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未远去的背影-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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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搞出一套完整的理论来”，并为此遗憾不已。唐先生认为，胡适要在中国谈政治，就应该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属于自己的理论，而不应该跟在美国人后面跑。为何不应该跟在美国后面跑呢，就因为美国的那一套价值观念是并不可取的。至于胡适为何把本不可取的美国价值奉若神明，唐先生认为，这是因为胡适对美国并不了解。在《胡适杂忆》中，唐先生屡屡强调胡适未曾与美国人“共过事”，未曾与美国人深切地打过交道，因而对美国人始终是雾里看花。真实的美国是什么样呢，唐先生认为，是“小人国”，是“绝情寡义”的“鬼吃鬼”的社会。《胡适杂忆》虽并不是一本谈美国的书，但从唐先生偶尔谈及美国的片言只语中，可感到一种对美国的刻骨仇恨。

胡适前后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几年。留学期间不但积极参与美国的政治活动，而且经常出入美国家庭，并与唐德刚先生所谓的“洋婆子”谈过准恋爱，担任驻美大使期间，干的则是专与美国人打交道的事，说胡适不了解美国，那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当然，唐先生在美国生活的时间也不短，并且已成了“美国人”。在他写《胡适杂忆》时，在美国生活的时间已经比胡适多出数年了。不过，唐先生对美国的感受和理解之所以与胡适相差很大甚至尖锐对立，或许并不能解释为唐先生比胡适更了解美国，而应该把原因归之于唐先生这类人在美国的生存境遇和生存体验与胡适很不相同。胡适虽热爱美国，但从未想过要加入美国籍，最终也算是叶落归根。唐先生这类人，却是以在美国生根并最终成为美国人为目的的。在为此目的而奋斗的过程中，唐先生们饱尝了艰辛，有过无数大大小小的屈辱，有过多次打落门牙往肚里咽的经历。这种情形，唐先生在《胡适杂忆》中也多次谈及。例如，他曾谈到，当从史料中得知早先的华人在美国的“排华法案”下所受的虐待而“每为之掩卷流涕”：“读起这些血淋淋的史实，真为之怒发冲冠。加以笔者本人亦以打工关系——从‘蓝领’到‘白领’——加入华侨苦力行列有年，目睹那时美国移民官吏之横暴；白种流氓歧视华人之无理；以及华裔苦力猪狗不如之惨状，真是触目惊心！”唐先生并“自恨无杜子美百一之才，否则我把这些血泪的故事谱入诗篇，直比‘三吏’、‘三别’不知要惨痛多少倍！”唐先生还特意提到，在胡适、梅光迪、陈衡哲等留美的“中国少爷小姐”在校园内诗酒唱和、其乐陶陶之日，也正是“美国排华最高潮之时”，而这也是“最令”唐先生“感觉遗憾”的。从史料中得知在美国排华最高潮时胡适一类留学生以外的华人在美国的悲惨遭遇，是唐先生这类人仇视美国并在政治和文化价值上“排美”的一种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自身在美国社会生存的艰辛。由于美国社会本身的进步，唐先生们虽已不致于受到早先的华人所经历的那种虐待，但以一个异质文化中生长的人要在美国生存，仍然是大为不易的。再说，唐先生是在20世纪40年代末的国内政治剧变后赴美的，而这也正是华人潮水般涌入美国之时，那么多华人一下子踏上美国土地，要混口饭吃当然有些艰难。在《胡适杂忆》中，唐先生也说到，许多原本属文史科的华人青年，到美国后只得改弦易辙，学习在美更有用场的专业，这样衣食饱暧也就有保证些，而唐先生却执拗地坚持着文史不放，自然就要为生存而品尝更多的屈辱，付出更大的代价了。从这种个人在美国的不良的生存体验出发，唐先生对美国的政治价值和文化价值都不予认可。而胡适对美国的政治价值和文化价值的赞赏，自然也就要受到唐先生的调侃、非议了。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有所谓“民工潮”，大量农民从农村涌向城市，成为城市里的所谓“农民工”。我多次与这类“农民工”交谈过。我觉得，“农民工”中有一部分人面对城市的心态，与唐德刚先生这类人面对美国的心态不无相似之处。作为一个所谓的“农民工”，要在城市生存，当然也是艰难的。何况，他们离乡背井来到城市，目的是要挣点钱，回去讨老婆、盖房子、交纳各种苛费杂税，这样，自己的生活支出就要最大限度地压缩，也就令他们更感到在城市生活的辛酸。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从这种生存体验中，滋生出对城市的仇视，他们把城市说得一无是处，他们认为城市人是自私的、冷漠的、残酷的，他们也拒绝城市的那套价值观念，更有甚者，把对城市的仇视化为现实的行动，对城市的公共设施进行破坏，对城市人进行偷、抢、杀。“农民工”在城市的犯罪，是很严重的问题，而对城市的仇视，应该是促使犯罪的原因之一种。唐先生这类学者，虽提起华人在美的处境时往往切齿之声可闻，但却不会轻易地化仇视为行动。但我也注意到，在《胡适杂忆》中，唐先生对那些“跟在洋人屁股之后把我们自己‘扶清灭洋’”的“义和团”“骂翻祖宗八代”的“留美归国学人”，大有非议。在唐先生看来，“义和团”的大杀洋人，是值得歌颂的。如果说，唐先生在史料中读到华人早年在美所受的虐待而“每为之掩卷流涕”，那他在史料中读到当年“义和团”大杀洋人的记述时，一定欣喜不已，感到痛快，觉得解气。由此也可见出，唐先生这类人对美国的仇恨有多么深了。而怀着这样一种外来者的深仇大恨评判美国的政治价值和文化价值，其偏颇有何等严重，也就不言而喻了。

前面我说过，唐德刚先生在评价胡适时没有以感情代替理智，现在也许应该对这话有所修正。唐先生不因与胡适交情深厚便放弃对胡适的批评，这是不以感情代替理智的一种表现，但另一方面，他以一己的生存体验来代替对美国社会和美国价值的客观理智的分析研究，又表现出强烈的情绪化的倾向，并最终在对胡适的评价中带有明显的情绪化色彩。不过，唐德刚先生确实是由衷地敬重胡适的。在《胡适杂忆》中，他一方面指出胡适崇尚美国价值的“谬误”，另一方面又时时淡化胡适与美国的精神联系，淡化美国对胡适的思想影响。一种几成定论的观点是，胡适温文尔雅的绅士风范，胡适谦和宽容的处世方式，主要因为美国文化的陶冶，也是他所毕生信奉的自由主义理念在立身处世方面的表现。然而，唐德刚先生对此却大声说“不”。他极力强调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对胡适人格的塑造：“胡适之先生可爱，就是他没有那副卫道的死样子。但是他的为人处世，真是内圣外王地承继了孔孟价值的最高标准。”胡适“除杜威之外，还有两个老师，这两个老师就是孔丘和孟轲！”胡适是拒绝宗教的，对一切宗教都不认可。他虽钟情于西洋文明，但却并不接受基督教，而唐先生以此为由，发出了这样的质问：“就凭这点，我们能说胡适违反我们的传统去歌颂西洋文明？西洋文明减去了个基督教还剩些什么东西呢？”所谓“全盘西化”是胡适的名言，人们的毁之誉之，都往往与这句话相连。而唐先生却要塑造一个“全盘反西化”的胡适形象。唐先生的逻辑是，既然西洋文明便是基督教文明，那不认可基督教的胡适，也就可说是在整体上拒绝西洋文明的。唐先生在这里大胆地偷换了概念。西洋文明虽在一定意义上可称为基督教文明，但“基督教”与“基督教文明”却并不是一回事，这正像种子与果实不是一回事一样。胡适不认可作为一种宗教的基督教却崇尚基督教文明，也就像一个人不吃西瓜子却大啖西瓜一样，没有什么不可以理喻的。唐先生淡化西洋文明对胡适的影响而强化中国传统文化对胡适的作用，本意该是为胡适辩冤白谤，但却不知不觉间构成了对胡适价值的整体否定。试想，一个全盘反西洋文明的胡适，一个“承继了孔孟价值的最高标准”的胡适，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还有什么价值？还怎么能同时又是唐先生所谓的“开文化新运”的大师？

说起来，唐先生这类人的确如他自己所言，是很“尴尬”的。说他的肯定“义和团”和憎恶美国及美国文化是一种爱国主义的表现吧，他的“国”又分明是美国。如果说爱国主义是值得称道的，那作为美利坚合众国公民的唐先生，应该爱的是这个他已列籍其中的国家。当然，我们可以说，唐先生表现出的是一种文化爱国主义，但唐先生这种人对祖国文化的爱，正像他对西洋文化的恨一样，都是不足国人介意的。读唐先生那些对美国切齿痛恨的文字，我每每不解：一个人如何能够怀着对一个国家的如此仇恨而在这个国家长期生活呢？如果你生于斯长于斯，并且也无由离去，那你当然只能咬紧牙关忍受。但唐先生这类人的情形显然并不如此。大陆、台湾、香港，他都有可能选择作为自己的安身之地。如果他实在不愿回到祖国，生活在同胞中间，他也可以谋求到美国以外的外国立足，他唐先生终于哪儿也不去，就这样怀着对美国的仇恨，在美国年复一年地生活下来，并且还要加入美国籍，让子子孙孙都成为美国人，这是否意味着，在唐先生心目中，美国虽不好，但毕竟是最不坏的选择呢？

唐先生的政治心态和文化心态也是有代表性的，它在新一代的留美人士身上也有遗传。朱学勤先生把这类人称为“出国爱国者”。他们的特征是：挣美国的钱，享受美国的牛奶面包和自由民主，再用汉语向祖国同胞发泄对美国的仇恨。

2001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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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顺章叛变之后

1928年6月4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致信在井冈山的朱德和毛泽东，对朱、毛在井冈山的武装斗争进行指导。信中强调：“你们必须依照中央最近的军事工作决议案改造你们的军队……在成份上尽可能的增加工农和贫民的成份，减少流氓的成份。”＇1＇

在中国，任何一场略有气势的革命，都不可能没有流氓的参与。在某种意义上，流氓是最富有革命性的。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担心井冈山的流氓过多，但他们在上海滩上闹革命、搞暴动，也不可能拒绝城市流氓的加入。大名鼎鼎的顾顺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顾顺章，1904年生，上海宝山人。早年进入上海南洋烟草公司当工人，不久成为小工头。在工厂期间，顾顺章加入了上海滩上的“清帮”。顾顺章从小好勇斗狠，很快在江湖上脱颖而出。在上海滩上的帮会相争、流氓斗殴中，表现非凡。由于顾顺章敢打敢杀，在工人中颇有“影响”，被其时领导上海工人运动的中共领导看中。而在搞工运时，顾顺章确实是一把好手。1924年，顾顺章加入中共。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中，也有突出的表现。由于顾顺章本领高强，一度担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侍卫。1926年，顾顺章与陈赓等人一起，被中共中央送到苏联，短期学习“政治保卫”。

台湾的李敖出版社1995年7月出版了万亚刚的《国共斗争的见闻》一书。万亚刚1928年19岁时进入国民党“中统”，直到59岁退休，可谓是“中统”的老特务。他的《国共斗争的见闻》一书，是晚年定居美国后写的回忆文章结集，其中有一篇《特务大师顾顺章》。顾顺章被“中统”捕获并叛变时，万亚刚也正在“中统”服务。在《特务大师顾顺章》一文中，这样说到中共之所以派顾顺章等人赴苏联学习“特务业务”：“原来俄共未得政权之前，曾和沙皇政府进行长期的地下斗争。沙皇政府的特务手段也很厉害，列宁亲自领导的核心小组中，就有沙皇政府所派的特务，他们几乎和列宁天天见面，俄共的一举一动，莫不了如指掌，所以俄共的地下组织和活动不断遭受破坏。俄共积累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经验，终于磨练出一套应付办法（秘密工作的制度、技术、纪录等）来。这套办法经过不断发展，到俄共执政之后，就成为‘格伯乌’的传统法宝，顾顺章到苏俄就是要学习这套法宝。”1917年，俄共执政后，成立了“全俄肃反委员会”，1922年，则演变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即所谓“格伯乌”（后又演变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即所谓“克格勃”）。顾顺章等人到苏联，就是去拜“格伯乌”为师。顾顺章在苏联学得如何呢？“中统”老特务万亚刚说：“顾顺章在苏俄受训的时间并不长，但凭他聪明机警的天赋，学到一身本领回来。文的方面：如化装、表演魔术、操作和修理机械、心理学等都很精；武的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