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未远去的背影-第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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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了36次，累计几十万册，可见是极受欢迎的。
我用几天的时间，把这本叫做“辞典”的东西从头至尾翻读了一遍。每翻开一页，都有强烈的时代气息扑面而来。作为“工具书”，它在今天当然显得很可笑。但它却又不仅仅只有“笑料价值”。五十几年前的那个时代，以一种鲜活具体的方式留在了这本辞典里。读这本辞典，能时时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气息，能真切地体味到那个时代的价值观念和精神气候。在某种意义上，它比任何一种关于那个时代的历史著作都提供了更丰富更准确更直观的关于那个时代的信息。
那是一个自信的时代。这本辞典在对于一些政治和社会现象的解释中处处流露出这种自信。例如，它这样解释“示威游行”：“示威游行是教育群众、动员群众的一种方法。在反动派统治的国家内，示威游行也是一种斗争方式。一方面通过集会示威行动，可以提高群众的政治认识和政治觉悟，使群众知道自己力量和团结力量的强大，这对参加者是一种教育；另一方面，示威游行对于反动派，是一种广大民意与伟大力量的发挥和制裁。”而1994年版《辞海》对“游行示威”的解释是这样的：“群众集体游行，表达某种意志和要求并显示力量的行动。”二者的差别是一望即知的：前者对“示威游行”是充分肯定的，并且详细地说明了“示威游行”的正面价值；后者则是简短而中性的。又例如，这本辞典这样解释“自杀”：“并非自然的、或因意外事件招致的死亡，亦非因他人或外力的加害，而以自己的自由意志强制并加速其自身的死亡叫自杀。自杀的方法有服毒、绝食、跳水、坠楼、用武器自戕等。自杀的根本原因为病态社会所造成，故在资本主义各国极为常见。”这里，把自杀的“根本原因”归结为社会的“病态”，并强调在“资本主义各国极为常见”。到了1994年版的《辞海》，对“自杀”的解释也“中性化”了：“‘他杀’的对称。故意用某种手段终结自己的生命。如自缢、投水、刎颈、服毒等。在尸体检验中，应注意区别伪装自杀。”四十多年后的1994年，再说自杀多发于“资本主义各国”，当然说不过去了。数十年来，中国一直是自杀高发国家，自杀率居世界前茅。世界平均自杀率为10/10万，而中国的平均自杀率为23/10万，是世界平均自杀率的2。3倍。这个时候再去追究自杀的“根本原因”也殊为不妥。
这本辞典在对自然现象的解释中，也时时流露出“人定胜天”的自信。例如，在解释“台风”时，在对台风的成因和行进方式做了说明后，这样强调：“如台风中心在我国登陆，那就可能造成灾害。但是，台风侵袭的时间究竟不长，只要提高警惕，注意组织预防，我们是可以战胜它的。”这与其说是在强调台风的危害，毋宁说是在强调台风的可以“战胜”。“战胜”一词用得好大胆。准确的预报和严密的防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台风的危害，但要说“战胜”台风，在五十多年后的今天，也仍然是不可想象的。在五十多年前，气象预报的水平还十分低下，就敢说能“战胜”台风，真可谓“初生牛犊不怕虎”。
让我们回到“包袱”一词上来。前面说过，这本《新名词辞典》在解释“包袱”时，根本无视其本来意义，只对其中一种比喻意义做了详尽的说明。这似乎意味着这是一个事物的比喻意义压倒了事物的本来意义的时代。比喻意义本来是附丽于本来意义的，就像树影附丽于树身。而五十几年前，新的国家刚刚建立，新的时代刚刚开始。初生的太阳令每一棵树的影子都远远大于树身。于是，人们全身心地拥抱这些树影，相信凭着这些树影，就可以建造起万年不朽的万丈高楼。
二
五十几年前，新的国家一建立，就奉行起“一边倒”的外交策略。所谓“一边倒”，即在苏联和美国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坚决地倒向苏联一边而誓死与美国为敌。这种“一边倒”的“历史”在这本《新名词辞典》中也表现得极其鲜明。关于苏联的词条远远多于关于美国的词条。其时苏联的许多无足轻重的事情，都作为一个条目加以解释，而美国的许多重大事情都找不到踪影。在评价上，当然更是绝对地褒苏贬美。这本辞典告诉我们，当时广大的中国人有着这样一种观念：苏联无小事，美国无大事；苏联无坏事，美国无好事。
不过，说这本《新名词辞典》中浓缩着那个时代的历史，并非意味着这本辞典就反映了历史的真相。而是说，站在五十几年后的今天，通过这本辞典回望那个时代，也能从一个独特的角度看出那个时代表里的差异。例如，这本辞典显示出，当时的中苏关系真是亲如骨肉。但我们今天知道，真实的情形决非如此。中苏高层之间，从一开始就有许多明争暗斗。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在当时被视作是建国后最伟大的成就之一。这个条约当然是辞典细加解释的词条。与此相关的，还有两个词条：“斯大林七十寿辰”和“毛主席访苏”。对于“斯大林七十寿辰”，辞典是这样解释的：“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是世界人民的导师和朋友——斯大林的七十寿辰，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的领导人均亲往莫斯科参加，我国毛主席亦亲临祝贺，盛况空前。庆祝斯大林，正如毛主席所说，不是应时的点缀，而是拥护他，拥护他的事业，拥护社会主义的胜利，拥护他给人类指示的方向。斯大林发展了马、列主义的革命理论，并对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作了极其杰出极其宽广的贡献。现在世界上大多数的人类都是受难者，只有斯大林指示的方向，只有斯大林的援助，方能解脱人类的苦难。庆祝斯大林，就是庆祝共产主义将胜利。庆祝斯大林，是需要学习他的一切丰富的经验和国际主义的友爱精神。斯大林的名字已与世界劳动人民的心紧扣在一起了。所以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成为一九四九年国际间的一件大事。”而对“毛主席访苏”是这样解释的：“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到达苏联首都莫斯科，会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毛主席在苏联逗留二个月以上，于一九五〇年二月十七日离莫斯科返国。……访苏期间，曾参观许多工厂和农场，并参加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大会，受到热烈的欢迎和招待。最重要的是……于二月十四日由两国外交部长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不久，毛泽东即赴苏祝寿并谋求与苏联签订友好条约。此时，国家的事情可谓千头万绪，可毛泽东却在苏联一住就是两个月。一个国家的元首对另一个国家进行这么长时间的访问，这在国际交往史上恐怕都是极其罕见的。当时的人们，只能相信是因为苏联太美好太有吸引力，以至于毛泽东留连忘返。但我们今天知道，毛泽东之所以在苏联逗留如此之久，是因为友好条约的签订极不顺利。最终，毛泽东采取了一种非常规的手段，才如愿以偿的。吴冷西回忆中苏关系的《十年论战》一书，披露了毛泽东此番访苏的真实情形。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做了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中共当然必须做出回应。3月2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并发表讲话：
毛主席说，我们党同苏共的关系，历史上斯大林整了我们四次。……毛主席说，这些事想起来就有气。
毛主席这时停了一会，大家知道他还没有说完，谁也没有插话。他接着说了六年来一直藏在心里的话。他说，最后一次是我访问莫斯科的时候。我在莫斯科整整呆了两个月（从1949年12月16日到达至1950年2月17日离开）。这两个月很不好受。当然我们是去祝寿的。斯大林70寿辰，世界各国共产党都去向他祝寿。但我此行的目的不单是祝寿，主要是要订立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我在莫斯科看出斯大林不愿意订立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他对中国共产党是不信任的。……我到莫斯科第一次见到斯大林就向他提出这个问题。当时苏联采取拖延的办法，一直不提这个问题。
毛主席说，在开完斯大林的祝寿会以后，我在苏联没事干，我就发牢骚，骂娘，估计他们会听到的。我对苏联党的联络员说，我在这里没事。但是我做了很重要的事情，第一吃饭，第二拉屎，第三睡觉。每天做这三件事。他们让我参观，我不去，不答应签订同盟条约我哪里也不去。这样僵持到了1950年元旦那一天，斯大林才同意订同盟条约。……但是，在谈判中他们明显表现出对我们不信任，至少不完全信任。中长铁路要中苏共同管理，旅顺口要做苏联的海军基地，在靠近苏联的新疆搞了什么合股公司，总之，新疆和东北三省他是不想放手的。＇1＇
1957年11月，毛泽东再次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同时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此期间，毛泽东在同波兰共产党第一书记哥穆卡尔谈话时，也说到了1949年访苏的事：
接着，毛主席就讲到他1949年到莫斯科给斯大林祝寿时的情形。他说，我第一次到莫斯科来，斯大林是不高兴的。本来我们到莫斯科来，并不完全是为了祝寿，还希望中苏两国订个条约。但是祝寿完了以后，斯大林就把这个事搁起来，不想跟我们订条约。有一次我生气了，就直接给斯大林挂电话，在电话里我说，我到这里来不完全是给你祝寿的，也希望我们订一个条约。现在我没有事情做，你看怎么办？这时斯大林火了，他把电话挂了。
毛主席说，后来我又一次去电话，那边说斯大林不在家，你有事情可以找米高扬。这个时候我也火了，我就抓住苏共联络部派来跟我联络的同志（其中有一位过去在中国当过总顾问，现在是苏联铁道部长）大发脾气，狠狠骂了他一顿。他问我去不去参观，我说没有兴趣。我这次不是专门来替斯大林祝寿的，还得做点工作。既然现在没有工作可做，那么我的任务就有三个：第一个任务是吃饭，第二个任务是拉屎，第三个任务是睡觉。我拍着桌子狠狠批评了他们一顿，目的就是要他告诉斯大林。
毛主席接着说，后来斯大林也大发脾气，把我们代表团和他们政治局委员召集在一起开了一次会，狠狠批评了我们一顿。……我只说一句话。我说：同志们，你们说的不符合事实。他们也无可奈何，也不能把我关起来。后来他们想一想，还是签个条约好，因为不签条约我就不走。他们知道我是下了这个决心的。
毛主席说，后来周总理来了，就跟莫洛托夫专门谈订条约的问题，最后总算把条件谈妥了。我们也做了让步，同意中苏两国共同管理中长铁路，在新疆开了三个中苏合营公司，把旅大给苏联做海军基地，他们可以驻军。斯大林还特别关照，不许外国人到东北和新疆。这些我们当时都忍了下来，当时也没办法改变。……
毛主席说，1950年初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后，我们举行了一个招待会，答谢苏联的招待。……斯大林也起来祝酒，说的都是好话，说中国如何如何好。因为我们是按照他的意思签订了一个同盟条约。他也按照我们的意思签订了一个同盟条约。
毛主席说，跟斯大林这样的人要斗，你不斗他就要把你整下去。……＇2＇原来这《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产生得如此艰难，原来毛泽东在苏联两个月过得如此不顺心。这里颇堪玩味的是“我们是按照他的意思签订了一个同盟条约，他也按照我们的意思签订了一个同盟条约。”跟斯大林这样的人打交道，要想占便宜，那无异于与虎谋皮。中国方面当然也丝毫没有在具体条款上占便宜的想法。但问题是，既然斯大林极不愿签订这项条约，只是在中方软磨硬缠下万般无奈地坐到谈判桌前，那中方要在具体条款上谋求平等也决不可能，或者说，苏方就势必要在具体条款上占尽便宜，因为他随时可以拂袖而去。签订条约这件事本身，苏联本是极不愿意的，但终于坐到了谈判桌前，这就是所谓“他也按照我们的意思签订了一个同盟条约”；而在条约的具体条款上由苏方说了算，这就是所谓“我们是按照他的意思签订了一个条约”。正因为“我们是按照他的意思签订了一个条约”，所以斯大林一开始虽然极不愿意签订这条约，但最终还是很满意的。我们今天知道，当时中方在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上做出了多方面的重大“让步”，才与苏方缔结了这项条约。但这却又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