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未远去的背影-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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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夜晚，在一座小楼上，一群喜爱诗的年青人热哄哄地聚在一起。各人带来自己最近写的诗，交换看看，闻先生也来了。他是大家的诗的读者，也是临时的批评家。房子太小，人多，又没有凳子，于是拿稻草打成的圆垫子叠起来，靠着墙坐了一排，屏风栏上也坐满了人。闻先生原先被尊敬地安置在床上坐着，但半中间他却挤到了坐草垫子的那一排去。他朗诵了一些诗，也读了我的一首。他读时，我觉着害羞，但又感到幸福的发慌，我只顾听他怎样念，以至他如何说我的诗，竟没有听进耳朵里去。谈诗谈得很热烈。闻先生笑着，听着……”＇17＇

谈到西南联大与新文学发展的关系，还应提到沈从文。汪曾祺在《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一文中回忆说，沈从文在西南联大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通俗地说，沈从文是在课堂上手把手地教学生写小说、写散文了。在《沈从文先生与西南联大》中，汪曾祺介绍了沈从文的教学方式：“教创作靠‘讲’不成。如果在课堂上讲鲁迅先生所讥笑的‘小说作法’之类，讲如何作人物肖像，如何描写环境，如何结构，结构有几种——攒珠式的、桔瓣式的……那是要误人子弟的。教创作主要是让学生自己‘写’。沈先生把他的课叫做‘习作’，‘实习’，很能说明问题。如果要讲，那‘讲’要在‘写’之后。就学生的作业，讲他的得失。教授先讲一套，让学生照猫画虎，那是行不通的。”“沈先生是不赞成命题作文的，学生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但有时在课堂上也出两个题目。沈先生出的题目都非常具体。我记得他曾给我的上一班同学出过一个题目：‘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有几个同学就这个题目写了相当不错的散文，都发表了。他给比我低一班的同学曾出过一个题目：‘记一间屋子里的空气’！……沈先生为什么出这样的题目？他认为：先得学会车零件，然后才能学组装。我觉得先作一些这样的片断的习作，是有好处的，这可以锻炼基本功。现在有些青年文学爱好者，往往一上来就写大作品，篇幅很长，而功力不够，原因就在零件车得少了。”“沈先生教写作，写的比说的多，他常常在学生的作业后面写很长的读后感，有时会比原作还长。这些读后感有时评析本文得失，也有时从这篇习作说开去，谈及有关创作的问题，见解精到，文笔讲究。”“沈先生教创作还有一种办法，我以为是行之有效的，学生写了一个作品，他除了写很长的读后感之外，还会介绍你看一些与你这个作品写法相近似的中外名家的作品看。记得我写过一篇不成熟的小说《灯下》，记一个店铺里上灯以后各色人的活动，无主要人物、主要情节，散散漫漫。沈先生就介绍我看了几篇这样的作品，包括他自己写的《腐烂》。学生看看别人是怎样写的，自己是怎样写的，对比借鉴，是会有长进的。这些书都是沈先生找来，带给学生的。因此他每次上课，走进教室里时总要夹着一大摞书。”＇18＇这样的课程和教授法，不应该理解为就是为了“培养”作家，而应该理解为是在培养懂得文学、具有精细的口味的优秀读者，这对文学的发展是比“培养”几个作家更重要的。这样的课程和教授法，还能培养真正了解创作甘苦的文学研究者。不过，汪曾祺也毕竟在一定意义上是沈从文“培养”的。——“培养”出了一个汪曾祺，其实也就够了。

☆‘文‘☆；

☆‘人‘☆；

☆‘书‘☆；

☆‘屋‘☆；

☆‘小‘☆；

☆‘说‘☆；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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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十分粗略地考察现代大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后，我们首先应该得到这样一种认识：中国现代大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是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一种相互哺育的关系。中国现代大学，是现代中国最富有自由和民主精神的地方，也是现代中国最富有人文气息的地方。这样一种环境，为新文学创作提供了极其适宜的土壤。在这样的环境里，师生普遍具有开放的心态和怀疑的精神，普遍养成了独立思考、追问求索的习惯。这样一种精神气候，对于学术研究十分有利，当然也非常适宜于文学的生长。有这样一种校园风气，才有一群热爱新文学、痴迷新文学的教师和学生。所以，中国现代大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养育者之一，中国现代文学大大受惠于中国现代大学。但是，如果把中国现代大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仅仅理解成养育与被养育、施惠与受惠的关系，却又是片面的。应该看到，中国现代文学也以自己的方式，从一个独特的方面，养育着中国现代大学、施惠于现代大学。校园里有一群醉心于新文学创作的师生，本身就是校园文化中的一种异彩。这些师生的文学活动，强化着校园的人文气息；这些师生的文学创作，这些师生以文学的方式表达出的对人生、对社会的思考，本身就是现代大学精神的一种体现。如果说文学创作提供的是审美价值，那么就可以说，校园里那些醉心于新文学创作的师生，是在“美”化着校园。有了这样一群醉心于新文学的师生，大学里就多了一份灵气，少了一份俗气；多了一份热情，少了一份冷漠；多了一份温馨，少了一份寒意；多了一份无用之用，少了一份急功近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现代文学也养育着现代大学，也施惠于现代大学。

当然，现代大学与现代文学的良性互动和相互哺育，还应该从一些具体的方面来分析。

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和教学的教授，同时又进行新文学的创作，可以使得古代文学与新文学达至最切实最合理的交融，在这种交融中，古代文学成为新文学的一种资源，而新文学创作的实践，又有助于对古典文学的认识。鲁迅、闻一多、朱自清就是很典型的例子。1920年始，鲁迅受聘在多所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这促使他对中国小说史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鲁迅对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和课堂讲解，明显有利于他的现代小说创作；而鲁迅的现代小说创作，又明显有利于他对中国古代小说的领会、理解。鲁迅现代小说创作的经验，影响着他对古代小说的认识。只不过不应把这仅仅理解成是对古代小说的妙处有更精微细致的体味，也应看到对古代小说的局限有更痛切的认识。换言之，现代小说的创作，既使得鲁迅更好地看到古代小说好的方面，也使得鲁迅更好地看到古代小说不好的方面。发生在鲁迅身上的现象，也不同程度地发生在闻一多、朱自清身上。闻一多、朱自清作为教授的“本业”，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和教学，但他们又同时是著名的新文学作家，古典文学的研究、教学与新文学的创作之间，无疑也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就说闻一多吧，古代诗歌的研究，无疑有利于他对新诗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思考，而新诗创作的经验，也无疑有助于他对古代诗歌的认识。

从事外国文学研究和教学的教师和在外文系学习的学生，同时又进行中国新文学的创作，这使得外国文学能够最直接、最真切、最大限度地成为中国新文学的资源，而在外国文学直接影响下进行中国新文学创作，以明确地仿效外国文学的方式进行新文学创作，又能使他们对外国文学产生更深刻的理解。冯至、卞之琳，以及以穆旦为代表的西南联大学生诗歌群体，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20世纪20年代初，冯至进入北京大学学习德文，开始从原文接触德国文学，也开始新诗创作。1927出版诗集《昨日之歌》、1929年出版诗集《北游及其他》。30年初，冯至赴德国留学：“听雅斯丕斯（雅斯贝尔斯）讲存在主义哲学，读基尔克戈尔特（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的著作，欣赏梵诃（梵高）和高甘（高更）的绘画，以极大的兴趣诵读里尔克的诗歌。”＇19＇冯至在德国留学五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抗战期间任教于西南联大外文系。1941年，冯至写出了27首十四行诗，1942年结集为《十四行集》出版。冯至的这些十四行诗，深受他所心仪的德语诗人歌德、里尔克影响。德语诗歌在这里成了冯至新诗创作的重要凭藉，而这样的创作经验，也自然会不知不觉地使得冯至对那些影响了他的德语诗歌有更精细深切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冯至的这些诗歌又直接地和有力地影响了当时西南联大的一些热衷于新诗创作的学生。当时的外文系学生袁可嘉后来回忆说：“1942年我在昆明西南联大新校舍垒泥为墙、铁皮护顶的教室里读到《十四行集》，心情振奋，仿佛目睹了一颗彗星的突现。”＇20＇冯至以教师的身份写出的《十四行集》，对袁可嘉、穆旦、郑敏这些学生当然有很大的启示意义，它启示着这些学生如何更好地将外国文学化为自身的血肉。在让外国文学直接成为新文学创作资源方面，卞之琳也是有说服力的例子。20世纪30年代初，卞之琳在北京大学外文系学习时，就在西方现代诗歌影响下创作新诗，课堂上外国文学的教学则对他的新诗创作有明显影响。后来，卞之琳深情地追忆老师叶公超：“是叶师第一个使我重开了新眼界，开始初识英国三十年代左倾诗人奥顿之流以及已属现代主义范畴的叶慈晚期诗。”叶公超还将卞之琳所译的《魏尔伦与象征主义》、《恶之华拾零》发表于《新月》杂志。“后来他特嘱我为《学文》创刊号专译托斯·艾略特著名论文《传统与个人的才能》，亲自为我校订，为我译出文前一句拉丁文motto，这不仅多少影响了我自己在三十年代的诗风，而且大致对三四十年代一部分较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新诗篇的产生起过一定的作用。”＇21＇在课堂上听老师讲外国文学，在课后翻译外国文学，同时又从事着新文学的创作，这真是一种十分美好的状态。穆旦与西南联大外国文学教学的关系，也是大家熟知的。

古今和中外的这样一种交融，不应看成仅仅是一种客观的效果，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主观的追求。朱自清辞世后，杨振声在回忆与朱自清共商清华大学中文学系建设规划时，说道：“除了国文系的教员全体一新外，我们还决定了一个国文系的新方向，那便是（一）新旧文学的接流与（二）中外文学的交流。国文系添设比较文学与新文学习作，清华那时是第一个。国文系的学生必修几种外文系的基本课程，外文系的学生也必修几种国文系的基本课程。中外文学的交互修习，清华在那时也是第一个。这都是佩弦（朱自清）先生的倡导。其影响必会给将来一般的国文系创造一个新前途，这也就是新文学的唯一的前途。”＇22＇可见，至少在清华大学，一开始便把“新旧文学的接流”与“中外文学的交流”当作一种目标来追求的。

尽管杨振声认为，“新旧文学的接流”与“中外文学的交流”既是为大学的国文系创造一个“新前途”，也是新文学“唯一的前途”，但1949年后，大学不再是原来的大学，文学也不再是原来的文学，大学与文学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异，二者之间那种良性互动、相互哺育的关系，也不再存在。对1949年以前大学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可让我们明白，重建二者之间那种良性互动、相互哺育的关系，是很必要的，同时又不是那么简单的。仅是请一些俗名很大的作家到大学当院长、当教授、当博导，并不能真正实现这种重建。

2008年12月17日

＇1＇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三联书店1997年1月版，第43页。

＇2＇叶圣陶：《〈郑振铎选集·序〉》，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

＇3＇郑振铎：《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忆秋白》，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8月版。

＇4＇郑振铎：《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忆秋白》，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8月版。

＇5＇闻一多：《敬告落伍的诗家》，《闻一多青少年时代诗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

＇6＇梁实秋：《清华八年》，《梁实秋文坛沉浮录》，黄山书社1992年1月版，第143—144页。

＇7＇蹇先艾：《忆闻一多同志》，《闻一多纪念集》，三联书店1980年8月版。

＇8＇沈从文《谈朗诵诗》，《沈从文全集》第1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9＇商金林：《朱光潜与中国现代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95页。

＇10＇沈从文：《谈朗诵诗》，《沈从文全集》第1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11＇闻黎明、侯立鹏编：《闻一多年谱长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7月版，第438页。

＇12＇卞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