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未远去的背影-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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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ā豆裰芸�1937年6月第8期）、《论思想文化问题》（《认识月刊》1937年6月创刊号）等文章。何干之发表了《新启蒙运动与哲学家》（《国民周刊》1937年7月第1卷第13期）。此外，张申府、沈于田等许多人都参与了讨论。柳湜（中共党员）还推出了一本小册子《国难与文化》（黑白丛书社1937年3月），对“中国文化运动往何处去的问题，作一个系统的答复”。1937年5月出版的《读书月报》创刊号上，发表了何干之、吴清友等撰写的《“新启蒙运动”座谈》。文章开头说：“近来我国文化界有人提出了一个‘新启蒙运动’的口号，接着也有人著文响应这个口号，从而这个运动便在无形中形成了，为究明这个运动的本质起见，本刊曾于最近召请了几位文化人，举行了一次新启蒙运动座谈”。文章从五个方面对座谈做了综述。在《读书月报》第2号上，发表了署名“自非”的《新启蒙运动在北平》，文末注明写于1937年6月8日。文章以这样一段开头：
旧启蒙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以十八年前北京的五四学生运动为导火线，而掀起的一个思想解放运动，同样的，我们新启蒙运动的爆发，也可说是以一二九北平学生救亡运动为契机的，这好象是历史的偶然，但旧的和新的两个启蒙运动，恰好都发生在北平。其实我们如果从封建的帝都北京，和被敌人蹂躏的国防前线的北平，这两个不同的背景去考察新启蒙运动的主要对象，即刻会发现两个启蒙运动同样发生在北京或北平的必然性。
这番话让我们明白，“新启蒙运动”之所谓“新”，是相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旧”而言的。这番话也明确地宣称，所谓“新启蒙运动”是“一二·九运动”引发的。自非还写道：“从五四纪念以后北平的新启蒙运动，不仅是前进的文化人和文化团体在推进，而已得到广大的救亡团体的支持和推动了。……在五月的一个月中，由笔者的统计，北平各报纸杂志上，共发表了三十六篇讨论新启蒙运动的论文。”
1937年12月，何干之出版了《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上海生活书店）。在这本小书中，何干之从曾国藩、李鸿章的洋务运动说起，依次评说了“康梁的维新运动”、“辛亥反正的三民政策”、“五四时代的文化运动”、“国民革命时代及其以后的新社会科学运动”。对这些“启蒙运动”，何干之当然也不能不有所肯定，虽然肯定得常常有些勉强、有些含糊。对这些“启蒙运动”，何干之却有更明确的否定。何干之以专著的方式论述这些“启蒙运动”，目的就是要清算它们，就是要指出它们的种种“局限”。在清算了此前的历次“启蒙运动”后，何干之说到了目前的“新启蒙运动”。何干之不遗余力地强调，“新启蒙运动”是对此前历次“启蒙运动”的“超越”，是最合理、最高级的“启蒙运动”，是真正能“创造现代中国新文化的运动”。因为“新启蒙运动”“只是在形式上反复着过去运动的姿态，而实质上却已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譬如同是爱国主义运动，但这一次启蒙运动所选择的对象不同；同是自由主义运动，但在目前，我们已经锻炼了一个壁垒鲜明的思想派系了；过去反封建任务未完成，目前在理性运动面前，以公正的姿态，批判一切非理性的东西。”＇19＇
自非的《新启蒙运动在北平》，把“新启蒙运动”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提并论的理由，是二者都由学生运动所引发，这理由其实并不成立。“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早在1919年5月4日之前就开始了。与其说是“五四学生运动”引发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毋宁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引发了“五四学生运动”。“五四学生运动”首先是启蒙的果实而不是启蒙的种子。但陈伯达等人所谓的“新启蒙运动”却的确是学生运动的产物。应该说，是《八一宣言》引发了“一二·九运动”，而“一二·九运动”及其引发的全国性的救亡热潮，启发了陈伯达等中共理论家，使他们巧妙地借助这股热潮，发起了一场以“启蒙”命名的思想运动。应该说，陈伯达等人的确是非常善于抓住时机的。在此之前，陈伯达等中共理论家，就致力于宣传、普及“新哲学”，但那是被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所禁止的，因而是一种“地下工作”，一种有风险的工作。正因为如此，其效果也就有限。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就意味着共产党在政治上的合法化。这样，公开地、大规模地宣传“新哲学”也就有了可能。当然，陈伯达不会愚蠢到把这场宣传运动直露地命名为“新哲学宣传运动”或“马克思主义普及运动”，他必须为这场运动起一个既动听又堂皇的名目，“新启蒙”就是这样一个可让陈伯达们“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名目。因此，把这场本意在于借助救亡热潮宣传、普及“左倾”思想的运动冠以“新启蒙运动”之名，本身就是一种话语策略。
强调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也是陈伯达们的话语策略之一。陈伯达们要借救亡大潮获取公开地、合法地、大张旗鼓地宣传“新哲学”的权利，当然要极力强调思想和言论的自由，要拼命鼓吹“思想的大解放”。在长文《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中，陈伯达激昂地说：“挽救目前思想界的危机，惟一的道路就是思想的大解放。要扫清数万万同胞数千年来的愚昧，使他们能普遍走上救国的觉醒，惟一的道理，也就是思想的大解放。每人都应有自由思想的权利，每人都应有自由的思想。每人都应有批评的权利，每人都应可以被批评。我们所提出的新启蒙运动，其内容总括来说，就是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陈伯达的《思想无罪》一文，更是以这样的话开头：“在专制时代的中国，在中世纪的欧洲，在希特勒的德意志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思想是犯罪的。在民主共和的中国，我们要宣布思想无罪。在这正要唤起民众来拯救自己祖国的中国新思想更应当无罪，新启蒙运动更应当无罪。”这让人看得很明白：强调“思想无罪”的目的，是要为“新思想（新哲学）”争取生存空间，是要让“新启蒙运动”具有政治上的合法性。艾思奇、何干之等其他中共理论家，也总不忘强调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在《新启蒙运动与哲学家》一文中，何干之强调“新启蒙运动是文化思想上的自由主义运动”，是“以爱国主义为目的，以自由主义为方法”。如果以为陈伯达们是在泛泛地主张思想自由，如果相信陈伯达们是在强调各种思想的共存，那就错了。《哲学的国防动员》一文，是发起“新启蒙运动”的信号弹。在这篇文章里，陈伯达已说得很清楚，“新启蒙运动的目的”是要让“新哲学”更广泛地走向社会、更深入地进入人心、更紧密地与现实政治结合、更直接地为中共的现行政治服务。所以，陈伯达所谓的“思想的自由”，就是“左翼”理论家宣传“新哲学”的自由；陈伯达所谓的“自由的思想”，就是社会大众、尤其是青年一代接受、信奉“新哲学”的自由。何干之在《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中把话说得更明白：“自由二字，会引起一部分人的误解。思想自由，并不是说封建思想、汉奸思想、颓废思想也有自由存在、自由发展的机会。不是的。”“然而思想自由，并不是说‘你对，我对，他对，大家都对’，也不是说‘你不对，我不对，他不对，但是大家混在一起，烧成一碗五花八门的烩汤就是对了。’”＇20＇
所谓“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本是一种话语策略。何干之强调了各种思想的自由竞争，他相信“新哲学”具有强劲的竞争力。而他之所以有如此自信，则源于另一种更重要的话语策略，这就是紧扣住“爱国”和“救亡”来从事“新启蒙运动”。紧紧地与“爱国”与“救亡”连在一起，是陈伯达们发动和开展“新启蒙运动”的基本策略，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根本战略。1933年10月，王明、康生联名从莫斯科写信给国内的临时中央局，强调：“‘抗日救国’是目前中国民众最关心最主要的问题，谁能在实际上证明他能解决这个政治问题，谁就能取得广大民众的拥护，谁就能成为政治斗争的胜利者。”＇21＇“抗日救国”，分明是一个军事问题，一个以武力击败日本的军事问题。然而，王明、康生却把它看成一个“政治问题”，一个“取得广大民众拥护”的“政治问题”。换一种说法就是：谁能主动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谁把“抗日救国”的口号喊得最响，谁最积极地表示愿与各党各派在“抗日救国”的前提下合作，谁就最能赢得人心，谁就最受大众拥护，谁就拥有了最广大的群众，谁在政治斗争中就胜利了。1935年秋，萧三从莫斯科给国内的“左联”写信，提出的口号也是：“凡是不愿作亡国奴的作家，文学家，知识分子，联合起来！”陈伯达、何干之们当然也非常清楚，在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如此尖锐的时候，在广大民众日日夜夜所思所想的都是抗日救亡的时候，任何一种运动，不管是思想运动、政治运动还是社会运动，都必须打出“爱国主义”的旗帜才能吸引民众，都必须标榜旨在救国才能得到支持、欢呼。陈伯达本意是借机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这种“新哲学”。但马克思主义与爱国主义不但不同，且极为冲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响亮的口号；“工人阶级没有祖国”，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表述。至于列宁，更有名言曰：“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避难所。”在救亡大潮中，陈伯达如果仍然这样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那无疑会招致广大民众的强烈反感，无疑会被广大民众所唾弃，那救亡大潮非但不能成为他们的宣传之助，反而会淹没他们的宣传、涤荡他们的宣传。陈伯达们在救亡大潮中发起“新启蒙运动”，本意就是在“借势”，“借”这救亡大潮之“势”。所以，他们当然会紧紧扣住“爱国主义”做文章，当然会把“抗日救国”作为口头禅。
陈伯达的《哲学的国防动员》，是“新启蒙运动”的发轫之作。文章标题就插上了“国防”的旗帜。陈伯达们还拼命强调“理性”。其实，在救亡图存的紧急关头，人们往往是难得“理性”的，“哲学的国防动员”这样莫明其妙的话都有号召力，就能说明人们的“理性”是怎样的匮乏。但那时候，“国防”、“抗战”、“救亡”、“爱国”一类字眼，以任何方式出现，都能被接受、都能受欢迎。在《论新启蒙运动》中，陈伯达则把“新启蒙运动”说成是“文化上的救亡运动”。在《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中，陈伯达强调：“新启蒙运动是民主主义的思想运动，是爱国主义的思想运动。说是民主主义的，就是说：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说是爱国主义的就是说：这种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在目前是为着唤醒四万万同胞起来保卫我们垂危的祖国。”在《哲学的国防动员》中，陈伯达说得明白，发起“新启蒙运动”的目的，是要宣传、普及“新哲学”。而“新哲学”是宣称“工人阶级没有祖国”的。所以，当陈伯达们反复强调“新启蒙运动”的“爱国主义”性质时，当他们竭力鼓吹“新启蒙运动”的救亡宗旨时，无疑是言不由衷的。时刻不忘强调“爱国主义”，时刻不忘把“新启蒙运动”与“抗日救国”挂钩，是其时投身“新启蒙运动”的中共理论家的共同策略。艾思奇在《我们目前的文化运动》中，说“新启蒙运动”“是以爱国主义为直接的主要内容的文化运动”。今天的人们或许会问：既然“爱国主义”是这“文化运动”的“直接的主要的内容”，那何不干脆就叫“爱国主义文化运动”？充其量在其前面着一“新”字吧，称之为“新爱国主义文化运动”岂不更能打动大众？《读书月报》发表的《“新启蒙运动”座谈》，说“为了提醒广大民众的爱国意识起见，当前的文化运动，也不妨叫做国难文化运动”。虽然说“也不妨”，但毕竟没有这样叫。实际上，如果把这场运动直捷明快地叫做“新爱国主义文化运动”或“国难文化运动”，那无疑更有号召力。陈伯达们之所以没有这样叫，就因为并非“不妨”而是大大“有妨”。这样叫妨碍了什么呢？妨碍了“新哲学”的宣传、普及，妨碍了发起者真实目的的实现。强调“爱国主义”，强调“抗日救亡”是基本策略，但如果连运动的名称都变成“爱国主义文化运动”或“国难文化运动”，那就是在作茧自缚，不利于在这运动中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