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未远去的背影-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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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在上海的这种种举措，目的都在逼迫蒋介石政府停止对共产党军队的围剿、承认共产党的合法性。为着这个目的，工作主要在两个城市进行：西安与上海。在西安，积极对张学良们进行攻心战，终于使得张学良们对蒋以武力相逼。在上海，则是让沈钧儒、章乃器们出面，以文的方式，或以半文半武（游行、示威、罢工）的方式，对蒋介石形成一种每日每时的、一刻也不间断的压力。在西安，是发动国民党的军队“逼蒋”；在上海，则是发动国统区的民众来“逼蒋”。选择西安发动国民党的军队“逼蒋”，这理由不用解释。把“救国会”的中枢放在上海，选择上海发动各界人士“逼蒋”，也很容易理解。上海的国际国内地位重要，上海人口多、成份复杂，上海有别的城市无法比拟的发动民众的条件等等，都是上海被选择的理由。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那就是上海与首都南京之间的不远不近、不即不离。在南京闹腾，显然是不现实的：一来，南京这座城市不具备掀起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条件，二来，地下党要在蒋介石眼皮底下开展活动，难度也大得多。再说，要“逼”，距离太远固然可能事倍功半；但距离太近，也可能过犹不及。上海则正合适。
而西安与上海之间，又是互通声息的。张学良终于走到那一步，与沈钧儒、王造时们也多少有些关系。上海轰轰烈烈的“救国运动”，本身就对张学良是一种激励、一种鞭策，也是一种压力。使他觉得应该有所效尤，有所表现。实际上，上海的“救国运动”不仅仅对蒋介石是一种“逼”，对张学良也是一种“逼”，即“逼”其以武力“逼蒋”。更何况沈钧儒们还曾对张学良面授机宜呢。1936年7月，张学良到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时们也代表“救国会”到南京请愿。其间，沈钧儒等人曾到张学良下榻的饭店，对张“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后来，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忏悔录》中有这样的叙述：“五全大会后，良在京耳所闻、目所睹，使心情受重大的刺激”，而其中之一，就是“友朋之奉劝，如沈钧儒、王造时等之鼓励”＇15＇。在其他场合则回忆道：“沈钧儒、王造时等则云：良同蒋公密切之关系，以及今日之地位与过去之历史，应破釜沉舟，向蒋公谰陈，当无不听纳之理，他人不敢言者，以良当言之。”＇16＇当绥远告急时，沈钧儒们又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名义，致电张学良：“暴日又唆使伪蒙军进攻我绥远，且直接以飞机轰炸我城市，若蹈热河覆辙，全国坐视不救，则绥远一失，西北危矣！我公有亡省之痛，以恢复失地自誓，全国民众，一致拱仰。公适坐镇西北，对于绥远抗战，想必被发缨冠往救。中央信誓旦旦，以不丧失寸土及丝毫主权为言，绥远岂仅寸土，权利何止丝毫！若又以绥远为地方冲突，默认沦亡，则国事真不必闻问矣！望公本立即抗日之主张，火速坚决要求中央立即停止南京外交谈判，发动全国抗日战争，并电约各军事领袖一面对中央为一致之督促，一面对绥远实行士兵援助。事急国危，幸即图之！”这是又一次在“逼”张学良火速采取“逼蒋”行动，而且言辞十分激烈。——二十多天后，“西安事变”终于爆发。
“西安事变”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其“意义”，还有待进一步评说。而在评说这次事变的“意义”时，不应忘记沈钧儒、章乃器们所起的作用。
2007年3月16日
＇1＇蒋建农：《毛泽东》，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92页。
＇2＇周天度：《救国会史略》，见《救国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10月版。
＇3＇《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405页。
＇4＇《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411页。
＇5＇《“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6＇《“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7＇《“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8＇《“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9＇《“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10＇《“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11＇《“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12＇《救国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10月版。
＇13＇《救国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10月版。
＇14＇《救国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10月版。
＇15＇周天度、孙彩霞：《沈钧儒传》，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版，第150页。
＇16＇周天度、孙彩霞：《沈钧儒传》，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版，第150页。
一九三六年的“救国会”与“民族魂”
鲁迅身后获得的称号之一，是“民族魂”。对这个称号，颇有一些人持有异议。更有那种从未认真读过鲁迅、也几乎不可能走近鲁迅的浮薄之徒，在拿这个称号说事时，表现得极其可笑和无知。
鲁迅死于1936年秋。那时，日本侵占全中国的野心日益暴露。上海滩上，各界人士的“救国运动”正风起云涌，唐哉皇哉；更有各种各样的所谓“救国会”的成立。这时候的所谓“救国运动”，其实就是游行、示威、请愿、罢工、喊口号、散传单。目的，则是催促、逼迫蒋介石政府尽快与日本刺刀见红、拼个你死我活。这“救国运动”是由大大小小的“救国会”领导的；而大大小小的“救国会”又是由中共地下党暗中操控的。鲁迅死于“救国会”正找题目做文章之时，于是便在中共地下党的策划下，将鲁迅的丧事做成了一篇“逼蒋联共”的大文章。而也正是在为鲁迅操办丧事的过程中，“救国会”赋予了鲁迅“民族魂”的称号。所以，“民族魂”这顶帽子，是在特殊的时期，由特定的一些人，怀着特有的政治目的，按到鲁迅脑袋上的。
在《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鲁迅丧事》＇1＇一文中，我对“救国会”操办鲁迅丧事的过程做了较详细的论述，但对“救国会”本身是怎么回事、又是如何把“民族魂”的称号加诸鲁迅的，未做清楚的说明。本文则将重心放在这两个方面。
一
1937年，国共开始了第二次“合作”，蒋介石政府承认了共产党及其军队的合法地位。这对共产党在当时的生死存亡、在此后的发展壮大和最终夺取整个大陆的政权，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后来的人们，习惯于把此举归功于毛泽东个人的英明。例如，一本名为《毛泽东谋略》的书，就有这样评说：“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本土，使中国的政局出现一种新的三角关系：日本人、蒋氏集团、共产党。毛泽东在这个三角关系中下了一盘绝妙的活棋。”该书还对其时的局势和毛泽东的“谋略”有堪称“精彩”的分析：
毛泽东及时捕捉住了日本入侵对中国时局和国人心理造成的新变化。共产党和红军要想摆脱被动挨打的危局，争取形势的好转，就必须扛起抗日的大旗。可是这里存在着一个矛盾：当时红军和党的肩膀还很瘦弱，江西时代近30万人马经蒋介石围追堵截到陕北时剩下不足3万，这点家当要对付蒋介石就很不容易，如何抵挡更加凶恶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这一点毛泽东很明白。但是他更清楚：红军瘦弱的双肩只要一扛起抗日救国的大旗，就会越来越强大。抗日只会兴共，不会亡共。毛泽东巧妙地把民族利益和党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了。
这里，从“谋略”的角度分析毛泽东当年的“扛起抗日救国的大旗”，就把问题说得很到位了。一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在当时真具有无与伦比的力量，也使这句口号的发出者眨眼间占据了道德和政治的制高点。《毛泽东谋略》的作者进一步分析道：“当抗日和兴共被毛泽东联在一起时，另一个因果环——反共和卖国却悄悄套在蒋介石头上了。蒋介石同时面临着两个敌人，而又无法联合其中的一个去对付另一个。他只能两个拳头打人，可这两个拳头总协调不起来。如果他抗日，就等于放生了共产党，不仅十年剿共功亏一篑，而且还会纵虎为患于将来。如果他剿共，又会招致‘中国人打中国人不打日本人’的舆论，很容易背上卖国的嫌疑。他曾试图摆脱这种两难困境，把抗日的利益和反共的利益统一起来，那就是‘攘外必先安内’。可是这个口号远不及‘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得人心。因为中国人的心是先拒外再齐内。毛泽东顺应了这种心理，蒋介石却违背了这种心理。于是，1936年蒋介石亲临西安面示张学良：剿共只剩下最后五分钟，一定要坚持这五分钟，不要坏了党国大计。可就是这最后五分钟，对于爱国心切的少帅来说，也坚持不下去。”这番话，把蒋介石其时处境之“困”和“窘”、把蒋介石的有苦难言和百喙莫辩，也说得十分明白。本来，十年剿共，眼看就要大功告成、只剩下“最后五分钟”了；本来，共产党军队即使到了陕北，也仍处于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之中。可一夜之间，“反共”与“汉奸”、“剿共”与“卖国”划上了等号。这等号的出现，要归因于“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这样的口号。在这里，可以说是口号产生了等号。——口号的力量是无穷的。
《毛泽东谋略》的作者还有这样的议论：“为什么毛泽东敢于联蒋抗日，而蒋介石不愿联共抗日？这一点他们彼此都清楚。联合抗日意味着共产党的合法化，而共产党一旦有了抗日的权利和自由，他就会很快地把自己的影响和势力扩大到全国。最后，日本人赶走了，站在蒋介石面前的就是一个更难对付的敌手，而毛泽东则有了击败他的下一个敌人的雄厚资本。”＇2＇这番话当然说得很对，但还有一层意思没有说出来，我在这里也不说。
提出与国民党再度“合作”、表示愿意接受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下“抗日”，对于共产党和毛泽东来说，的确【“文】是万分【“人】高明的。此举【“书】的终于【“屋】成功，也与毛泽东个人的运筹帷幄分不开。但把中国现代史上的这次极重大的事件，完全“归功”于毛泽东个人的“谋略”，则又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毛泽东并非一开始就如此高明的。实际上，毛泽东的“谋略”，有一个从“抗日反蒋”到“联蒋抗日”的过程。
1935年秋冬之际，毛泽东来到陕北。虽然毛泽东早就意识到打出“抗日”旗号的重要，但刚到陕北时，却还是把“抗日”与“反蒋”并提的，所以那时的旗号是“抗日反蒋”。到陕北后，毛泽东给一些他认为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统战”过来的国民党高层军政人士写信，信中也往往是既晓之以“抗日”大义，又声讨蒋氏之“罪恶”。聊举两例。1935年12月5日致杨虎城信中写道：“抗日反蒋，势无偏废。建义旗于国中，申天讨于禹域。驱除强寇，四万万具有同心；诛戮神奸，千百年同兹快举。”＇3＇这里，完全将日蒋并举，同作为讨伐诛戮的对象。1936年5月25日致阎锡山信中，则写道：“侧闻蒋氏迫先生日甚，强制晋军二度入陕，而以其中央军监视其后，是蒋氏迄无悔过之心，汉奸卖国贼无与为匹，三晋军民必有同慨。先生如能与敝方联合一致，抗日反蒋，则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除此中国人民之公敌。”＇4＇这封致阎锡山的信，虽云“抗日反蒋”，但其实核心是想联阎反蒋，离间之“谋略”，毫不隐晦。当然，给阎锡山写这样的信，也有点“穷猿奔林，无暇择木”的意思，用俗话说，就是“有枣没枣打一竿子”。阎锡山不是张学良、杨虎城，没那么容易被“统战”。在中共党史上被大书特书的瓦窑堡会议（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也是将“抗日”和“反蒋”并举的。会议通过的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中，仍强调：“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5＇。会议通过的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也强调：“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6＇
可以说，如果不放弃“反蒋”，就不可能占据政治和道德的制高点，也不可能想象国共会有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