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未远去的背影-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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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年以前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更导致了1949年后以农村改造城市的政略。所以，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江西，是中共党史上一次天翻地覆的变化，其影响或许大于“八七会议”、“遵义会议”等任何一次会议。对此，铁杆“托派”王凡西在《双山回忆录》里评说道：“中共组织之遭大破坏以致最后撤退，一半是由于领导上的盲动与无原则的派系斗争，另一半则因为国民党政府之进一步的相对稳定，同时采用了新的特务制度。因此可以说，这是斯大林（经过王明）与蒋介石的合作，使原应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终于完全遗弃了工人阶级。从此中国共产党在异阶级的环境中存在和壮大，直到它胜利之后，以征服者的资格再来与城市的工人阶级相见。一个自命为工人阶级代表的政党，与该阶级根本脱离，靠其他阶级的滋养而成长起来，且终于获得胜利，是否仍旧是无产阶级的政党？”＇5＇我们当然没有必要认同“托派”的理论。我本人也一点都不喜欢“托派”的理论。我以为他们的的确确是那种有着花岗岩般脑袋的“教条主义者”。但是，“以征服者的资格再来与城市的工人阶级相见”这句话，还是值得我们深长思之的。这里的实质不是一个阶级以征服者的资格与另一个阶级相见，而是“农村”以征服者的资格与“城市”相见。
在中国，“托派”的死敌是王明一派。王明一派的盛岳则从权力斗争的角度“反思”了中共中央的从上海到江西：“中共中央迁往江西，是它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标志着毛泽东和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间权力斗争新阶段的开始。从一个角度上看，中共中央迁往瑞金多少削弱了毛在中央苏区的领导地位，使他暂时处于不利地位。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共中央从中国最大的城市迁往中国内地的偏僻地区意味着不能在工人运动中扎根，因而不得不依靠毛领导的武装力量的支持。一般说，武装力量是建立或者推翻一个政权必不可少的主要工具。不直接掌握武装力量，秦邦宪及其派系就无力反对毛泽东日益增长的权力，毛最后打败了他们。”＇6＇中央机关迁往瑞金，是中共党史上的大事，更是毛泽东个人政治生涯中的大事。当初，毛泽东的心情应该是很复杂的。可以想见，最初得知这一消息时，本来就善于失眠的毛泽东，一定连续几夜未能成眠。自从开始致力于农民运动，自从开始拉起一支农民武装，作为中共创始人之一的毛泽东，就与中央不大和谐。以王明为首的所谓“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踌躇满志地杀回来、执掌了中央大权后，毛泽东与中央的关系就更紧张了。以王明为首的“莫斯科派”，与以毛泽东为首的“井冈山派”，是互相看不起的。王明们认为毛泽东们根本不懂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毛泽东认为王明们不过是乳臭未干的“教条主义者”，根本不懂中国的实际，也毫无实际经验。而在那时候，王明们可以毫不掩饰对毛泽东们的鄙夷、蔑视，而毛泽东们却不得不把对王明们的厌恶和轻蔑藏在心里。因为王明们背后站着米夫、站着共产国际、站着斯大林，还因为王明们代表着中央。当王明、秦邦宪们在上海时，毕竟还天高皇帝远，在江西“苏区”，总还由毛泽东说了算。来自上海的指示，远在江西的毛泽东，是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装聋作哑的。例如，1928年，上海的中央指示毛泽东们要“减少流氓的成份”，就丝毫不起作用。当中央隐蔽在十里洋场时，毛泽东对中央采取的策略是：你说你的，我干我的。但现在不行了。现在人家放弃了上海，放弃了城市，到“苏区”来当家作主了。这意味着在自己亲手开创的“苏区”里，自己要靠边站了，要把辛辛苦苦打下来的这点儿“江山”拱手让给那些无尺寸之功的黄口小儿了，毛泽东岂能甘心。1933年1月，秦邦宪以中共最高领袖的身份到达“中央苏区”时，是26岁，而毛泽东已40岁。秦邦宪的全部资本，是在莫斯科吃过几年面包，而毛泽东则在中国的城市与乡村摸爬滚打了十几年。饶是如此，还是秦邦宪们一来，就把毛泽东边缘化，毛泽东心里有着怎样的委屈，那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中央机关迁到“苏区”，又未必没有令毛泽东高兴之处。毫无疑问，毛泽东也是认为中共的最高权力应该掌握在自己手里。在此之前，他不屑于在亭子间里与人争夺最高权力，并不意味着他对最高权力不感兴趣，只不过他清楚地看到，亭子间里的最高权力，最终不过是无本之木，是沙上的建筑。当一个顾顺章的叛变就导致中央机关的崩溃时，就让毛泽东更清楚地看到了亭子间里的内哄有多么可笑。毛泽东觉得自己应该掌握最高权力，但又不愿意在亭子间里夺取这最高权力，而在远离中枢的偏僻乡村，也无由取得这最高权力。对于毛泽东来说，这一直是一个难题。现在，最高权力从亭子间移到了自己的地盘上。虽然这最高权力暂时还不属于自己，虽然这最高权力一时间还要成为压迫自己的力量，但它毕竟“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了。它虽然并非唾手可得，但毕竟伸手可及了。这使得毛泽东可以把夺取最高权力的想望付诸实践了。秦邦宪们来到江西，本来就有两种意味。它既是来主宰毛泽东们，又是来投靠毛泽东们；他既是来剥夺和削弱毛泽东的权力，又是将最高权力“送货上门”。——果然，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宣告了秦邦宪统治时期的结束，也宣告了“莫斯科派”的永久失势。尽管要到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才意味着毛泽东彻底击溃所谓“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但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就基本掌握了最高权力。
让我们回到顾顺章。丁玲在《魍魅世界》中回忆说，1933年她在上海被捕后到了南京，与顾顺章住得很近，顾顺章曾以“王先生”的名义与其有接触。顾顺章先是托看守给丁玲送礼物，后又屡次登门拜访。“时间过得真快，我度日如年，一天一天捱着，不觉暑热已退，到了九月上旬。记不清是哪一天，大约就在我起床不久的时候，……一会，看守领进来一个人。这人五短身材、身板结实、动作伶俐，两个圆圆眼睛，很有点神采。他没有架子，非常随便的，好像常来常往的熟人那样说道：‘许久以来都想来看看你们，直到今天才有空。啊！真住了不短时间了。我想你们一定觉得太闷。’他看见我不知如何回话的样子，便自我介绍道：‘我现在的处境同你差不多，表面上我能去街上走走，实际也是不自由的。今天我来看你，别无他意。只是想来为你解解闷，你放心好了。’……后来还是看守告诉我们，我怎能不为之大吃一惊呢？原来他就是顾顺章。”顾顺章来看丁玲，无疑是受命而为，目的是劝降。而顾顺章说他的处境也不自由，却又并非假话。顾顺章投身“中统”后，一定也是在严密监控下为“党国”效命的。像他这样一个经历如此复杂、身手如此不凡、在中共党内曾如此受重用的人物，国民党方面当然不会对他真正信任，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徐恩曾们的掌握之中。丁玲说：“顾顺章果然接着又来了，他对我的冷淡，好像毫无感觉似的，好像他只是来这里找一个老朋友聊天，讲他过去开古玩店做生意的事，讲他带魔术团四处跑码头表演的事。开古玩店的确是一个比较容易隐蔽的行业，谁会料到那些来买卖字画陶罐的人竟是共产党员呢？玩魔术也是一样。玩魔术、变戏法在旧社会，一般都认为是走江湖混饭吃的，那里会联想到革命和共产党呢？顾顺章又来过，每次都摆出同我们是老邻居，像串门的样子，在我面前玩魔术，拿几个乒乓球玩，一个变两个、变三个、变四个、变五个……又拿几块红绿绸子，红变绿、绿变红、有变无、无变有。也玩香烟，点燃的香烟可以吞下去，也可以再吐出来。他常来，不管你理不理他，不管你的态度多么冷淡，他好像不懂这些，不在乎这些；他来了就讲一点社会新闻，他对社会人情讲得头头是道。他讲生意，讲买卖，显得精明；他玩魔术，手法干净。他也讲他的历史，掩饰自己，说他并没有出卖共产党。说党对他发生了一场无可挽回的误会。他装出一种不怨天，不尤人的样子。他还讲他的将来，说将来要退出政治舞台，到农村去，兴办农场、讲求实业，可以由小到大。我只暗示他，我是不相信他的。我看得出来，他也在观察我。有一天，他在外边厅里催眠一个看守。我不懂催眠术，但那个看守的确被催眠过去了，他完全依从他，听他的命令，做他平日所不能做的，一个普通人所不能做的事。随后这个看守有整整三天疲倦得不能动弹，一点也不知道他被催眠过去后所讲的话和所做过的事。这种情景是令人心惊的。……”＇7＇
顾顺章被捕叛变后中共党内发生的一系列剧变，虽然不能说完全是由顾顺章的被捕叛变导致的，但与顾顺章的被捕叛变无疑有着极重大的关系。对于中共来说，这实在是一次极强烈的地震。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顾顺章的叛变，是震动中共的一件大事。……中共中央乃亦采取残酷手段来泄愤，顾顺章在上海的全家被中共的行动人员暗杀了。”＇8＇有趣的是，1931年12月1日，还从江西瑞金发出了对顾顺章的“通缉令”。这份题为《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通缉令——为通缉革命叛徒顾顺章事》的“通缉令”，由“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签署。“通缉令”历数顾顺章的种种“罪行”后，称：“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特通令各级苏维埃政府，红军和各地赤卫队，并通告全国工家劳苦群众：要严防国民党反革命的阴谋诡计，要一体缉拿顾顺章叛徒，在苏维埃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应将他拿获交革命法庭审判；在白色恐怖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每一革命战士，每一工农贫民分子有责任将他扑灭。缉拿和扑灭顾顺章叛徒，是每一个革命战士和工农群众自觉的光荣责任。”——这样的通缉令，在中共党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
但顾顺章还是死于“中统”之手。万亚刚在《特务大师顾顺章》一文中说，顾顺章其人，执行任务时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像毫无感情的机器人。但平时与人相处，却态度和蔼诚恳，使人乐意与之亲近。20世纪50年代，香港出版的《徐恩曾回忆录》中，也说顾顺章“说话很风趣，处世经验丰富老到，很富人情味，善于揣摩人的心理，对人态度和蔼诚恳，使人乐于亲近。”＇9＇顾顺章叛变后，当然为“中统”立下了大功。“中统”虽然暗中对他严密监控，但表面上是待之如上宾的，有所要求无不满足。但这种好景并不长，1933年春季之前，顾顺章便被“中统”杀掉了。个中原因，《徐恩曾回忆录》是这样解释的：“我所遗憾的是这位具有特殊贡献的朋友，不曾和我合作到底。一九三五年春（引按：这时间是错误的），因和敌人重新勾结而被处刑。由于他不安分的本性，我虽尽量优待他，日子一久，他仍感到不耐，要找政治上的出路。在我们这边找不到，又去和共党勾结，向共党提供我内部人事和业务报告。后又发觉他有实行暗杀计划后，逃往江西苏区的准备，我只好对他放弃了。我前后经办和他同等重要的共党分子的自新转变案件，不下十五、六起，顾顺章是惟一的转变后又想回到敌人怀里的一个。”＇10＇按徐恩曾的说法，顾顺章是又与共产党暗通款曲，才被“中统”杀掉的。万亚刚则认为这是国民党特务系统中一桩“应予平反”的“冤假错案”。在《特务大师顾顺章》中，万亚刚说：“到底顾顺章何以致死？有道是‘不遭人忌是庸才’，正因为他不是庸才，而且锋头太健，所以就招来杀身之祸了。”这样说还太简单。顾顺章是“中统”钓到的一条大鱼。通过顾顺章，“中统”捕获众多中共地下党员，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共产党内的重要角色。更重要的是，中共地下组织遭受重创，甚至迫使中共中央迁往江西。但顾顺章所知共产党的机密再多，也是有限的。当他叛变之后，这就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几年之后，顾顺章身上的这方面资源便耗尽。而顾顺章又是一个不可能让国民党对其彻底信任、真正放心之人，只要他愿意，他随时可能对国民党造成重大伤害。豢养顾顺章，始终是一件有风险的事，弄不好就成了养虎遗患。对他的监控，当然也是颇费周章的。当顾顺章身上的共党机密这种资源还没有榨尽时，“中统”当然不畏风险、不计代价地豢养他。一旦他身上这种特殊的资源耗尽，徐恩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