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未远去的背影-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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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陈独秀决定介入托派活动时，中国国内有四个托派组织。1931年5月1日至3日，中国托派的“统一大会”在上海召开，四个托派组织统一为“中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大会选举陈独秀为书记，王文元、郑超麟等为中央委员。这些成了托派并另立中央的人，自然也就被惟斯大林马首是瞻的中共中央开除出党。
三
本来，托派与无党无派的鲁迅，不会有什么瓜葛。他们之所以给鲁迅写去拉拢的信，源于对鲁迅的一定程度的误读。
1935年7月，斯大林所主宰的共产国际，要求中共与国民党和解，与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各党派建立起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于8月1日以中共中央和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这也就是通常所谓的《八一宣言》。这份宣言呼吁“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并向国内各界表示：愿意与国民党“亲密携手共同救国”。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即林彪堂兄林育英）从莫斯科来到陕北，向毛泽东们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自然也带回了《八一宣言》。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并没有立即接受再次与国民党“亲密携手”的指示。但当1936年5月5日，毛泽东、朱德联名向南京各界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并终于喊出“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这句老话时，表明毛泽东、朱德们已在策略的意义上认可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要与国民党再度称兄道弟，那就不是一厢情愿之事，还须国民党也愿意捐弃前嫌、握手言欢。但这时，国共力量对比悬殊，蒋介石认为彻底消灭中共残余武装不过指顾间事，他当然不愿意功亏一篑。于是，迫使蒋介石脱下白手套、伸出再度“合作”之手，就是中共必须做到的事。中共把这称作“逼蒋抗日”。对蒋的“逼”，在几个方面同时进行。在上海等大城市发动各界民众对蒋施压，是“逼蒋”的一个重要方面。进入1936年后，上海滩上“救国会运动”风起云涌。在中共地下党的积极组织策划下，各行各业都成立了自己的“救国会”。随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也在上海成立。沈钧儒、陶行知、章乃器、李公朴、邹韬奋、王造时、史良等，则是“救国会运动”表面上的领导人物。他们组织游行、请愿、示威，忙于喊口号、发宣言、做演讲，目的都是逼迫蒋介石停止剿共，承认中共的合法性。
对于中共在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要求下所采取的这种政策，中国托派是坚决反对的。托派认为，这是为了民族斗争而放弃阶级斗争，这才是真正的“右倾投降主义”。1936年春，托派刊物《斗争》创刊，在创刊号上，就发表了由王凡西起草的《给中国共产党的公开信》，对中共的新路线进行尖锐的批评。对此，王凡西在《双山回忆录》中回忆道：“《斗争》于斯时创刊，可说满足了一个非常迫切的政治要求。它的出现是颇合时宜的。国内外的形势进入了大动乱中，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突然紧张起来，令人迷惑的现象层出不穷，人人都要了解，人人都想行动。《斗争》在小小范围内，多少能满足一些人的要求。……中共在客观形势的打击下，从无以复加的‘左’边跳回来改作民主斗争时，却变成无以复加的右了。他们几年来替托派的民主政纲恶意描绘的那幅漫画，现在则放上自己的嘴脸而作为民主的真容了。他们道道地地的将取消主义的实质冒充了民主斗争。昨天，他们将任何形式的国民会议要求称为叛变；今天，他们非但要求国民会议（除去了革命内容的），甚至，为了要取得国民党承认的‘合作’，竟不惜放弃阶级斗争，取消红军编制，改宗三民主义……这个转变确是太大了，太突兀了，以致不但使党外人看了莫明其妙，便是党内人也都觉得非常奇怪。”＇5＇
斯大林及其主宰的共产国际之所以强令中共放低姿态与国民党和解，之所以要让中国的各种政治军事力量停止相互斗争、厮杀从而结成反抗日本的“民族统一战线”，并不是为中国考虑，而是从苏联的根本利益出发的。当时，疯狂了的日本，并不以侵占中国为满足。那些年间，斯大林非常担心的一件事，就是日本在中国站稳脚跟后，以东北为跳板进攻苏联。斯大林为了避免苏联遭受日本的攻击，采取了多种措施。积极谋求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是措施之一种。苏方经过数年努力，终于在1941年4月与日本订立了《苏日互不侵犯条约》。而让中国长久地牵制日本、使日本无力抽身侵苏，也是斯大林的谋略之一。如果国共之间的内战不停，对日本侵占中国当然是极有利的。要使中日之间的战争长期处于胶着状态，国共之间的内战就必须停止。正是基于这种算计，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才要求中共来个180度的大转弯，低首下心地向国民党求和。中国的托派认为这是牺牲了政治信念，但像斯大林这样的人，从来不会把政治信念放在第一位的；中国托派认为这是在拿原则做交易，但像斯大林这样的人，原则从来就是拿来做交易的。
中国托派对中共新路线的反对，自然对斯大林的谋略是一种干扰和破坏。为了化解这种干扰和破坏，共产国际决定给中国托派的脑袋上扣上“汉奸”的帽子，并且捏造出托派接受日圆津贴的罪名。所以，“托派汉奸”之说以及接受日圆谣言，也是起源于莫斯科。
四
当托派积极反对中共的新路线时，鲁迅的思想动态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1930年3月，当“左联”在上海成立时，鲁迅是参加了的。但鲁迅与“左联”的关系，与其说是与一种组织的关系，毋宁说是与瞿秋白、冯雪峰等几个较谈得来的友人的关系。几年后，瞿、冯离开上海到瑞金，“左联”由鲁迅所极不喜欢的周扬等人完全控制，鲁迅与“左联”的关系其实也就名存实亡。1935年底，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八一宣言》的精神传到上海，周扬们决定解散“左联”。不管王明等人是否明确地下达过解散“左联”的指示，周扬们做出解散“左联”的决定，都是符合斯大林为中共设定的新路线的。既然在政治上要与国民党旧梦重温、伯歌季舞，要与各种力量结成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在文艺上又岂能不服从这一总路线。对于解散“左联”，鲁迅一开始是不能接受的。他不能明白“民族统一战线”为何不能与“左联”并存，继而要求，在解散时发布一个宣言。在鲁迅看来，无声无息地散伙，那不是“解散”而是“溃散”。但周扬们急于要去闹腾“救国会运动”，终于连这点意见也未能接受，还是令“左联”作鸟兽散。在周扬们看来，“左联”是党领导下的组织，如何成立如何解散，都只能听命于党的指示和服从于党在当下的方针政策；而鲁迅反对解散“左联”，鲁迅要求发布解散“宣言”，都是无理取闹。当年与周扬一起工作的中共党员王翰，在1979回忆往事时，还有这样的说法：“对于工作的转变，也存在一些分歧。文委提出解散文总和各个‘联’，建立广泛的群众性组织，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当然是正确的。文委筹建救国会是有成绩的。鲁迅对解散左联一事指责周扬，这种指责是不对的。一则从全局看，为建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政府和红军都改名了，那么，为了适应转变，左联等组织改变名称更无可非议了；二则当时党的力量有限，要另配一套干部做救国会工作是不可能的。”＇6＇
“左联”“溃散”后，又有“两个口号之争”。周扬们针对新的形势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而鲁迅、胡风等认为“国防文学”过于模糊，主张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对于周扬们来说，“口号”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个问题上决不能让步。一时间争论十分激烈。一些拥护“国防文学”口号者，甚至指责鲁迅“破坏统一战线”。
“左联”“溃散”后，上海滩上各种名目的“救国会”不计其数，周扬们也在文艺界策划了新的组织，但鲁迅拒绝加入其中的任何一种。周扬们张罗新的组织，当然非常需要鲁迅的捧场。但周扬们百计拉拢，鲁迅却一律拒绝。据胡风回忆，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临时委员会书记的邓洁，还亲自约见鲁迅，试图说服鲁迅出马，但也未能成功。＇7＇不愿意介入新的组织，自然就会被认为是对“统一战线”的抗拒，因而也就罪大恶极了。
凡此种种，其时也在上海滩上活动的托派，当然看在眼里，热在心里。鲁迅与文艺上的新路线的不合作，鲁迅与“统一战线”之间的紧张关系，都让托派觉得鲁迅是自己的“同路人”。王凡西在《双山回忆录》中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形：“我没有清楚当时发生于上海左翼文人中间的争论的情形。后来也不曾有机会去阅读那一争论的有关文章，不过大体是知道的，它多少牵涉到文学中的阶级斗争立场和阶级合作立场之争，代表前者的是鲁迅，他较执著于左翼作家们的原有立场；代表后者的是徐懋庸、周起应（即周扬）等，他们无条件拥护新政策的文学路线。故若从更大的背景看，这简单是斯大林由‘第三时期’转入‘人民阵线’时引起的一点新旧之争。徐周等人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鲁迅不甚赞同，他认为应该提‘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我们并不以为‘第三时期’比‘人民阵线’较为正确；但在鲁迅和徐懋庸等人的争论，亦即他和斯大林政策新转变的争论中，却多少表示了真诚的革命者对于阶级斗争的坚定，对于无条件投降于国家主义的厌恶。鲁迅始终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这位伟大的文学家永远是一个同情被压迫与被践踏者斗争的战士，因而即使不是思想上，至少在感情上他仍是阶级斗争学说的服膺者。何况，在他思想和行动的逐渐成长中，反对各式各样国家主义学说的斗争，曾起了决定性作用。现在（一九三六年），提倡了多年的‘普罗文学’，与国民党御用文学及所谓‘第三种人’等作了长期尖锐斗争之后，忽而要掉转枪头，化敌为友，从事什么‘国防文学’了，在他心里当然不会舒适安静的。于是引起了争论，而且这个‘内部’争论，传到了我们耳中。陈其昌听到了这个消息后非常兴奋，于是写了一封信（此信后来附印在鲁迅的复信后面，被收入全集中），附上《斗争》及另外几册中译的托洛茨基的小书，由内山书店转送鲁迅。”＇8＇
五
王凡西指出是对国家主义的厌恶，使得鲁迅反对“国防文学”的口号，对中共新路线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这是相当准确的。不过，这是王凡西的看法，而且是王凡西20年之后的看法。而陈其昌“拉拢”鲁迅，并非托派中央的决定，只是陈其昌个人的心血来潮。何况即使是王凡西，也没有看到鲁迅与托派根本的不同。托派反对中共新路线，是因为民族斗争压倒了阶级斗争，而鲁迅所担忧的，是救亡压倒了启蒙。托派是从阶级斗争的立场反对中共新路线的，而鲁迅是从“立人”的立场拒绝周扬们变戏法式的方针政策的。鲁迅所忧虑的，是救亡彻底压倒了启蒙。因为在鲁迅看来，救亡与启蒙是并不矛盾的，非但不矛盾，甚至启蒙即救亡，而且只有启蒙才是最彻底最有效最可靠的救亡。因为只有完成了“立人”的大业，只有中国这“沙聚之邦”终于“转成人国”，中国才能真正得救，否则，广大的民众只有两种境遇：要么沦为异族的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