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未远去的背影-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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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说：“跟斯大林这样的人要斗。”这决不可理解为毛泽东是在号召当时的中国人民与苏联斗。这“斗”，仅限于最上层。很长时间内，在民间，在社会上，中苏友好是一个十分重大的政治问题，而“反苏”则是一项严重的政治罪名。我们知道，顾准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首要罪名便是“反苏”。苏联的所谓“专家”在中国颐指气使，苏联在中国大肆掠夺，大家都只能敢怒不敢言。有一件小事或许能说明当时中国人对“苏联老大哥”是如何恭敬了。一次，苏军的红旗歌舞团来中国演出，负责接待的曹禺吩咐在入场券上写明：“请鼓掌至少三次以上！”＇3＇那时候，苏联的阿猫阿狗都可以在中国耀武扬威的。而顾准则是在参加考察一项中苏合作的项目时，稍稍维护了一点国家主权和利益，便被戴上了“右派”帽子。＇4＇
最上层必须与苏联明争暗斗，但广大的社会和民间却必须对苏联的阿猫阿狗都唯唯诺诺。这在当时是一种政治需要。如果广大的社会和民间也都与苏联争斗起来，那就连表面的“友好互助”都维持不下去，也就扰乱了最高层的部署。在外交上，相反的情形也可能出现，即最高层与某一国的最高层握手言欢，但却需要社会和民间对之表现出一定的敌视和仇视。
三
这本《新名词辞典》让人忍俊不禁的地方实在太多。如果问“仇视”、“鄙视”、“蔑视”这几个词是什么意思，小学生都能准确地回答。但要让今天的人们猜一猜1953年出版的这本《新名词辞典》对这几个词是怎么解释的，恐怕最智慧的人和最愚钝的人都猜不出。这本《新名词辞典》中，“仇视·鄙视·蔑视”是一个词条，这已经不伦不类，而对这个“词条”的解释更让我目瞪口呆：“这是每个中国人对于美帝国主义应有的认识和态度。第一，因为美帝国主义帮助蒋匪帮屠杀中国人民，并公然侵略台湾和朝鲜，阴谋吞并中国，所以它是中国的敌人，必须仇视它。第二，美国是一个腐朽的帝国主义国家，被少数的大资本家统治着，美国政府就是他们手中的工具，对内实行压迫和剥削人民，绞死民主，对外实行奴役世界和实行扩大的侵略政策，成为全世界反动堕落的大本营，所以必须鄙视它。第三，美帝国主义表面上很强大，实际上它是纸老虎，因为它到处发动侵略，所以全世界爱好和平自由的人民都反对它，国内人民也不愿为资本家当炮灰，所以政治上是完全孤立的。同时它在军事上的弱点很多，战线太长，后方太远，兵力不足，同盟者不强，所以它是完全可以打败的，我们用不着恐慌，所以必须蔑视它。”这是该辞典对“仇视·鄙视·蔑视”这个“词条”的全部解释。这里所说的必须对“美帝国主义”“仇视”、“鄙视”和“蔑视”的理由是否成立，姑且不论。这样的解释已把这三个动词“专有化”了，即只能用于“中国人民对于美帝国主义”的场合。依此逻辑，也可以把“枪”解释成“中国人民用来消灭美帝国主义的工具”，把“拳头”解释成“中国人民用来揍美帝国主义的工具”，把“脚”解释成“中国人民用来踢美帝国主义的工具”，把“牙”解释成“中国人民用来咬美帝国主义的工具”……作为“辞典”，竟然“有趣”到这种程度，只能说明其时“反美”的宣传是怎样无所不用其极了。
在那个时代，“亲苏宣传”和“反美宣传”是成正比的。“亲苏宣传”荒谬到何种程度，“反美宣传”就荒谬到何种程度。应该特别指出的是，那时，“反美宣传”是大大压倒了“反日宣传”的，甚至颇有联合“日本人民”共同“反美”的倾向。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胜利60周年，也是中国抗日胜利60周年。美国为中国的抗日所做出的牺牲和贡献也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承认。例如，陈纳德的“飞虎队”现在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正面宣传和评价了，有44名当年“飞虎队”老兵最近还成为昆明市的荣誉市民。但在这本《新名词辞典》中，美国士兵当年在中国战场上的抛头颅、洒热血，是完全不被认可的，甚至是被谩骂和诋毁的。“陈纳德航空大队”词条就是这样被解释的：“陈纳德是美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急先锋之一。他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就藉‘援助抗战’的名义来华出任蒋匪空军顾问，组织第十四航空队，自称飞虎队，表面与日本作战，暗中偷运奢侈品来中国，走私漏税，猖獗异常。”陈纳德的“飞虎队”为中国的抗战做出了巨大的不可被替代的贡献，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许许多多年轻的生命死在中国的空中和地上，连尸骨也无处寻觅。——可为了现实的“反美”需要，他们无处寻觅的尸骨也被说成是狼骨。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意味着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但对于中国人来说，这胜利来得实在太突然。无论是重庆还是延安，都有置身梦中的感觉。因为，其时在中国境内的日军，至少还有150万人，无论是重庆还是延安，都还是一种持久战的心态，胜利还遥遥无期。突然传来的日本投降消息，直如天上掉下来一个巨大的馅饼。而天上之所以在8月15日这天掉下这大馅饼，就因为在8月6日和8月9日这两天，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各从天上掉下了一颗原子弹。今年上半年，我在日本。7月间，NHK电视台播出了一部讲述日本从决意“本土决战”到走向“无条件投降”的专题片。天皇裕仁召集的一次次会议，日本最高层的一次次争议，都在专题片中得到直观的演示。这专题片确定无疑地告诉世人，完全是美国投下的这两颗原子弹，迫使裕仁力排众议，做出了“无条件投降”的决定的。今年，对于日本来说，是广岛和长崎“被爆”60周年，电视上有许多关于当年“被爆”的节目。这些节目都是在回忆和展示那两颗原子弹给两地的人们造成了怎样惨痛的伤害。我看了许多这样的节目。面对屏幕上那些骇人的场景，我的心情是复杂的。我当然也有同情、有悲悯，我当然也祈求这样的悲剧永远不再重演。但我的同情和悲悯却又是有限的。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不能像日本人那样对60年前的这两颗原子弹报以诅咒。坦率地说，在对“被爆者”怀有同情和悲悯的同时，我也对这两颗原子弹怀有感激。60年前发生在广岛和长崎的事情，不是一场“人道主义灾难”，是为了让一条疯狗收嘴而给它的当头两棒。没有这两棒，在太平洋地区，战争还将继续。这两颗原子弹使得广岛和长崎共死了近30万人。然而，如果战争再打三年，仅仅在中国，就还要死多少人？就还有多少惨剧要上演？作为中国人，面对这两颗原子弹，我如果与日本人同仇敌忾，那就太滑稽了。而我们却又的确这样滑稽了许久。这本《新名词辞典》对“美在日投掷原子弹事件”就做出了这样的解释：“一九四五年八月初，美国不顾日本人民的重大损失，曾先后在日本广岛和长崎丢下两颗原子弹。在蒋匪帮统治时期，乃被歪曲地作夸大宣传，妄指日本投降即由原子弹威力所致。”在这本《新名词辞典》出版的年代，美国已成了最大的敌人，于是在国际上积极寻求一切反美同盟。只要在反美这一点上能达成一致，其他一切都可以忽略不计。这样，滑稽的局面就出现了：几年前，是“中国人民”与“美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暴行；几年后，则是“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同仇敌忾，声讨“美帝国主义”在日本造成的“重大损失”……
这本《新名词辞典》采取的是分类编排法，共分为“政治之部”、“经济之部”、“国际之部”、“历史之部”、“地理之部”、“社会之部”、“文化教育之部”、“自然科学之部”、“哲学之部”、“人物之部”等十部。在“人物之部”中，又有“本国人物”、“外国人物”和“反动派”三个细目。作为“辞典”，将“反动派”单列一类，也可谓史无前例。“反动派”也有“中国”与“外国”之分。邱吉尔、戴高乐、陈纳德与希特勒、墨索里尼、裕仁天皇、冈村宁次，同属“外国反动派”。——二战时期，你死我活地拼杀着的两类人，在这本《新名词辞典》中却成了同一类人，而这时离二战结束也不过数年时间。邱吉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卓越功勋举世公认。二战期间，他说过一句著名的话：“如果希特勒攻打地狱，我也要在议会上为魔鬼说几句话。”可在这本《新名词辞典》中，“邱吉尔”这样被解释：“英国的头号战贩。……二次大战发生后，继张伯伦出任首相，行为反动，英国人民恨之刺骨。……在一连串的失败中，他一天一天地走向希特勒的老路。”二战期间，戴高尔领导的抵抗运动也有着公认的贡献，可在这本《新名词辞典》中，“戴高乐”却被解释成“法国法西斯头子”。陈纳德的“飞虎队”曾令侵华日军头痛万分，可在这本《新名词辞典》中，“陈纳德”却被解释成“美国的流氓军人”……这本“辞典”为不少“反动派”配了漫画。例如，蒋介石被画成一个歪戴着帽子的小流氓，嘴里叼着一把刀子……
这本《新名词辞典》中可笑、可叹、可思的词条太多。但比任何词条更剌痛我的眼睛的，是“编辑凡例”中的这样一句话：“本书以中小学教师及一般工作干部为主要读者对象。”当时的中小学教师就是从这样的书中吸取“知识”，并把这“知识”传授给当时的孩子们。有整整几代人就是在这样的“知识”的喂养下成长起来的。这些“知识”还不同程度地活在许多人的心中和脑中，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他们对世界、对社会、对人生的看法和态度。——在这个意义上，又不得不说，这本古玩摊上买来的《新名词辞典》，并未成为历史。
2005年9月11日南京
＇1＇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12—14页。
＇2＇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146—148页。
＇3＇罗银胜：《顾准传》，团结出版社1999年2月第一版，第386页。
＇4＇罗银胜：《顾准传》第四十九章“不买‘老大哥’的账”和高健国著《顾准全传》（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三十三章“苏联炮舰上发生冲突”，都较详地叙述了顾准对苏联专家的不恭并因此获罪的过程。
中共与美国之间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奉行的是亲苏反美的外交政策，也即所谓的“一边倒”。此后的二十多年，反美不仅仅是一种外交方针，也是一种内政原则。反美宣传热闹到这样的程度，以致那时期出生的孩子，每有以“反美”、“抗美”命名者。二十多年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之间，没有任何“国交”。然而，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却向美国总统尼克松发出邀请，表示希望在中国与尼克松谈一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这样才有了1972年2月尼克松的访华，才有了《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才开始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化”。这实在是毛泽东在“文革”期间的一大功绩。
当时的苏联和整个国际社会，无疑都把毛泽东此次向美国亮出橄榄枝，看成是一种亲美姿态。但这并非是毛泽东第一次亲美。在抗战后期的延安，毛泽东有过一次更热切的亲美行为。抗战后期，重庆和延安之间的关系日趋微妙。国共再次“合作”以来，延安的军事实力迅猛增长，这使得毛泽东觉得可以并且应该在美国人面前与重庆一争短长。毛泽东希望延安已经颇为强大的军事力量能引起美国的重视，希望美国把在中国彻底打败日本的希望寄托在延安身上，至少不仅仅寄托在重庆身上。美国一直认为，重庆才是抗日的中流砥柱，所以，所有的援助都直接给予重庆。而如果美国能将抗日的希望移向延安，那就意味着援助、尤其是武器方面的援助，也随之移向延安。即使得不到美国的全部援助，能得到部分也好。美式武器，是那时毛泽东特别想得到的东西。
此种想望，并非全是虚妄。1942年3月，美国总统罗斯福派遣史迪威将军到中国就任同盟国中国战区参谋长。在华期间，史迪威与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