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之血色战旗-第26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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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在云雾中穿行，马达发出雄壮有力的歌唱。舷窗外面的云层逐渐稀薄起来，雪白的云絮像羊群一般向后掠过。心事重重的蒋介石仍在自己的思绪里。
国民党原本是个中西合璧的大杂烩，“三民主义”就是滋生党内斗争的最大温床。从某种意义上说，党争甚于战场，党内敌人比公开敌人更危险，更具威胁性，日本人不可能灭亡中国，但是以汪精卫为首的反蒋势力却能把蒋委员长赶下台，从内部把他打败。
现在蒋介石再次面临两面作战的困境。
南京失陷后，利令智昏的日本人以为大功告成，竟然抛出所谓“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
的政府声明，也就是臭名昭著的“第一次近卫声明”。
事实证明日本政治家大多是目光短浅的好战之徒，中国首都被占领并不等于中国灭亡，就是目前中国未被占领的剩余领土也超过日本面积二十多倍，难道你发表一个首相声明国民政府就不存在了吗？几百万中**队的坚决抵抗就自动消失了吗？何来“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昵？真是一群自欺欺人的战争狂人啊。
蒋介石多次东渡日本，深知大和民族欺软怕硬的所谓“武士道”精神，日本人的战力极限为动员二百万军队，而中国至少能够动员二千万大军，这就是说如果把日本比喻成一条蛇，那么中国就是一头大象，蛇能香下大象吗？
所以抗战必须坚持下去，这是中国的惟一出路。总结抗战十个月的经验教训，蒋介石得出的结论是，谈判桌上的胜负归根结底在战场上。如果你不想打仗，那么你一定要打个大胜仗，你不要战争，那么你一定要坚决应战。去年历时百余天的淞沪抗战不仅让狂妄的日本人吃到很大苦头，而且差点迫使日本代表在停战协议上签字，这就是”以战逼和”的成效。一个“逼”字，折射出抗战初期蒋介石对日作战的核心战略思想。
两个月多前，蒋介石下令调集六十万大军实施徐州会战，表面看是阻断敌人打通津浦铁路，但是大本营的深层意图仍然是迫使日本人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
为此中**队一度在台儿庄正面击破曰军精锐的第五、第十师团主力，取得著名的台儿庄大捷。
可惜胜利旗帜未能如愿高举下去，日本华北、华中两大派遣军实施南北夹击，第五战区不得已放弃徐州，实施战略大撤退。虽然从理论上讲徐州会战不应算作失败，因为我军主力并未遭敌合围，保存实力有利于长远抗战，但是国内舆论和人民群众不会这样看待问题。撤退意味着更多国土被敌人占领，更多人民沦为亡国奴，所以撤退就是逃跑，汪精卫和反对派决不会不利用这个机会发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任何一次前线军事失利都将导致政治危机，都会把蒋介石推上即将喷发的火山口……．．飞机开始盘旋下降，乘客产生头晕耳鸣的失重感。忽然机身重重一震，随即颠簸不已，乘客不由得发出一阵惊呼。
九江机场到了。蒋介石把手伸给夫人，夫人挽住丈夫，两人会心一笑。夫人款款起身，柔声说道：
“达令，我们已经安全了，上帝会保佑中国的。”
戴笠一大早赶到戒备森严的东湖官邸来见校长。
他被告知，校长昨晚会见客人，凌晨刚刚睡下，因此戴笠只好坐在接待室耐心等候。但是不多久他又被告知，校长已经起床了，要立刻见他。
蒋介石端坐在书房里，这位令人生畏的统治者此时看上去气色不错，身穿府绸薄长衫，脚蹬圆口布鞋，目光炯炯表情平静，丝毫看不出他只睡了两个小时。据说蒋介石睡眠极少，头脑清醒精力旺盛，并且从不在衣冠不振或者精神不佳之时接见下属。戴笠一身鬼魅之气，这个特务头子横行天下，惟独畏惧蒋介石决不是没有理由的。
戴笠赶来是要把两份重要情报呈送校长。
一份报告是伪华北政府首脑王克敏率所谓“中国临时政府”代表团赴东京访问，日本人给予该伪逆以接待外国元首的礼仪并大肆宣传，而有几个西方大国的外交官竟然也出现在东京机场的欢迎仪式上。另一份报告则是报功，王克敏的助手，华北汉奸头子、省主席高凌尉被军情局秘密特工刺杀。
两份情报带来截然不同的两种滋味：亦冷亦暖，亦喜亦忧，如打翻五味调料盘，令蒋介石眉头紧锁心情复杂。
第一份情报表明日本人已经开始大造“不以国民rBz府为对手”的国际舆论，试图制造一个以汉奸傀儡政府取代合法的中国政府的事实。本来这不过是日本人导演的一出闹剧，不值一驳，然而值得重视的倒是“有几个西方大国的外交官到场”，这个迹象究竟透露出什么信号来，是否表明某些西方大国的立场开始发生变动？难道自私自利的西方人已经对艰苦抗战的中国国民政府失去信心，转而与日本人达成不可告人的秘密交易？
第二封电报来得很及时，正好给了所有甘心卖国投敌的汉奸走狗一个严正警告，相信王克敏之流包括那些暗藏的投降派定会吓出一身冷汗来。当然事实上电报内容并不完全准确，高凌尉并没有当场被击毙，他只是受了重伤，拖至第二年才死于医院。
蒋介石沉吟片刻，指示戴笠将汉奸头子被爱国人士击毙的消息披露给报纸，并继续监视敌伪动向。心领神会的戴笠刚刚退下去，侍卫长进来报告说，苏联驻华大使鲁姆甘兹先生求见委员长。
蒋介石换上一身威风凛凛的黄呢统帅制服，头戴圆顶军帽，腰佩中正式短剑步入会客厅。蒋介石接见外国使节一向极有讲究，值此抗战期间，服装便是一件重要道具，他要通过这种外交形象向国际社会传达一个确定不移的信息，那就是自己的领袖身份不可动摇，蒋委员长是中**队的最高统帅。
苏联大使是个机敏而圆熟的职业外交家，操一口流利汉语，他按照西方习惯拥抱中国委员长。蒋介石微微皱起眉头，但这只是一瞬间的表情，他的脸上很快堆出亲切友好的笑容来，并向苏联大使祝贺“四．二九空战大捷”的共同胜利。
其实蒋介石并不喜欢这个长着一对蓝眼珠的肥胖俄国人，他甚至不喜欢所有西方人，他始终认为西方人身上有种难闻的动物气味。
苏联大使赶来是向中国委员长通报本国政府一I员最新建议：为了切实保障中苏战斗友谊牢不可破，斯大林大元帅和伟大的苏联政府建议向中国正式派遣军事顾问团，以帮助中**队更加有效地掌握苏联武器与侵略者作战…．，这个建议将是苏联政府考虑向中国提供三笔共计二亿五千万美元贷款的前提条件之一。
委员长还是意味深长地微笑着，不过他的微笑开始变得有些僵硬，有些凝固起来。抗战以来，只有少量苏联人被允许在中央军里担任军事顾问，主要任务是帮助训练中**队掌握苏式武器。
但是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苏共向一贯以**著称的蒋介石政府提供国际援助完全是出于形势所迫，斯大林此举决非出自国际道义而是从本国战略利益考虑……因为俄、日历史上为不共戴天的宿敌，中国抗战等于帮了苏联人大忙，当时几乎所有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包括英、法、德、意当然还有那个强大的投机主义者美国，他们都希望看到野心勃勃渴望扩张的日本人进攻苏联而不是中国，中国人抵抗越坚决，战争越持久就越是拖住日本人后腿，使得日本人无法放手进攻西伯利亚。
但是苏联人决非傻瓜，即使帮助中国符合本国利益他们也不愿意做赔本买卖，因此他们的援助当然是有附加条件的，此刻苏联大使理直气壮地提出派遣军事顾问团就是要求回报。
苏联顾问来华决非摆设，他们理所当然要求享有某些特权，比如进入大本营指挥中心，介入政府核心机密，甚至不排除要求掌握军事指挥权等等。
蒋介石感受到这种悄悄逼近的红色威胁。
如果说俄国人到来之前他比较欢迎德**事顾问的话，除了德国慷慨军援等物资原因外，还因为希特勒的反俄**立场与他不谋而合。那么苏联人是什么货色昵？他们是**的老祖宗，是被西方世界视为“赤祸”的**发源地和大本营啊…．．蒋介石还是雍容大度地微笑着，把瞬息万变的内心活动掩藏起来，只有熟悉他的人才能看见委员长种种假面具后面的铁血意志。
中国抗战迫切需要武器，需要国际援助，蒋介石眼前最大的敌人是来自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还有他在党内的反对派汪精卫，所以他必须联合一切国际力量，哪怕对昔日仇敌**作出最大让步也再所不惜。委员长是个大国领袖，政治家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惟有利益至上是不变的原则。
蒋介石当场对苏联大使表态，国民政府当然不反对友好的苏联政府派遣军事顾问团来华助战，不过光靠顾问团是打不了胜仗的，所以请大使先生转告尊敬的斯大林阁下，请贵国尽快的批准贷款条约，而这是打败日本人的惟一正确途径！
（未完待续）
第三百四十五章 帮凶
苏联大使满意地离去，蒋介石伫立窗边没有表情，他凝视苏联人的汽车消失在东湖官邸湿漉漉的树林小道深处，然后转过身来下达两条紧急指示。WWw。一条是命令军政部长陈诚，立即采取严密措施，绝对不允许苏联人接触任何有关国家利益的核心机密。
另一条是密令戴笠，秘密监视所有来华苏联人，防止他们同国内**串通起来危害党国利益。
一阵凄厉的防空警报如同鬼哭般响彻天空，把坐在汽车里闭目养神的国民党副总裁兼国民参议会议长汪精卫吓了一跳，幸好前面有武装卫士开道，才把汽车领进一处防空洞紧急躲避。随着日本人在地面节节取胜，日本飞机明显加强对武汉三镇的袭扰，让人感到战争脚步正在迫近这座九省通衢的华中重镇。
汪精卫，名兆铭，字秀新。原籍浙江绍兴，生于广东番禺。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孙中山同盟会，是国民党元老和创始人之一。青年时代的汪精卫是个狂热的革命志士，他矢志献身共和，推翻清朝帝制，为此不惜参与行刺清朝摄政王载沣，因行动失败被捕入狱。在大牢中他面对死亡慷慨高歌，写下脍炙人口的千古绝唱：
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汪氏堪称一表人才风流侗傥，人称“民国四大俊才”之一，并且学识渊博诗文俱佳，因此有人评论说汪精卫从政实在是个历史错误，他手中应该掌握笔墨纸砚而不是国家政权。
汪精卫曾经深得民主先驱孙中山器重，当时国民党内有”文才汪精卫，武将蒋介石”之说。1925年孙中山病危，汪精卫执笔起草《总理遗嘱》，内有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传世，可见此辈才华决非浪有虚名。关于孙中山是否指定汪精卫为接班人史学界仍存争议，但是孙中山去世后由汪精卫继任国民党领袖和执掌大权却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然而好景不长，后起之秀的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异军突起，他利用北伐成功之机和手中掌握的军权毫不客气地取代汪精卫，一举登上民国统治者的宝座。枪杆子打败笔杆子，这不是汪精卫的个人不幸，而是一切号称共和制的国家政权从无到有的必由之路。
在国民党内，汪精卫始终以孙中山正统接班人自居，但是他每次上台都被军人赶下台，因此同军人政治家蒋介石势如水火，他领导的反对派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倒蒋运动，蒋、汪之争就成为抗战之前国民党内最主要的派系斗争。但是政治失意并不是汪精卫走向亲日派的必然原因，大量史料表明，汪精卫从亲日派走向卖身投靠并非偶然，他在圈日期间就已经接受“亚洲须由日本来领导”的强权观点。他曾在许多文章和演讲中反复阐释“欲做先生，先做学生”的所谓强国理论，认为日本人请来西方人做先生，才有了明治维新的日本，中国要富强壮大，应虚心拜日本作老师，那么“今日之日本必将是明日之中华”。
如果说日本侵华之前汪精卫言论尚属一家之言路，尚未对国家利益造威根本危害的话，那么随着抗战爆发，他竟然不顾日本大举侵略中国的严酷现实，仍鼓吹中日亲善互相提携，散布和则两利，战则两伤等等对日妥协言论，则说明他的立场已经站到了国家与民族的对立面。另有证据表明，汪精卫集团早在抗战之前就同日本人保持秘密外交渠道，并且始终没有中断过。
当然汪精卫也有例外表现。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蒋介石成为众矢之的辞职下野，汪精卫被推选出面主政。此时登台的汪精卫一反常态，哪里还有一丝“亲日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