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未远去的背影-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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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以这首《清平乐·蒋桂战争》的墨迹而论，黄粱写作“黄梁”，无心中把粱字简化了。龙岩多写了一个龙字。“分田分地真忙”下没有句点。这就是随意挥洒的证据。然而这幅字写得多么生动，多么潇洒，多么磊落，每一个字和整个篇幅都充满着豪放不羁的革命气韵。＇4＇
这番话，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郭沫若解说毛泽东诗词的风格。
毛泽东看了这样的解说，不知作何感想。
二
1945年10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柳亚子向毛泽东索诗，毛泽东将那首后来极其著名的《沁园春·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书赠了柳亚子。毛泽东写于1949年的《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中所谓的“索句渝州叶正黄”，所指即是此事。毛泽东的这首词，经重庆《新民报晚刊》编辑吴祖光之手，公开发表于该报11月14日副刊。这是毛泽东诗词公开发表之始。诗词一发表，即引起轩然大波，赞赏者和厌恶者在报刊上刀来剑往。赞赏者说这首词气魄如何大，如何是“千古绝唱”；厌恶者则认为这首词表现了浓重的“帝王思想”。《大公报》主笔王芸生是厌恶该词者之一。他发表题为《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的长文，一开始就强调：“近见今人述怀之作，还见‘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比量，因此觉得我这篇斥复古破迷信反帝王思想的文章，还值得拿出来与世人见面。”王芸生含蓄地指出，从这首《沁园春·雪》可看出，毛泽东想复辟做皇帝。
郭沫若当然是这首词热烈的称颂者。在1946年7月20日出版的上海《周报》第46期上，郭沫若发表了《摩登唐吉诃德的一种手法——评王芸生〈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的文章。文章在反驳王芸生的同时，对毛泽东这首词的“主题思想”做了解说，——是为郭沫若解说毛泽东诗词之始。从郭沫若的解说，可看出他一开始就是把毛泽东诗词的现实政治意义放在首位的，或者说，在解说毛泽东诗词时，他只懂得苦心孤诣地挖掘其中的现实政治内涵，为此不惜移花结木、张冠李戴。
毛泽东在将《沁园春·雪》书赠柳亚子时，就说明这是“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的旧作。郭沫若在《摩登唐吉诃德的一种手法》中，也写道：“这首词听说是毛主席的旧作，……我在柳亚子先生的手册上，看见过毛主席所亲笔写出的原文。”毛泽东是1935年10月到达陕北的。1935年的中国政治局势与1946年相差甚远。但当郭沫若1946年7月解说这首词时，仍然极力把其“主题思想”往1946年的政治局势上靠。1946年7月，日本已无条件投降，国共内战已全面爆发。于是，郭沫若对这首词的“底子”做了这样的解说：
我的揣测是这样：那是说北国被白色的力量所封锁着了，其势汹汹，欲与天公试比高的那些银蛇腊象，遍山遍野都是，那些是冰雪，但同时也就是像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甚至外来的成吉思汗的那样一大批“英雄”。那些有帝王思想的“英雄”们依然在争夺江山，单凭武力，一味蛮干。但他们迟早会和冰雪一样完全消灭的。这，似乎就是这首词的底子。
据说毛泽东是很喜欢雪的。这首咏雪的词，也的确鲜明地流露出写作者面对北国茫茫雪景时的心旷神怡、踌躇满志和顾盼自雄。其实，“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已把写作者对雪的喜爱暴露无遗。郭沫若如果连这点审美能力都没有，那还叫“郭沫若”吗？然而，尽管词的写作者把对雪的喜爱表现得十分充分，尽管郭沫若不可能读不懂词的写作者对雪的喜爱，他还是要把词中的“雪”说成是代表着“白色的力量”，代表着应该被“消灭”的各种人物和势力。郭沫若之所以如此牵强附会地解说这首词，除了要不惜一切地往现实政治上靠以外，恐怕还与雪的“白”与“红色政权”的“红”相对和相反有关。既然雪的颜色是“红”的对立面，那就只配和只应代表“反动”的东西了。但问题是，经郭沫若这样一解释，这首本来不无诗意的作品，便变得干巴枯燥了，变得索然寡味了。如果说这首词的上阕的确描绘了一幅壮美的风景，那郭沫若的这番解说，真可谓大煞风景。这实在有点佛头着粪、化神奇为腐朽的味道。这样的解说，能令毛泽东满意吗？
1957年，毛泽东诗词首次集中公开发表，郭沫若也开始了对毛泽东诗词的经常性解说。1934年夏，毛泽东写过一首《清平乐·会昌》，上阕是：“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1958年，郭沫若在回复《星星》编辑部的信中，对之做了这样的解释：
“东方欲晓”，可以解释为人民快要觉醒了，而且是代表东方的在马克思主义旗贴下的觉醒。这是方生的力！“莫道君行早”的“君”可以解释为西方国家，把日本也包含在内。在资本主义阶段，它们是走在前头了，但这是将死的力量。
“踏遍青山人未老”表征中国人民追求革命的道路一百年，而今在党的领导下找到正确的道路却依然年青。我们是属于方生力量的，所以我们有前途。这就是“风景这边独好”。东风必将压倒西风。
在信中，郭沫若并且强调，如果把词中的“君”和“人”等同，是“很不妥的”＇5＇。1934年的毛泽东，满脑子想着的，都是红军的生死存亡，恐怕实在想不到郭沫若所说的那些问题。郭沫若所说的事，不妨说是1958年的毛泽东所考虑的。但为了让这首“反围剿”时期的作品能为“大跃进”时期的政治服务，郭沫若不惮于把1958年的“毛泽东思想”，输入1934年的毛泽东脑中。关于这首词，后来毛泽东自己出来说话了。1964年1月27日，毛泽东在回答《毛主席诗词》英译者的请教时，指出：“‘君行早’的‘君’，指我自己，不是复数。要照单数译。会昌有高山，天不亮我就去爬山。”＇6＇可见，“君”和“人”都是毛泽东在自己说自己。
1961年，毛泽东写了一首《七律·答友人》，开头四句是：“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这是在借用娥皇和女英的神话故事。这几句诗，应该说还是有些意味的。然而，郭沫若偏要把它解说得诗意尽失：
然而，我深信主席是有用意的，不是在为美而美、为画而画、为诗而诗；不是单纯地在复述神话传说，或单纯地在咏赞风物山川。这些神话传说用在这里是有象征意义的，而象征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应该费点脑筋来思索。
主席在他的诗词中，每每喜欢用神话传说。……它们已经不是作为单纯的神话传说或神话人物而存在，而是融冶在现实中作为现实的一体而存在。
那么，这从九嶷山上乘风而下的那么优美的“帝子”，把她们作为现实的一体，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我认为：这所指的就是：根据高瞻远瞩，脱离高蹈，采取高屋建瓴之势，到群众中去，投身于火热的现实斗争的时代精神。说得更鞭辟近里一点，也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的革命实际结合了起来的毛主席思想。③
神话传说中尧帝的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竟成了1960年代的“时代精神”，成了“毛主席思想”，——毛泽东就是做梦也想不到的吧？
三
毛泽东诗词公开发表后，注家蜂起。在许多具体的问题上，当然会有冲突。但当有人的看法与郭沫若不一致时，一般来说是不会战胜郭沫若的观点而被普遍接受认可的，即使这观点再精彩再妥贴，也难以做到这一点。因为郭沫若是解说毛泽东诗词的权威。毕竟，以郭沫若的身份地位，以郭沫若与毛泽东的关系，在解说毛泽东诗词上，谁能与他相比呢？
然而，如果毛泽东自己出来纠正郭沫若的说法，或者发表与郭沫若不同的说法，那郭沫若就只能是惴惴不安了。惴惴不安之余，当然是赶紧写文章更正自己的观点。这种时候，也应该是郭沫若颇为尴尬的时候。不管怎么说，这总是很失“权威”的脸面的。
1935年2月，毛泽东写了《忆秦娥·娄山关》：“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在对这首词的解释上，郭沫若就颇出洋相，只不过这洋相出在他身后。
1962年3月7日，郭沫若在广州与一些人座谈诗歌中的一些问题。在谈及怎样才能“真正读懂一首诗”时，郭沫若从口袋中掏出一本毛泽东诗词，反复朗诵了这首《娄山关》后，逐一问在座者：“这词写的是一天的事，还是不是一天的事？”有人说是写一天的事，有人说写的不只是一天的事。郭沫若说，他仔细研究了遵义的新旧县志，终于弄懂：“这首词写了三个月的事。”＇7＇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1962年5月号的《人民文学》发表了毛泽东写于战争年代的“词六首”（《清平乐·蒋桂战争》、《采桑子·重阳》、《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人民文学》还约请郭沫若写了长文《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与毛泽东诗词同时发表（1962年5月12日的《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同时转载。）郭沫若的文章对这六首词一句一句地进行了解说。但在解说这新发表的六首词前，有一番长长的开场白。在开场白中，郭沫若强调：“主席的诗词……未见得人人都懂，首首都懂。”接着又举《娄山关》为例：“我曾经把这首词请教过广州诗歌工作者的同志们，他们的见解就很不一致。……有的说是一天的事，有的说不一定是一天的事。可见我们大家都有点陶渊明的作风，‘好读书不求甚解’，对于毛主席诗词，并不一定首首都读懂了。”接下来，郭沫若详细说明了他怎样查《遵义府志》，怎样设身处地地揣摸研究当时的情形，终于明白：“《娄山关》所写的不是一天的事。上阕所写的是红军长征的初期，那是1934年的秋天；下阕所写的是遵义会议之后，继续长征，第一次跨过娄山关。想到了这一层，全词才好象豁然贯通了。”读这番话，不难感受到郭沫若的自得之情。几次拿《娄山关》说事，既说明他在理解此词上的确颇下过一番功夫，也说明他对终于“弄懂”此词颇为得意。郭沫若并且说：“在广州的诗歌座谈会上，我很高兴同志们是同意了我的见解的。”——在这样的座谈会上，“同志们”当然只能同意他的见解了，谁让他是“郭沫若”呢！
在将文章交刊物发表的同时，郭沫若又送了一份给毛泽东，请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看了郭沫若的文章后，亲笔将关于《娄山关》的解说全部删去，并以郭沫若的口吻写下了一大段话：
我对于《娄山关》这首词作过一番研究，初以为是写一天的。后来又觉得不对，是在写两次的事，头一阕一次，第二阕一次。我曾在广州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意见，主张后者（写两次的事），而否定前者（写一天），可是我错了。这是作者告诉我的。……“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两句，据作者说，是在战争中积累了多年的景物观察，一到娄山关这种战争胜利和自然景物的突然遇合，就造成了作者自以为颇为成功的这两句诗。由此看来，我在广州座谈会上所说的一段话，竟是错了。解诗之难，由此可见。
在这里，毛泽东以郭沫若的口吻，替郭沫若纠错。特意提出“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加以强调，一方面说明这两句确是毛泽东的得意之笔，另一方面也说明郭沫若对这两句的解释，不能令毛泽东满意。
但毛泽东的改写稿，未能及时返回郭沫若。《人民文学》仍按原样发表了郭沫若文章。直到1991年12月26日，为纪念毛泽东“诞辰”，《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修改郭沫若文章的手稿，此事才广为人知。郭沫若生前是否知悉此事，不得而知。好在即便他知道，其他人也不知道。
对某一句话、某一个词，几次三番地更正自己的看法，结果还是“错了”，——这种情形在郭沫若解说毛泽东诗词的生涯中，不只一次地出现。毛泽东《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的上阕是：“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宵入。”在《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中，郭沫若这样解说“枯木朽株齐努力”：“我觉得妙在选用了‘枯木朽株’。这似乎可以从两方面来解释。一方面是说调动了所有的力量，动员了广大的工农群众，‘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另一方面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