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未远去的背影-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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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许多资料可直接或间接地说明，“新启蒙运动”展开后，“左翼”书籍是如何普及。1936年10月22日，尚在陕北保安（两个多月后迁延安）的毛泽东，给在西安做“统战工作”的叶剑英、刘鼎写信，布置了这样的任务：“要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大约共买十种至十五种左右，要经过选择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湜的《街头讲话》之类），每种买五十部，共价不过一百元至三百元，请剑兄经手选择，鼎兄经手购买。在十一月初先行买几种寄来，作为学校与部队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26＇毛泽东令从西安购这类通俗的“左翼”书籍，供干部学习，固然说明了这类书籍怎样影响了延安的干部，但也同时说明了，在国民党统治区，这类书如何多见。
其实毛泽东本人也是“新启蒙运动”的巨大受惠者。到达陕北前，毛泽东在党内一直受着留苏派的理论压迫。王明、博古等“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杀回国后，更是视毛泽东为不懂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土包子”。“山沟里怎么能出马克思主义？”——面对这样的诘问，毛泽东只能哑口无言。“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夺取了军事上的话语权，后来，政治上的话语权也逐渐夺得，但在“延安整风”前，理论上的话语权一直在博古、张闻天等人手里。1937年11月，王明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的身份到达延安，更让毛泽东感到沉重的理论压力。理论上的劣势，一直是毛泽东的软肋，当然也是他巨大的心病。到达陕北前，客观条件不容许毛泽东在理论上武装自己。到延安后，这样的客观条件可以说是充分具备了。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使得毛泽东可以安全、安心、安稳地在延安安营扎寨；三个师派出去了，也无须多操心抗战的具体事情。时间大大地有了。而各种宣传、讲解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又大量出现，也给毛泽东在理论上的补课提供了极大便利。几乎所有毛泽东的传记和关于毛泽东读书生活的著作，都要说到延安时期毛泽东废寝忘食地攻读马列主义的理论，而这时期出现的“新启蒙”著作，无疑也在他攻读的范围之内。他写信令叶剑英、刘鼎选购这类书，说明他对这类书相当熟悉。抗战爆发后，陈伯达、艾思奇、何干之都到了延安，陈伯达还成为毛泽东的秘书。从这时期他写给这些人的信可看出，他不但读他们的书，还时常向他们“讨教”、与他们切磋。例如，1937年9月，毛泽东曾给艾思奇写了这样一封信：
思奇同志：
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27＇
《哲学与生活》是艾思奇继《大众哲学》之后，以答读者问的形式写的一本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书，1937年4月由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这是典型的“新启蒙”读物。毛泽东不但细读，竟然还作摘录，竟然还把摘录送请作者审阅，竟然还预约时间登门求教，可见学习态度之认真诚恳。这时候，是淞沪抗战正激烈的时候，毛泽东却有时间和心情研究这样的东西，也算是一种福气。一番“恶补”后，毛泽东推出了《实践论》、《矛盾论》、《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一系列理论著作，终于在理论上也击败了留苏派，确立了思想权威的地位。所以，“新启蒙运动”其实也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来源。
2008年1月14日
＇1＇李慎之：《不能忘记的“新启蒙”》，《炎黄春秋》2003年第3期。
＇2＇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东方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251—252页。
＇3＇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254页。
＇4＇《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46—547页。
＇5＇《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48页。
＇6＇《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的文献资料》，第二辑，第391页。
＇7＇《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的文献资料》，第二辑，第448页—449页。
＇8＇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版，第310页。
＇9＇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288页。
＇10＇周国全、郭德宏、李明三：《王明评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290页。
＇11＇＇苏＇崔可夫：《在华使命》，新华出版社1980年9月版，第36页。
＇12＇周天度、孙彩霞：《救国会史》，群言出版社2008年3月版，第10页。
＇13＇《清华大学校史稿》，1981年2月版，第258页。
＇14＇周天度、孙彩霞：《沈钧儒传》，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第116页。
＇15＇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1985年7月第1版，第293—294页。
＇16＇萧三：《给左联的信》，陈瘦竹主编：《左翼文艺运动史料》，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出版，1980年5月版。
＇17＇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1985年7月第1版，第298—299页。
＇18＇《救国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81页。
＇19＇《何干之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12月版，第400页。
＇20＇《何干之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12月版，第418—419页。
＇21＇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261页。
＇22＇《何干之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12月版，第414页。
＇23＇《何干之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12月版，第414—415页。
＇24＇《何干之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12月版，第340页。
＇25＇李慎之：《不能忘记的“新启蒙”》，《炎黄春秋》2003年第3期。
＇26＇《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重印，1984年1月版，第80页。
＇27＇《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重印，1984年1月版，第112页。
《敌乎？友乎？》的前因后果
1935年2月9日，鲁迅在致萧军和萧红的信中，写下了这样一番话：“前几天大家过年，报纸停刊，从袁世凯那时起，卖国就在这时候，这方法流传至今，我看是关内也在这爆竹声中葬送了。你记得去年各报上登过一篇《敌乎？友乎？》的文章吗？做的是徐树铮的儿子，现代阔人的代言人，他竟连日本是友是敌都怀疑起来了，怀疑的结果，才决定是‘友’。将来恐怕还会有一篇‘友乎，主乎？’要登出来。今年就要将‘一二八’‘九一八’的纪念取消，报上登载的减少学校假期，就是这件事，不过他们说话改头换面，使大家不觉得。‘友’之敌，就是自己之‘敌’，要代‘友’讨伐的，所以我看此后的中国报，将不准对日本说一句什么话。”
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的“七·七事变”，这五六年的时间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面对日寇的鲸吞蚕食，面对日寇的步步进逼，采取了妥协、隐忍的政策，再二再三地逆来顺受，再三再四地忍辱含羞。甚至日本方面要求中国政府限制、取缔报刊上的反日言论和社会上的反日行动，中国政府也就果真对国内的反日言行进行弹压。这情形自然令绝大多数的国人看不懂，尤其令热血青年们怒发冲冠、目眦尽裂。“卖国”的骂名当然也就在劫难逃地落到了蒋介石头上。1935年10月号的《外交评论》上，更以徐道邻的名义发表了一篇令鲁迅这样的读者大为憎恶的长文：《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文章对日本晓之以理、动之以义，力陈中国其实不可征服，日本如无餍足地侵略中国，终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文章强调：中国两国为友则两利，为敌则两伤。《外交评论》发表该文后，许多报刊做了转载。但像鲁迅这样的人，读此文而反感，而悲愤，视为汉奸论调：日本已经鲸吞了东北，又在华北得寸进尺地蚕食，居然还在问“敌乎？友乎？”，居然还说要与日为“友”，这不是汉奸又是什么？这还不算卖国，怎样才算卖国？
以鲁迅的敏锐，也只看到文章作者是当年的北洋军阀徐树铮之子，却没有看到文章真正的来头和用心。其实，这篇文章是蒋介石亲自授意的，说它实际出自蒋介石之手也不为过。“九·一八”之后，蒋介石用了种种手段，延缓全面抗战的爆发。《敌乎？友乎？》之作，也是蒋介石苦心孤诣地下的一步棋。
一
我们现在知道，蒋介石有很完整的日记存世。蒋氏自1915年开始记日记，直到辞世从未间断。据说除前三年日记已经散失外，自1918年到1975年，近50年的日记原件都存于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院。迄今为止，全部日记尚未公开。据读过公开部分的有关专家说，蒋氏日记将极大地改写对中国现代史的既有叙述和阐释。对中国现代史，大体说来，有两种叙述和阐释的模式：中国大陆一种，中国大陆以外则有另一种。如果说蒋氏日记将极大地改写中国大陆以外对中国现代史的叙述和阐释，那中国大陆五六十年间对中国现代史的叙述和阐释，就要在更大程度上被改写了。蒋氏日记首先改写的，当然还是自身的历史形象。蒋氏留在大陆的形象和留在大陆以外的形象，也是迥然不同的。蒋氏日记当然会明显改变留在中国大陆以外的自身形象，但更会重塑留在中国大陆的形象。读过蒋氏日记原件者虽然很少，但蒋氏部分日记早以各种方式流传开来。以《万历十五年》等著作而在大陆广为人知的美藉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依据间接获取的部分蒋氏日记，写了《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下称《日记》）一书。大陆的九州出版社（北京）于2008年1月出版了黄仁宇的这部著作。黄仁宇在《卷尾琐语》中说，这部书可称为《蒋介石初传》或《蒋介石粗传》。而在黄仁宇的这部书中，也的确站着一个别样的蒋介石。这个蒋介石，与我们所熟悉的那个“独夫民贼”、那个“流氓恶棍”、那个“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政客、那个“卖国求荣”的懦夫，真可谓薰莸异器、判若云泥。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这五六年里，某种意义上是蒋氏一生中最屈辱、最难堪、最无奈的时期，也是最遭人诟病、最为人误解的时期。这一时期的蒋氏形象，也是最暧昧、最模糊的。黄仁宇《日记》一书，在揭示这一时期蒋氏的庐山真面上，用力甚勤，使我们明白了许多原本不知的隐情，也看清了《敌乎？友乎？》一文问世的前因后果。
“九·一八事件”之后，蒋介石日记里改以“倭”称日本，“雪耻”二字频频在日记中出现，时而切齿之声可闻。然而，在对日策略上，却是最大限度地克制、退让；绞尽脑汁以避免事态的扩大，千方百计地与日方媾和；能把全面抗战往后推迟一天，就决不提早半天。1935年11月19日，也就是《敌乎？友乎？》一文发表不久，蒋氏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做对外关系报告时，说了这句著名的话：“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这句话当时固然遭致许多人的痛恨，后来更成为蒋氏“卖国”的罪证，甚至成为一种笑料。但这确实是蒋氏当时的肺腑之言，是蒋氏审时度势后制订的对日基本谋略。若问“堂堂中华”为何在“蕞尔小国”面前如此可怜，原因很简单，那就是这“堂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