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寒资料集-第49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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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朝廷将茶输边易马,作为杀手铜,欲借此“以制番人之死命”,茶成了明代一个重要的政治磋码。
清代,左宗棠收复新疆,趁机输入湖茶,并作为一项固边的经济措施。
茶是个灵物,随国家政治的举措而升沉起伏,辉煌过,也晦气过。
史书记载,1044年(宋仁宗庆历四年。西夏景宗天授礼法延诈七年八家与夏议和,宋封元是为夏国王,并每年给以“银七万两,纲十五万匹,茶叶三万斤。”
宋朝国人将茶贡给朝廷,朝廷又将它贡给西夏,以取悦强敌。茶负载的不是友谊,而是对强权的屈服。
在我国清代,官场钦荣有特殊的程序和含义,有别于贵族茶道、雅士茶道、禅宗茶道。在隆重场合。如拜谒上司或长者,仆人献上的盖碗茶照例不能取饮,主客同然。若贸然取饮,便视为无礼。主人若端茶,一意即下了“逐客令”,客人得马上告辞,这叫“端茶送客”。主人令仆人“换茶”,表示留客,这叫“留茶”。
茶作为有特色的礼品,人情往来靠它,挖门子搭桥铺路也靠它。机构重叠,人浮于事,为官为燎的,“一杯茶,一包烟,一张‘参考’看半天”。茶通用于不同场合,成事也坏事,温情又势利,茶虽洁物亦难免落入染缸,常扮演尴尬角色,借茶行“邪道”,罪不在茶。
茶入商场,又是别样面目。在广州,“请吃早茶!”是商业谈判的同义语。一盅两件,双方边钦边谈。隔着两缕袅袅升腾的水气打开了“商战”,看货叫板,讨价还价,暗中算计,价格厮杀,终于拍板成交,将茶一饮而尽,双方大快朵颐。没茶,这场商战便无色彩,便无诗意。只要吃得一杯早茶,纵商战败北,但那茶香仍难让人忘怀。
茶入江湖,便添几分江湖气。江湖各帮各派有了是是非非,不诉诸公堂,不急着“摆场子”打个高低,而多少讲点江湖义气,请双方都信得过的人物出面调停仲裁,地点多在茶馆,名叫“吃讲茶”。这不为错,茶道之宗旨就有“致清导和”一说。
茶道进入社区,趋向大众化、平民化,构成社区文化一大特色。如城市的茶馆就很世俗,《清稗类钞》记载:
京师茶馆,列长案,茶叶与水之资,须分计之;有提壶以注者,可自备茶叶,出钱买水而已。汉人少涉足,八旗人士,虽官至三四品,亦厕身其间,并提鸟笼,曳长裙、就广坐,作茗憩,与困人走卒杂坐谈话,不以为忏也。然亦绝无权要中人之踪迹。
民国年间的北京茶馆溶饮食、娱乐为一体,卖茶水兼供茶点,还有评书茶馆,说的多是《包公案》、《雍正剑侠图》、《三侠剑》等,顾客过茶病又过书痛;有京剧条社,唱戏者有专业演员也有下海票友,过茶瘾又过戏瘾;有艺茶社,看杂耍,听相声、单弦,品品茶,乐一乐,笑一笑。
点茶道
中国茶道在宋明时期又出现了除煎茶道之外的点茶道。
宋明时期——点茶道
点茶法约始于唐末,从五代到北宋,越来越盛行。十一世纪中叶,蔡襄著《茶录》二篇,上篇论茶,色、香、味、藏茶、炙茶、碾茶、罗茶、候汤、点茶,下篇论茶器、茶焙、茶笼、砧椎、茶钤、茶碾、茶罗、茶盏、茶匙、汤瓶。蔡襄是北宋著名的书法家,同时又是文学家、茶叶专家、荔枝专家、其《茶录》奠定了点茶茶艺的基础。
十二世纪初,宋徽宗赵佶著《大观茶论》二十篇,包括地产、天时、采择、蒸压、制造、鉴辨、白茶、罗碾、盏、杓、水、点、味、香、色、藏焙、品名、包焙等。赵佶是杰出的艺术家,书画、诗文皆佳,且精于茶道。点茶道蕴酿于唐末五代,至北宋后期而成熟。
(一)点茶道茶艺
点茶道茶艺包括备器、选水、取火、候汤、习茶五大环节。
1。备器
《茶录》、《茶论》、《茶谱》等书对点茶用器都有记录。宋元之际的审安老人作《茶具图赞》,对点茶道主要的十二件茶器列出名、字、号,并附图及赞。归纳起来点茶道的主要茶器有:茶炉、汤瓶、砧椎、茶钤、茶碾、茶磨、茶罗、茶匙、茶筅、茶盏等。
2。选水
宋人选水承继唐人观点,以山不上、江水中、井水下。但《大观茶论》“水”篇却认为“水以清轻甘洁为美,轻甘乃水之自然,独为难得。古人品水,虽日中泠、惠山为上,然人相去之远近,似不常得,但当取山泉之清洁者。其次,则井水之常汲者为可用。若江河之水,则鱼鳖之腥、泥泞之汗,虽轻甘无取。”宋徽宗主张水以清轻甘活好,以山水、井水为用,反对用江河水。
3。取火
宋人取火基本同于唐人。
4。候汤
蔡襄《茶录》“候汤”条载:“候汤最难,未熟则沫浮,过熟则茶沉。前世谓之蟹眼者,过熟汤也。沉瓶中煮之不可辨,故曰候汤最难。”蔡襄认为蟹眼汤已是过熟,且煮水用汤瓶,气泡难辨,故候汤最难。赵佶《大观茶论》“水”条记:“凡用汤以鱼目蟹眼连绎进跃为度,过老则以少新水投之,就火顷刻而后用。”赵佶认为水烧至鱼目蟹眼连绎进跃比较合适,而蔡襄则认为烧至蟹眼时水已过熟。汤的老嫩视茶而论,茶嫩则以蔡说为是,茶老则以赵说为是。
5。习茶
点茶道习茶程序主要有:藏茶、洗茶、炙茶、碾茶、磨茶、罗茶、点茶(调膏、击拂)、品茶等。
蔡襄、赵佶、朱权、钱椿年、顾元庆、屠隆、张谦德而外,丁谓、范仲淹、梅尧臣、欧阳修、林通、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对点茶艺都有所贡献。苏轼的《叶嘉传》,明写人,暗写茶,文中暗含点茶法。
(二)茶礼
朱权《茶谱》载:“童子捧献于前,主起举瓯奉客曰:‘为君以泻清臆。’客起接,举瓯日:‘非此不足以破孤闷。’乃复坐。饮毕,童子接瓯而退。话久情长,礼陈再三。”朱权点茶道注重主、客间的端、接、饮、叙礼仪,且礼陈再三,颇为严肃。
(三)茶境
点茶道对饮茶环境的选择与煎茶道相同,大致要求自然、幽静、清静。苏轼诗有“一瓯林下记相逢”,陆游诗有“自挈风炉竹下来”,“旋置风炉清樾下。”朱权《茶谱》则记:“或会于泉石之间,或处于松竹之下,或对皓月清风,或坐明窗静牖(yǒu)。”
(四)修道
《大观茶论》载:“至若茶之有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冲淡闲洁、韵高致静,则百遑遽之时可得而好尚之。”“缙绅之士,韦布之流,沐浴膏泽,薰陶德化,盛以雅尚相推,从事茗饮。”这说明,宋代的人认为茶可以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冲淡闲洁、韵高致静,所以“士庶率以薰陶德化”。
审安老人作《茶具图赞》列“茶具十二先生姓名字号”,附图及赞语。以朝廷职官命名茶县,赋予了茶具的文化内涵,而赞语更反映出儒、道两家待人接物、为人处世之理。木侍制《砧椎》赞有“上应列宿,万民以济,禀性刚直。”金法槽(茶碾)赞有“柔亦不茹,刚亦不吐,圆机运用,一皆有法。”石转运(茶磨)赞有“抱坚质,怀直心。啖嚅英华,周行不怠。”胡员外(茶瓢)赞有“周旋中规而不逾其问,动静有常而性苦其卓。”罗枢密(罗合)赞有“凡事不密则害成,今高者抑之,下者扬之。”宗从事(茶帚)赞有“孔门子弟,当洒扫应付。”陶宝文(茶盏)赞有“虚已待物,不饰外貌。”汤提点(汤瓶)赞有“养浩然之气,发沸腾之声,以执中之能,辅成汤之德。”竺副帅(茶筅)赞有“子之清节,独以身试,非临难不顾者畴见多。”
朱权《茶谱》序日:“予尝举白眼而望青天,汲清泉而烹活火。自谓与天语以扩心志之大,符水火以副内炼之功。得非游心于茶灶,又将有裨于修养之道矣,其惟清哉!”又日:“茶之为物,可以助诗兴而云顿色,可以伏睡魔而天地忘形,可以倍清淡而万象惊寒。……乃与客清谈款话,探虚玄而参造化,清心神而出尘表。……卢仝吃七碗,老苏不禁三碗,予以一瓯,足可通仙灵矣。”活火烹清泉,以副内炼之功。助诗兴,倍清淡。探虚玄大道,参天地造化,清心出尘,一瓯通仙。
赵佶、朱权贵为帝王,亲撰茶书,倡导茶道。宋明茶人进一步完善了唐代茶人的饮茶修道思想,赋予了茶清、和、淡、洁、韵、静的品性。
综上所述,点茶道蕴酿于唐末五代,至十一世纪中叶北宋时期发展成熟。点茶道鼎盛于北宋后期至明朝前期,衰落于明朝后期,历时约六百年。
煎茶道
中国茶道在唐宋时期开始形成。其标志就是陆羽《茶经》的问世。当时所形成的茶道属于煎茶道。
唐宋时期——煎茶道
煎茶法不知起于何时,陆羽《茶经》始有详细记载。《茶经》初稿成于唐代宗永泰元年(公元765年),后经修订,于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定稿。《茶经》的问世,标志着中国茶道的诞生。其后,斐汶撰《茶述》,张又新撰《煎茶水记》,温廷筠撰《采茶录》,皎然、卢仝作茶歌,推波助澜,使中国煎茶道日益成熟。
(一)煎茶道茶艺
煎茶道茶艺有备器、选水、取火、候汤、习茶五大环节。
1。备器
《茶经》“四之器”一章中列举茶器二十四事,即风炉(含灰承)、炭挝、交床、夹纸囊、罗、合、则、水方、漉水囊、瓢、碗、盂、畚、札、涤方、滓方、巾、以及统贮茶器的都篮等。
2。选水
《茶经》“五之煮”云:“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其山水,拣乳泉、石池漫流者上。”“其江水,取去人远者。井,取汲多者。”陆羽晚年撰《水品》(一说《泉品》)一书。张又新于公元825元年前后撰《煎茶水记》,书中引刘件刍评判天下之水等,陆羽评判天下之水二十等。讲究水品,是中国茶道的特点。
3。取火
《茶经》“五之煮”云:“其火,用炭,次用劲薪。其炭曾经燔炙为膻腻所及,及膏木、败器不用之。”温廷筠撰于公元860年前后的《采茶录》“辨”条载:“李约……一生不近粉黛,性辨茶。尝日:‘茶须缓火炙,活火煎’。活火谓炭之有焰者,当使汤无妄沸,庶可养茶。”
4。候汤
《茶经》“五之煮”云:“其沸,如鱼目,微有声为一沸,缘边如涌泉连珠为二沸,腾波鼓浪为三沸,已上水老不可食。”候汤是煎茶的关键。
5。习茶
习茶包括藏茶、炙茶、碾茶、罗茶、煎茶、酌茶、品茶等。
撰于八世纪末的《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条载:“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元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御史大夫李季聊宜慰江南,至临淮县馆,或言伯熊善饮茶者,李公请为之。伯熊著黄被衫乌纱帽,手执茶器,口通茶名,区分指点,左右刮目。……”(常伯熊,生平事迹不祥,约为陆羽同时人。他对《茶经》进行了润色,娴熟茶艺,是煎茶道的开拓者之一。)
陆羽、常伯熊而外,皎然、斐汶、张又新、刘禹锡、白居易、李约、卢仝、钱起、杜牧、温廷筠、皮日休等人对煎茶道茶艺均有贡献。
(二)茶礼
《茶经》“五之煮”云:“夫珍鲜馥烈者,其碗数三,次之者,碗数五。若坐客数至五,行三碗。至七,行五碗。若六人已下,不约碗数,但阙一人,而已其隽永补所阙人。”一次煎茶少则三碗,多不过五碗。客人五位,则行三碗茶,客人七位,则行五碗茶,缺两碗,则以最先舀出的“隽永”来补。若客四人,行三碗,客六人,行大碗,所缺一碗以“隽永”补。若八人以上则两炉,三炉同时煮,再以人数多少来确定酌分碗数。
(三)茶境
《茶经》“九之略”章有“若松间石上可坐”,“若瞰泉临涧”,则饮茶活动可在松间石上,泉边涧侧,甚至山洞中。“十之图”章又载:“用绢素或四幅或六幅分布写之,陈诸座隅。则茶之源、之具、之造、之器、之煮、之饮、之事、之出、之略目击而存,于是《茶经》之始终备焉。”室内饮茶,则在四壁陈挂写有《茶经》内容的挂轴,这成为后世悬挂书画条幅的先河。
吕温《三月三日花宴》序云:“三月三日,上已禊饮之日,诸子议以茶酌而代焉。乃拨花砌,爰诞阴,清风逐人,日色留兴。卧借青霭,坐攀花枝,闻莺近席羽未飞,红蕊拂衣而不散。……”莺飞花拂,清风丽日,环境清幽。
钱起《与赵莒茶宴》诗云:“竹下忘言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霞。尘习洗尽兴难尽,一树蝉声片影斜。”翠竹摇曳,树影横斜,环境清雅。
唐代茶道,对环境的选择重在自然,多选在林间石上、泉边溪畔、竹树之下清静、幽雅的自然环境中。如果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