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未远去的背影-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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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个人，严重影响甚至左右了瞿秋白的命运：一个是苏联人米夫，一个是中国人王明。米夫生于1901年，小瞿秋白两岁。1917年，米夫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先后在莫斯科社会主义学院和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从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并兼任了东方大学的研究员，专门研究远东革命，开始了对中国的关注。1925年中山大学开办，米夫任副校长。其时，米夫受共产国际委托，研究中国“五卅运动”的经验教训。1926年，作为这个“项目”的成果，米夫出版了《上海事件的教训》，这是他第一本“研究”中国问题的小册子。同时，他又在《共产国际》杂志上发表《中国的农民问题》，文章批判托洛斯基的观点，强调中国应该大力进行土地革命。《上海事件的教训》使米夫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专家”，《中国的农民问题》使米夫成为中国农民问题的“专家”。又由于坚定地反对托洛斯基而拥护斯大林，米夫便大受斯大林青睐，一时间成为耀眼的政治明星和理论权威。1927年，米夫升任中山大学校长，接着又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和中国部部长，代表共产国际领导中国革命，成为对中国共产党颐指气使的“婆婆”。

米夫其人，才学平平，但政治野心却极大，虚荣心也极强。他要求中共最高领导层不但要绝对听命于他，还要在理论上绝对崇拜他，要视他为救世主。瞿秋白是中共党内公认的理论家。对中国的工人运动和农民问题，瞿秋白也都有自己的观察、思考和研究，在与米夫相遇前，也曾发表过《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这样的文章。在内心深处，瞿秋白当然不能认同米夫对中国问题管窥蠡测、吠影吠声式的所谓“研究”。瞿秋白的“书生意气”虽然不像陈独秀那样强烈，但毕竟也有着一个“书生”起码的节操。瞿秋白不会当面顶撞米夫，也能对米夫保持一个“下级”对“上级”必须的尊敬，但要瞿秋白时时处处在并无真才实学的米夫面前唯唯诺诺、低眉顺眼，甚至以“粉丝”的面目，无限崇拜地仰视着，这瞿秋白做不到。这也就意味着灾难不可避免。

在中共六大上，米夫十分活跃，以指导者和决策者的面目出现。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回忆说：“这次大会，在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下举行，布哈林等人，并不经常来参加，但担任中国部长的米夫，率领着土地问题专家沃林等人，却是每次会议都在座。米夫甚至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在那里施加压力。……因此，在大会期内，我和瞿秋白双方都觉得米夫锋芒太露，有操纵中共的野心。”＇1＇对于瞿秋白来说，更要命的是，又与米夫同在草拟关于土地和农民问题决议案的小组。米夫代表共产国际，瞿秋白则代表中共中央。在会上，对米夫的夸夸其谈，瞿秋白固然不去反驳，但也不表示衷心信服。在六大上，瞿秋白的所谓“盲动主义”受到批判。在这次会上，向忠发成为中共总书记，瞿秋白虽然仍然保留了政治局委员的名份，但不再是“常委”，且被决定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而留在莫斯科。这意味着要与米夫这顶头上司保持一种日常性的接触，要常常去请求他隔靴搔痒的指导、聆听他自作聪明的教诲、接受他居高临下的训斥。——对于多才多艺的瞿秋白来说，这实在是很难堪的。

严重影响和左右了瞿秋白命运的另一个人，是中国人王明。王明，本名陈绍禹，1904年生，安徽六安人，小瞿秋白五岁，小米夫三岁。1925年夏，在武昌读书时加入中共。其时，瞿秋白已经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与陈独秀、张国焘、彭述之、蔡和森共同组成中共最高领导层。1925年秋，莫斯科中山大学开办，王明作为首批学生之一，进入中山大学学习。与米夫一样，王明也是一个政治野心极大的人。中共早期人士、1927年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后来成为铁杆“托派”的王凡西，在他的《双山回忆录》中，曾这样评价王明：“陈绍禹在各方面和周恩来相比，都只好算是一个侏儒，但他有一点强于周恩来，就是他有夺取第一把交椅的野心和韧性；为达此目的，他甚至不惜应用任何手段的（包括非革命的和最卑劣的在内）。因为归根结蒂说，陈绍禹不是革命家，而是一个富有冒险精神，工于心计，能玩弄无耻手腕的政客。”“那时候，以陈绍禹在党内的地位（即一无地位）说，离争取‘第一’的路程还非常之远，但凭他和斯大林直系的结托之亲且密，他却有充分理由来从事准备。以向忠发代替瞿秋白，陈绍禹的时间表上不过是将来取而自代的一个步骤。”＇2＇王凡西认为，刚刚加入中共的王明，就有了成为中共最高领袖的野心。为了达此目的，他一进入中山大学，就千方百计地接近、讨好副校长米夫。米夫是斯大林的红人，代表共产国际领导中共，中共人士顺昌逆亡。如果能成为米夫的红人，成为中共最高领袖就决不是妄想。王明的第一步很成功。他很快与米夫建立了“亲且密”的关系，让米夫对其十分信任、宠爱。在1927年第一期《共产国际》杂志上，米夫发表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对斯大林的有关观点进行了吹捧和阐发。不久，联共（布）中央就派遣以米夫为团长的中央宣传工作者代表团来华，对中国的革命实地考察，而王明则被米夫选作自己的贴身翻译，陪侍左右。在这期间，王明随同米夫参加了中共五大。米夫曾向陈独秀建议，让王明主持中共中央宣传部。陈独秀是何等人物，岂能任黄口小儿米夫摆布。结果，只同意王明作为一般的工作人员，在宣传部工作。——可见，米夫这次将王明带回中国，并不只是让王明替自己当翻译，而是要将王明留在中国，让王明快速进入中共核心层。

野心勃勃的王明，只想着一步登天，对于中宣部那普通工作人员的职位，当然不满意。更重要的是，失去了米夫的直接保护，在博学而又正直的陈独秀、瞿秋白眼皮底下工作，本不过是墙上芦苇、山间竹笋的王明，自知前途渺茫。当米夫们回国时，王明又随米夫回到了莫斯科。其时，王明那一届中山大学学生已经毕业，于是王明作为毕业生留在中山大学任职，担任中山大学支部局宣传干事和联共（布）党史教员。他仍然想直接借助米夫之力，扶摇直上，平步青云。在中山大学时，曾是王明手下干将、也是所谓“二十八个布尔会维克”之一的盛岳（盛忠亮），后来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一书中，也这样评说王明：“毋庸争辩，陈绍禹是一位野心勃勃的年轻人。当米夫在一九二七年接替拉狄克任中山大学校长时，陈不遗余力地取得米夫的信任。从那时起，陈随时向米夫提出有关中大和党务工作的建议。陈干的这一切差使，自然就为他的日后跃居显位铺平道路。”＇3＇即便当初与王明合穿一条裤子的盛岳，也不得不承认王明的“野心勃勃”，并为实现自己的野心而在米夫面前搔首弄姿，而对米夫曲意逢迎。不过，盛岳毕竟当时与王明合穿一条裤子，所以在晚年的回忆中，把王明苦心攀附米夫的时间推迟了。王明不是在米夫1927年当了校长之后才开始攀附米夫的，而是一进入中山大学即开始行动了。

本来，王明的野心，与瞿秋白没有太大的关系。但米夫却与王明联手，不择手段地对瞿秋白施以打击、迫害，甚至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原因何在呢？我读过的有关论著、文章，几乎都做了这样的解释：王明急迫地想执掌中共大权，而米夫也想通过王明控制中共，但瞿秋白却是他们的障碍，瞿秋白挡住了王明的路，因此必须尽快把瞿秋白“搞倒搞臭”。由于众多研究介绍者都这样解释这一时期瞿秋白、米夫和王明的关系，所以这几乎成为一种“常识”。这样的解释，虽然不能说毫无道理，但我以为，却不能说明事情的全部真相。米夫想通过对自己言听计从、俯首贴耳的王明控制中共，成为中国革命的“总设计师”，这不假；王明想依靠米夫的提携，获取中共最高权力，也是真。但要说瞿秋白挡了王明的路，说他们必须推倒瞿秋白才能让王明实现他的政治野心，却有些牵强。中共六大后，瞿秋白已经离开权力中心，只不过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要成为中共最高领袖，瞿秋白对他构不成实质性的阻碍，因为瞿秋白并不站在王明的必经之路上。1927年，米夫把王明带回中国，让王明参加五大，建议陈独秀让王明主持中宣部，就是在开始把王明推向最高峰。这就完全绕开了瞿秋白。可见，如果仅仅是想让王明成为中共最高峰，米夫是用不着那样在意瞿秋白的。我以为，与其说瞿秋白挡住了王明的路，毋宁说瞿秋白挡住了米夫的路。——这当然不是“组织”意义上的挡路，而是理论和思想、精神和学养意义上的挡路。瞿秋白是中共党内公认的理论权威，俄文和中文都像他那样好的人，不要说其时的中共党内，就是其时的整个中国，恐怕也找不出第二人。而米夫，首先是以学者和理论家的身份登上政治舞台的。作为共产国际几乎惟一的中国问题“专家”，作为共产国际领导中国革命的代表，米夫首先必须在思想和理论的意义上控制中共，必须在精神的意义上成为中共的偶像。而当米夫想要这样做时，迎面就碰上了瞿秋白。米夫们可以通过一次会议，甚至仅仅是一道命令，就改变瞿秋白在党内的政治地位，就让瞿秋白靠边站，但要推倒作为理论权威的瞿秋白，可就不那么容易了。正因为如此，在六大上将瞿秋白在政治上和组织上边缘化后，米夫觉得还远远不够，还要进一步在思想和肉体的层面上摧毁瞿秋白。

王凡西在《双山回忆录》中回忆说：“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开过了六次大会以后，有一些代表留下来，参加共产国际的第六次世界大会。代表中包括了瞿秋白，周恩来，张国焘，王若飞，关向应，罗章龙等人。瞿秋白此时已经不是总书记，他的地位被向忠发所取代了；但因他俄文好，理论修养高，所以在共产国际大会上他仍旧是中国代表团的主要发言人。陈绍禹在代表团中干点技术工作，可是在事实上，他和米夫这个直属于斯大林的小集团，已开始起着作用，瞿秋白时常感受到挤迫。”＇4＇米夫们虽然在政治上、在组织上将瞿秋白边缘化了，但在共产国际的大会上，仍然要由瞿秋白代表中共发言，——这当然令米夫心中不悦。王凡西又说：“张国焘没有瞿秋白的学养，也没有周恩来的才干。因此陈绍禹们并不怕他，也不想拉他。”＇5＇据王凡西的观察，对其时任中共代表团副团长的张国焘，米夫、王明们报以冷落，因为他既没有打击的价值，也没有拉拢的价值。而对瞿秋白，他们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打击迫害，就因为他有着受人尊敬的“学养”。

在这几年间，米夫、王明们打击、陷害瞿秋白的方式多种多样，事情经过也很复杂。这里只简略说说发生在中山大学的两件事。

一是所谓“江浙同乡会”。王明虚构了一个中山大学内的“江浙同乡会”，说这是一个从事地下活动的“反动组织”，而后台老板，则是瞿秋白。此事闹得很大。苏联格伯乌（国家政治保卫局）专门对此事进行调查，向忠发、周恩来都介入了此事。苏联格伯乌调查结果，竟然认为确有这种“反动组织”存在。瞿秋白、周恩来等人调查后，认为并不存在这样一个组织。瞿秋白于是给联共政治局写信，对苏联格伯乌的调查结论提出异议。后来，共产国际监委、联共监委、中共代表团联合组成审查委员会审理此事，最终做出了不存在“江浙同乡会”这样一个组织的结论，并由周恩来在中山大学全体师生大会上宣布。这罪名虽然洗刷了，但瞿秋白却被弄得焦头烂额、心力交瘁。

现在该说说瞿景白了。在中山大学学习的瞿景白，对王明们的所作所为，是怒目而视的。其时也在中山大学学习的陆立之，在《深藏在心底的瞿秋白及其它——王明对瞿秋白的打击迫害》一文中，有这样的回忆：“王明一伙当权，许多人跑到王明的小楼里去献媚吹捧，景白却嗤之以鼻。有一天傍晚，我与景白偕返宿舍，因为大楼铁栅已锁闭，我们绕道走小楼梯，经过王明小屋时，王明赶快笑脸相迎，误以为我们也是去投效他的。当时景白一股正气，冲口而出：‘哼，什么东西！’从此，王明一伙加深了对瞿氏兄弟的忌恨报复心理。”＇6＇

王明们借以打击瞿秋白的另一事件，是中山大学的“清党”。1929年，斯大林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