇，据《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日：‘……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玉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他如议。’制曰：‘可’。”由此可见，皇帝名号的确立，乃是秦完成统一大业的产物。
为适应对全国实行强有力的统治的需要，除制订旷古以来最崇高的名号以外，还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名位制度，以突出皇帝崇高的地位，保证皇帝权力的行使。所以，汉代因秦之名号，又作出许多修订和补充。在名号上“秦承周末，为汉驱除，自以德兼三皇，功包五帝，故并以为号。汉高祖受命，功德宜之，因而不改也”。在名位制度上又规定了许多新的内容，“汉天子正号曰皇帝，自称曰朕。臣民称之曰陛下。其言曰制诏，史官记事曰上。车马衣服器械百物曰乘舆。所在曰行在所，所居曰禁中，后曰省中。印曰玺。所至曰幸，所进曰御。其命令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书”。由于皇帝至尊地位的确定，凡与皇帝有亲属关系的人也有了特定的尊号，如皇帝父母称“太上皇”、“皇太后”；祖母称“太皇太后”；妻妾称“皇后”、“夫人”、“妃嫔”；子称“皇太子”、“皇子”：姑称“大长公主”，姐称“长公主”，女称“公主”；孙称“皇孙”等，形成了一整套专用的名号，并长期固定下来。
皇帝的名号制度还包括死后的谥号、庙号、陵寝号等，旨在维护皇帝尊严，突出正统并加以神化。
谥号是人死后按其生干事迹评定褒贬给予的称号。“溢者，行之迹也，号者，功之表也”。早在西周时，谥号就已在贵族中普遍实行。秦始皇为突出帝王的尊严，不允许群臣和后人对自己有所指摘，下令废去皇帝之溢。西汉吕后当权时才加以恢复，规定帝王溢号由礼官议定，群臣上奏，报请新皇帝裁决。从西汉至隋，帝王的谥号基本上是按古礼所载而定。如西汉孝惠皇帝，据《谥法》：“柔质慈民曰惠”，而“孝子善述人之志，故汉家之谥，自惠帝以下皆称孝也”。当时的溢号基本上反映了帝王的一生功过，只是用词比较隐讳，字数也在一二字之间，不像唐以后那样多用推崇和恭敬的词语，字数也越来越多。
庙号是皇帝死后在太庙立室奉祀时待起的名号。秦始皇自以为其统治可传万世，因此以世系为庙号。汉代恢复古札，以“祖”或“宗”为庙号，虽然还是按世系排定，但是，“祖有功而宗有德”，自称功德是建立庙号的标准，因此“汉之子孙，以为功莫盛于高帝，故为帝者太祖之庙；德莫盛于文帝，故为帝者太宗之庙”。西汉12帝，称祖或宗者仅5人，东汉13帝，称祖或宗者7人；两晋15帝，称祖或宗者7人。这种制度为后世因循，“自唐以来，诸帝庙号莫不称宗，而此义混矣”。
陵寝是皇帝死后安葬的地方，其名号一般是根据皇帝生前的功过和世系而命名的。开国皇帝之陵一般都称为“长陵”，而以后的皇陵则要依其生前事迹和世系来命名，诸如茂、义、康、显节、高平等陵。皇陵也有以地处命名的，如汉文帝的霸陵，魏文帝的首阳陵，孙权的蒋陵等，但这种情况很少见。为皇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