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未远去的背影-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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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沈从文：《谈朗诵诗》，《沈从文全集》第1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11＇闻黎明、侯立鹏编：《闻一多年谱长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7月版，第438页。
＇12＇卞之琳：《完成与开端》，《闻一多纪念文集》。
＇13＇奥登这时期曾访华并写下关于中国抗战的诗歌。
＇14＇王佐良：《谈穆旦的诗》，《丰富和丰富的痛苦——穆旦逝世20周年纪念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月版。
＇15＇《闻一多年谱长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7月版，第598页。
＇16＇《闻一多年谱长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7月版，第700页。
＇17＇《闻一多年谱长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7月版，第701—702页。
＇18＇汪曾祺：《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蒲桥集》，作家出版社1991年5月版。
＇19＇《冯至选集》第二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第1版，第502页。
＇20＇袁可嘉：《“给我狭窄的心/一个大的宇宙”——〈冯至诗文选〉序》，《昨日之歌》，珠海出版社，1997年4月版。
＇21＇《地图在动》，珠海出版1997年4月版，第287—287页。
＇22＇姜建、吴为公编：《朱自清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5月版，第80页。
《八一宣言》、“新启蒙运动”与“左翼”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一、问题的提起
1987年4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出版说明”中写道：“《中共党史大事年表》记述了一九一九年五月至一九八二年九月前后六十多年中共党史中最重要的事件，勾画出中共党史的一个大致轮廓。……力求反映出中共党史上先后继起的各个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可以说，它实际上是一本简要的编年体中共党史。”但是，细读这本年表，就会发现其中的问题是很多的。应该记述的未记述，可记述可不记述的却记述了，这种情况不少。应该详记细述的简记略述，只须简记略述的详记细述，这种情况更多。
这本《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在记述到1935年8月时，写道：“八月一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这个宣言对推动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和抗日救亡运动，起了积极的作用。”这里说的是在中共党史上其实至关重要的《八一宣言》。此前此后的其他一些有关著作，要么把这《八一宣言》一笔勾销，根本不提；要么含含糊糊地把《八一宣言》的发布者说成“中共中央”，让人误以为是其时尚在毛儿盖一带的毛泽东等人发布了这个宣言。比起此类著作，这本《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对历史的态度无疑更忠实些，它毕竟记述了《八一宣言》，也站在中共立场上对其做了肯定的评价。但与《八一宣言》本身的重要性相比，这样的记述却又是过于简略的。比起《八一宣言》对中共大业所起的作用，这样的评价也是太低调、太保守、太不够的。
1936年秋，陈伯达、艾思奇、何干之等一群中共理论家，在思想文化界发起了一场“新启蒙运动”。这场运动，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中国化，更使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在中国迅速普及，尤其对青年知识分子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对中共最终战胜国民党、夺取大陆政权，意义十分重大。这场所谓的“新启蒙运动”，实在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件极大之事。但这本《中共大事年表》对此只字未提。在“新启蒙运动”中被“启蒙”，从而选择了共产党的李慎之先生，晚年在论及这场“新启蒙运动”时说：“翻检中央党史部门出版的党史中，根本没有提到‘新启蒙’这回事。理由可能因为‘新启蒙’不是党中央、不是毛泽东发动的一场运动，也从来没有成为什么‘路线斗争’的议题。然而它实实在在是起源于中国共产党生死存亡之际，而一直影响到它以后发展壮大终成大业的一件头等大事。”＇1＇
这里之所以把《八一宣言》和“新启蒙运动”并举，不仅因为二者同被冷落、埋没，更因为二者有着内在的联系，《八一宣言》与“新启蒙运动”之间，有着因果关系。
二、《八一宣言》的问世
在1931年1月7日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不久又成为政治局常委。虽然向忠发名义上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但在共产国际的力挺下，王明实际上掌握了中共的最高领导权。1931年4月，中共特务工作的总管顾顺章被捕后叛变，对中共地下组织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不断有人被国民党逮捕。1931年6月22日，向忠发被捕。同顾顺章一样，向忠发被捕后也立即叛变。虽然向忠发曾跪地求饶，但国民党还是立即将其处决。向忠发的被捕和被杀，虽然使王明更加名正言顺地挥舞中共最高指挥棒，但处境的危险却又使王明不能尽情享受挥舞最高权杖的快感。王明意识到，自己也随时可能像向忠发一样成为国民党的阶下囚。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王明决定离开中国，重返莫斯科。当年王明团伙成员之一的盛岳（盛忠亮）后来有这样的追述：“向（忠发）被捕二日后即于狱中被处决。……一点不假，上海中共秘密机关的接连遭到破坏，使得中共高级成员惊愧不定，垂头丧气。陈绍禹（王明）被仓促选为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以填补向忠发的空缺。……他完全可以说是生活在经常的恐怖之中。他的突然提升虽然减轻一些他的危险，却绝没有稍减他的恐惧。他就像惊弓之鸟，很少在中央的会议上露面，不敢住旅馆、公寓甚至单独的私人房屋。他经过深思孰虑，决定搬到上海郊区的一座疗养院去住。……为了安全，陈绍禹要租下整个一层楼。……中共中央为此支付了一笔可观的租金。陈氏夫妇搬进疗养院后，足不出户，实际上成了隐士。陈绍禹事无大小，全都交给康生、陈云去办。由于缺少得力领导，中共的工作实际上陷于停顿。陈绍禹夫妇的隐居生活一直延续到一九三一年七、八月间。七月间，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一个机关及秘密印刷所被破获，包括罗绮园、杨匏安在内的二十三名宣传部重要人员被捕。陈害怕再留在上海，在一九三一年七、八月间辞去了中央总书记。他被任命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回到了莫斯科，直到一九三七年才去延安。”＇2＇盛岳的回忆多少有些误差。王明夫妇，还有吴克坚、卢镜如，于1931年10月18日离开上海，11月7日到达莫斯科。王明到达莫斯科后，重建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自任团长，成员有康生、杨松（吴平）、张浩（林育英）、周和森（高自立）、孔原、梁朴、欧阳生、赵毅敏等。
到了莫斯科的王明，是仍然以中共最高领导自居的。在他的意识里，既然自己到了莫斯科，中共中央也就被他带到了莫斯科。在苏联期间，他每每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意见、发布宣言，更常常对国内的“中央”发布指示、命令。王明的政治态度本来“左”得吓人，从来奉行的是“左倾关门主义”。到了莫斯科后却渐渐有了变化。这时期，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开始强调被帝国主义侵略国家的共产党，应该与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结成广泛统一战线，以反抗法西斯主义。这使王明头脑中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开始形成。对此，曹仲彬、戴茂林合著的《王明传》有这样的评介：“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新政策提出的历史过程中，以王明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起了积极作用。身处莫斯科的特殊环境，使中共代表团能够及时掌握共产国际政策的转变，远离国内枪炮轰鸣的撕（厮）杀战场，也使中共代表团能够冷静下来，认识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和民族矛盾的发展，逐步反省过去的政策和主张。1932年底和1933年初，王明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观念开始发生转变，逐步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从1933年以后，王明虽然仍在一些问题上继续坚持‘左’的错误，而且不时提出一些‘左’的主张，但从1933年到1937年间王明发表的文章及其主要活动来看，王明的主要活动开始转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来，逐步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中共代表团的主要工作，为中国共产党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起了积极的作用。”＇3＇应该说，共产国际“政策”的转变，是王明政治态度转变的根本原因，甚至是唯一原因。但“态度”的转变，并不意味着“思想”的转变。说远离国内的环境使王明冷静地思考国内问题从而“思想”发生变化，恐怕并不合实情。其实王明从来是只有“态度”而没有“思想”的。他唯共产国际马首是瞻。由斯大林所掌控的共产国际，要王明“左”，王明决不会偏“右”半分；令王明“右”，王明决不会偏“左”毫厘。所以，应该把王明“态度”的转变，完全视作对共产国际政策的响应。
1933年1月1日，日军进犯山海关，中国守军何柱国部奋起抵抗，安德馨营三百人壮烈牺牲，长城抗战由此拉开序幕。1月3日，山海关沦陷。1月17日，王明起草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简称“一·一七宣言”），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名义发布。该《宣言》写道：“中华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在中国民众面前宣言：在下列条件下，中国工农红军准备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作战协定，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1）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2）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3）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我们要求中国民众及士兵，拥护这个口号，进行一致的民族革命战争，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将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斗争与反对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军阀的卖国与投降的斗争联结起来……”＇4＇这个《宣言》虽然仍然提及“国民党军阀”，但已经意味着政治态度的巨大转变，应该说，是《八一宣言》的雏形。1933年1月26日，以王明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了《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5＇（简称“一·二六指示信”）。这封指示信，对满洲各级党部和全体党员提出了在满洲建立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的要求。这期间，王明、康生还几次联名致信国内的临时中央，信中都谈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在王明以个人名义发表的文章中，也总强调这一问题。
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共产国际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会上做了《法西斯的进攻以及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的报告，报告论述了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意义，驳斥了反对建立统一战线的各种观点，并强调：“在所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反帝统一战线问题仍具有重要的意义。”＇6＇8月20日，大会通过了《关于法西斯主义、工人阶级的团结和共产国际的任务决议》。针对中国问题，决议指出：“在中国，必须扩大苏维埃运动和加强红军的战斗力，同时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人民反帝运动。在运动中要提出如下口号：武装人民进行民族革命战争，以反对帝国主义奴役者，首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中国仆从。苏维埃应成为联合全国人民进行解放斗争的中心。”＇7＇
王明在1934年就参加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筹备委员会，对共产国际在策略上的重大转变早有所知。他也早就根据这一新政策对国内临时中央和东北各级党部发号施令。在共产国际“七大”召开前夕，中共代表团认为有必要发布更加郑重其事的宣言，以指导国内的工作，同时对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也是一种配合。在代表团集体讨论的基础上，王明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在经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审阅认可后，8月1日，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八一宣言》写道：
今当我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之时，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