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未远去的背影-第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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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7月4日，是美国的国庆日。这一天的《新华日报》，以《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节日》为题，发表了热情歌颂美国的社论。同一天的报纸上，还发表了一首颂诗，题为《为了人类》，署名史纲。我们先看这首诗：

为了人类！为了人类！

于是年轻的美国，升起了旗，

吹起了号角，击响了战鼓，

在新的土地上，新的天空下，

结集了世界爱自由的人，

开始实验着新政体，直到今天。

古老的有宿疾的欧洲，

早他六年就说了“自由、平等、博爱”，

年轻的美国却从出世婴儿

那时就实行了“民治、民有、民享”，

她没有高高的巴斯蒂尔要攻打，

她建立了高高的自由女神。

只有一种历史——人类的历史，

人类的结合——不是分离——的历史，

年轻的美国一章又一章的写

乔治·华盛顿写，杰佛逊写，

林肯写，而惠特曼歌唱，

如今是罗斯福在炉旁著述。

我们该如何羡慕年轻的美国，

像一个圆球的民主国家，

能平滑地滚动，富于弹性的蹦跳，

不像多边多角的法西斯统治。

年轻的美国没有对人类失望，

将来人要知道世界本是个圆球。＇8＇

我们再来看看这篇题为《美国国庆日》的社论。社论在热情地称颂了华盛顿、杰佛逊、林肯等人的伟大功绩后，说：“当然，今天的时代异于华盛顿、林肯的时代，但是恰是这一点，格外加重了美国民主主义的意义和使命。如果华盛顿、杰佛逊、林肯等的主要事业是确立民主的美国，他们活动范围主要是在国内；那么，今天的美国虽然在国内仍然需要进行极严重的斗争，这些斗争却是和国际的斗争不可须臾分离的——美国已经成了世界的美国。在这一次全人类的英勇战斗中，美国在作为民主世界的兵工厂上，在作为第二战场的主要担负者和太平洋战争的最大担负者上，已经建立了不朽的伟绩。而在战后，为了确保世界的和平和民主化，美国显然也将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这番话中，核心的一句是：“美国已经成了世界的美国”！文章强调，华盛顿、杰佛逊、林肯们，其光辉业绩虽然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但毕竟直接受益的，只是美国人民。但今天不同了。今天，罗斯福总统让美国在国际社会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发挥着极其重要的正面作用。在世界反法西斯的战争中，没有美国，那是不可想象的。而在战后，美国也应该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的作用。美国有义务、有责任、有能力为世界的和平与民主而“举足轻重”，因为：“美国已经成了世界的美国”！

社论这样把延安与美国相连接：

……民主的美国已经有了它的同伴，孙中山的事业已经有了它的继承者，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的势力。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佛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过了的工作，它一定会得到而且已经得到民主的美国的同情。美国正在用大力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与民主运动，这是我们所感激的。＇9＇

把中国共产党说成是华盛顿、杰佛逊、林肯事业的继承者，这无论如何是需要勇气的，也是会让后人难以理解的。施拉姆在《毛泽东》中对此有如此议论：“1944年7月4日《解放日报》（引按：应为《新华日报》）的社论，是最令人费解的例子，这篇社论通篇大肆赞扬美国的传统，而且明确将美国十八世纪争取民主和民族独立的斗争与中国在二十世纪进行的斗争等量齐观，……这些亲美情绪的表示以及毛及其同志把自己表现为华盛顿和林肯继承者的努力，均有十分实际和直接的目的。如果中国共产党是‘民主的’，而国民党是反动的和排外的，则民主的美国理应适当地将一部分援助给延安，而不必一切经由重庆政府。（我们马上能看到，共产党事实上提出了此种援助的具体要求。）”＇10＇

这篇社论最后高呼：“7月4日万岁！民主的美国万岁！”

四

这时期，美国决定派遣一个代表团，以军事考察的名义，到延安来实地调查研究，以便最终做出是否与中共携手的决定。此事几经周折，直到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亲自飞抵重庆，才算定下来。

美国肯派专门的代表团来延安考察，对于延安来说，意味着初步的胜利。这至少对重庆是一次堪称沉重的打击。而能否给代表团留下美好的印象，则是能否取得最终胜利的关键。当这一消息传来时，延安兴奋起来、行动起来、忙乱起来，上上下下一齐进入“迎评状态”（迎接评估之状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也说：“对美军观察组要来延安的事情，毛泽东非常重视，……六月二十八日，毛泽东致电在重庆的林伯渠、董必武：‘美军事人员来延，请你们代表我及朱、周表示欢迎，飞机场即日开始准备，来延日期请先告。’”＇11＇6月29日，毛泽东召集了一次人数不多的特别会议，专门讨论“迎评”问题。对会议内容，弗拉基米洛夫有如此记载：“毛泽东要求对新四军和八路军，以及伪军和战地日军的所有资料加以修改（现在正肆无忌惮地对数字进行普遍的篡改）。”“毛泽东详细地说明了在即将同美国全权代表进行的谈判中，共产党的领导所要采取的既定立场。首要的是要得到美国的武器，第一步，先得到四个正规的步兵师所需要的武器。作为交换，毛泽东准备答应，在战争期间和胜利后，同美国人进行合作，并允许他们使用特区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12＇装备四个步兵师的武器，这应该就是施拉姆据说的“具体要求”。

弗拉基米洛夫作为苏联与中共的联络人，当然会高度关注延安与美国之间的这次接触。7月22日，美国代表团首批9名官员到达延安，弗拉基米洛夫也亲临机场。在当天的日记中，他这样记述了自己的见闻：“美国代表团首批九名官员到达延安，这是毛泽东最高兴的一天！”“这一天风和日丽，万里无云。所有的中共领导人都来到了机场。毛泽东和朱德穿着新制服。”“毛的神情令人难忘。”“毛泽东万分激动。美国人是否承认中共是中国的领导力量问题（这是美国人到达前毛的思想），毕竟关系不大，主要的问题是得到武器，得到尽可能多的武器！说到掌握武器，那么，中共中央主席一直很明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嘛。”“根据来访者的谈话判断，代表团将在这里呆四个月左右。”＇13＇

美国南北战争时，南方诸州称为“迪克西”，因此，美国将此次赴延安的代表团取名为“迪克西代表团”，这也多少表现出美国式的幽默。美国代表团在延安看什么，怎么看，当然都是事先由延安方面筹划好了的。所有将要迎接“评估”的单位，无疑都已做了充分得不能再充分的准备。据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8月24日，美国代表团参观了王震的359旅：“汽车把美国人和记者送到359旅的驻地南泥湾。”“我也不让自己错过这次参观的机会。”“美国人被介绍给359旅的各指挥官，这个旅让美国人看了它的武器，介绍了它的军功，一切似乎都经过了预演，以便给来宾留下深刻的印象。”＇14＇

美国人在延安期间，毛泽东当然会多次会见他们。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的《党史通讯》1983年第20—21期，披露了部分谈话内容。毛泽东对这些美国军人说：“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他应当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美国官员应当对中国官员谈论民主。总之，中国人尊重你们美国人民主的理想。”“美国会发现我们比国民党更加容易合作。我们并不害怕民主的美国的影响，我们欢迎它。”“美国不必担心我们不合作。我们必须得到美国的帮助。所以我们共产党人认为十分重要的是需要了解你们美国人的想法和打算。我们不能贸然反对你们——不能贸然和你们发生任何冲突。”＇15＇

用苏联人弗拉基米洛夫在日记中酸溜溜的说法，这期间，延安与美国在“度蜜月”。与美国人打得如此火热，不能不考虑苏联的反应，不能不求得苏联的谅解、理解。据弗拉基米洛夫日记，这期间，毛泽东多次约见他。1944年7月15日的日记中，弗拉基米洛夫写道：“毛与我作了一次深夜长谈。”＇16＇谈话的主题，则是解释中共寻求与美国合作之必要。此时离美国人到来尚有一星期，毛泽东显然是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约弗拉基米洛夫谈话，也算是事先向斯大林汇报。在1944年8月12日的日记中。弗拉基米洛夫则有这样的记载：

今天，毛泽东把我召去，对我说：“我们一直在考虑给我们党重新起个名字，不叫‘共产党’，叫个别的名称。这样，对特区形势会更有利，特别是跟美国人打起交道来要有利一些。”＇17＇

如果毛泽东真如弗拉基米洛夫所说，曾动“改名”之念，那他一定要事先求得莫斯科的认可，甚少是默认。如果真有此念，当然要约见弗拉基米洛夫，并将此想法透露。

延安与美国代表团“度蜜月”时，是双方都有顾忌的。延安在顾忌莫斯科，美国代表团则也对重庆不能毫无顾忌。美国弄个什么“迪克西”到延安，蒋介石当然会很不快、大不安。所以，“迪克西”在与延安交涉时，也不能不严守某种界线。弗拉基米洛夫透露，美国人“对中国同志屡次提出的由美国在延安设一常驻机构的建议，噤若寒蝉。在这个问题上他好像奉有严格命令”。＇18＇美国在延安设常驻机构，那是重庆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蒋介石或许事先得知延安有此意图而预设了界线。

虽然在常设机构一类事上未能展开谈判，但总的说来，谈得还是很投机的。黄仁宇说：“中共又向（代表团）团员各赠呢料中山装制服一套，军帽上仍缀青天白日之国徽，呢料由本地羊毛生产纺织，为各人量身裁剪之工匠为全国人民大会之代表。各团员及以后续到之美国通讯员，亦均购买呢料。”＇19＇

五

1944年7月22日，当载着美国代表团的道格拉斯飞机在延安机场降落时，飞机滑出了跑道，螺旋桨断落，驾驶舱则瘪进去。幸亏只是一场虚惊。我想，其时守候在机场的毛泽东，一定把心提到了嗓子眼。毛泽东此后总是极力避免坐飞机，终其一生也没有坐过几回，不知是否与此次的经验有关。

飞机降落不顺，似乎是一种不好的兆头，预示着事情难有好的结局。与延安合作，史迪威是积极主张者。在延安与美国的接触中，史迪威的作用非常重要。但在蒋介石的强烈要求下，罗斯福决定召回史迪威。1944年10月21日，史迪威离开重庆回国，继任者是魏得迈将军。魏得迈将军对与延安合作，毫无兴趣。史迪威的离开，就意味着延安的梦想基本破灭了，意味着数月来的兴奋、期待、谋划都付诸东流了。最大的代价，最难以弥补的损失，则是在政治上对美国如此热情的歌颂和认同。当明白美国最终还是抛弃自己而选择蒋介石时，毛泽东心中的屈辱、恼怒，是可想而知的。后来那样激烈地反美、仇美，应该也与此番所受创伤不无关系。

美国人当初之所以动了军援延安的念头，是想在与日军决战时，延安掌握的军队能扮演某种重要的角色。但后来，美国用两颗原子弹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这两颗原子弹，使得延安的军队派不上用场。1946年8月，在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时，毛泽东愤怒地谴责了原子弹：“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进而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提起美国帝国主义，人们似乎觉得它是强大得不得了的，中国的反动派正在拿美国的‘强大’来吓唬中国人民。但是美国反动派也将要同一切历史上的反动派一样，被证明为没有什么力量。”这篇谈话收进了《毛选》，人们对它很熟悉。毛泽东终于从亲美走向了反美。

对于这一过程，R·特里尔在《毛泽东传》中有如此描述：“毛制定了一系列决策。他开始向美国调情，然后又愤愤地转过脸去。他又一次与蒋的国民党打了起来。其获胜之易连他自己都感到吃惊。他在和苏联沉闷的婚姻关系上签了字。”＇20＇

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提笔写了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对美国的愤恨之情，溢于言表。在声色俱厉地谴责了“美帝国主义”后，毛泽东写道：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的人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