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未远去的背影-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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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定一对瞿杨结合的反应
杨之华与沈剑龙离婚，当然会令沈定一很痛心。而杨之华弃沈剑龙是为了嫁瞿秋白，就更令沈定一觉得很失脸面了。杨之华曾是自己的追随者和崇拜者，自己为培养杨之华倾注过不少心血，如今却要离开沈家而别嫁，终不免有肥水竟流外人田之感。而从自己儿子那里夺走了杨之华的，却又是自己党内的同志、同僚，就更让沈定一心意难平了。
杨之华在《忆秋白》一文中回忆说，与瞿秋白在上海结合后，十分想念在衙前的女儿。在1925年春天，实在按捺不住对女儿的思念，杨之华独自回乡探望：“到达家乡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独自一人走到过去公婆家里。我过去的公公知道了我的来意，突然沉下脸来，冷酷地说：‘我不能让你看她。’并且不再理我了。我痛苦地走出了他的书房，在厨房门口，碰见了他的大姨太太。我们过去关系很好，她听说了我的苦处，便说：‘别作声，我带你去。’我们悄悄地穿过几个厅院，大姨太太推开了一间侧屋，在暗淡的油灯下，我看见了心爱的女儿，她正在玩玩具。我抑制了心中的狂喜，轻轻走到孩子面前，她玩的正是我从上海买回的玩具呵！孩子天真地对我说：‘妈妈，我告诉你，我的妈妈死掉了。’……”＇6＇无疑，对于杨之华在婚姻上的重新选择，沈定一要比儿子沈剑龙在意得多。这个家庭显然从这件事上感受到了伤害。
但此事对沈定一在政治上由左向右的转变是否有影响以及有多大程度的影响，却是需要慎重考核的。
曾任瞿秋白秘书、后来成为“托派”的郑超麟，有这样的说法：“有一次，我们到秋白和之华的新家里去，说话间来了一个人。他们介绍说：‘这位是剑龙’。秋白同他亲密得如同老朋友。之华招待他，就像出嫁的妹妹招待嫡亲的哥哥。后来，之华有一次对我说：剑龙为人高贵，优雅，她自惭庸俗，配不上他。沈玄庐则没有儿子那种度量。玄庐背后骂秋白：‘这个人面孔狭窄，可知心中奸狡。’不久之后，玄庐再度退出共产党了，不能说同这件事没有关系。但即使没有这件事，玄庐还是要退出共产党的。”＇7＇所谓“再度”，是指沈定一在1923年8月，即表示出退出共产党之意。这次虽然被挽留住，但不久之后，沈定一还是退出了共产党。郑超麟认为，沈定一终于下决心与共产党分手，与杨之华嫁了瞿秋白不无关系。当然，郑超麟也强调，即使没有这件事，沈定一也还是要退出共产党的。这就意味着：瞿杨之结合，对沈定一的向右转，并没有实质性、决定性的影响。
另一种看法则颇为不同。台湾的李敖出版社1995年7月出版了万亚刚的《国共斗争的见闻》一书。万亚刚是国民党中统的“老特务”，1928年19岁时进入中统，直到59岁退休，在中统一干40年。此书是他回忆文章的结集。书中的《瞿秋白“就义”之谜》一文，有这样的叙述：“瞿、杨之结识，是在‘上海大学’……一个是老师，一个是学生。杨之华长得非常漂亮，有‘上大校花’之称。但那时她已是个有夫之妇，她的丈夫是沈定一（玄庐）的儿子沈剑农（引按：应为‘龙’，下同），同在‘上大’读书。‘上大’师生的思想都很前进，校风开放，所以瞿、杨的交往不大避人耳目。等到二人发生恋情，同学间就纷纷传扬，沈剑龙也有所耳闻。某次，沈剑龙走过瞿秋白的房间，听到里面有嘻笑声，推门进去，见杨之华坐在瞿秋白的膝上。杨见他进来，急忙站起来解释：‘正在和瞿老师排演话剧。’沈剑龙将她按回原位：‘你们继续排演吧！’说完掉头就走。隔了几天，沈剑龙在寓所请瞿秋白和几个‘上大’同学吃便饭，沈定一夫妇也在座，酒至半酣，沈剑龙站起来说：‘之华和瞿老师相爱，我理当成全他们，今天请诸位做见证，我把之华交给瞿老师。’说完将瞿、杨二人的手拉在一起。这一幕突如其来，大家为之怔住，沈定一夫妇更怒气冲冲，愤而退席。次日，沈、杨离婚，瞿、杨结婚，瞿、沈结为朋友关系，三则启事并排刊登在上海‘民国日报’上，社会人士诧为奇闻。此为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之事。这段故事，初见于‘中统’外围刊物‘社会新闻’（丁默邢主编）上，后来笔者又从沈剑龙口中证实。”而沈定一“只因受了这幕三角婚恋的剌激，才一怒而投身到反共的国民党西山会议派行列。”
关于杨、瞿、沈三人关系的重组，万亚刚所说与杨之英回忆颇有不同。万亚刚虽然声称从沈剑龙口中得到“证实”，但那番绘声绘色的叙述，还是值得怀疑的。至于说沈定一投身“西山会议派”，完全是替儿子“冲冠一怒为红颜”，那就意味着沈定一转变的责任，要由瞿秋白来负。但这实在更有商榷的必要。
沈定一的转变并非特例
在考察沈定一从左向右的转变时，首先应该看到，这种转变并非一种特殊事例。最早的一批共产党人，后来其实发生了严重的分化。有的在脱离共产党的同时也脱离了政治，即离共但并不反共。有的，则在脱离共产党的同时，彻底倒向国民党，并成为国民党内坚决反共的所谓“极右派”。这方面，与沈定一最有可比性的，是戴季陶。1920年，戴季陶与沈定一一道，参与了中共的创建；1925年，戴季陶则与沈定一一道，加入了“西山会议派”。在反共方面，戴季陶表现得比沈定一更典型。另一个例子是陈公博。陈公博1921年春参加广东共产主义小组，7月则出席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但1922年陈公博即自行脱离共产党，1925年则加入了国民党。汪伪时期，陈公博是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人物。汪伪政府把反共作为头等大事，陈公博当然也不会不反共。早期共产党人，后来脱离共产党，或者甚至转而坚决反对共产党，应该从思想观念方面找原因。这原因大概有两种。一种是他们当初参与创建共产党或加入刚成立的共产党时，对共产主义到底是怎么回事并不很清楚甚至很不清楚，待到比较地明白了共产主义是怎么回事后，才意识到这种主义自己并不能信奉，甚至认为应该坚决反对。另一种原因，则是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展开方式、共产党组织在中国的发展路向，令自己无法接受、难以认可。有的人离共或者反共，是第一种原因驱使，有的人则是因为第二种原因驱使。当然，两种原因共同起作用的情形也会有。像戴季陶、沈定一，恐怕就是两种原因都起了作用。
所以，认为沈定一投身“西山会议派”完全是替儿子“冲冠一怒为红颜”，那是一种过于庸俗化的理解。应该把沈定一的由左向右，首先理解为信念的转变。萧邦奇在《血路》中写下了这样一番话：“从许多方面来看，1925年3月孙中山因患癌症去世，对沈定一及其在国民党内地位的影响，可以说类似于雷峰塔的崩塌对杭州人民及其环境的心理冲击。作为指引革命方向的路标，孙中山在革命者心中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而对沈定一来讲，从1923年受孙中山的指派访问苏俄，到1924年底受命为孙中山的北京之行作宣传员，他对孙中山的崇敬之情与日俱增。如今正如路标的消失使得行人失去方位一样，孙中山的去世给国民党也给沈定一提出了认同和方向问题。”＇8＇美国人萧邦奇的这本书，时有隔靴搔痒之处，但这番话或许说得还算到位。与孙中山接触并受到信任，是使得沈定一抛弃共产主义而信奉三民主义的重要原因。
1928年8月26日，沈定一从衙前出发，到莫干山拜会在那里避暑的戴季陶、朱家骅等人。这时期，沈定一仍在家乡，为家乡农民的命运操心。上到莫干山，据说也是为与戴季陶等人商议农民问题。28日，沈定一一早即动身下山，返回衙前。傍晚时分，汽车驶近衙前车站。此时大雨滂沱。车停下，沈定一下车、出站，突然三声枪响，沈定一应声倒地。杀手更趋近过来，又补了许多枪，沈定一身体多处被洞穿。现在通行的说法是，沈定一因国民党内的派系之争而被刺杀。但这种说法其实并无坚实的根据。这次刺杀仍然是一个谜。
沈定一一生最值得一说的，是在家乡从事的农民运动。“文革”中，他在家乡的墓被炸毁，尸骨被抛诸荒野。——毁墓鞭尸者，并不是城里来的“红卫兵”，是他家乡的农民。
2008年1月14日
＇1＇＇美＇萧邦奇：《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19页。
＇2＇＇美＇萧邦奇：《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92页。
＇3＇＇美＇萧邦奇：《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141页。
＇4＇＇美＇萧邦奇：《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47页。
＇5＇杨之英：《纪念我的姐姐杨之华》，《回忆杨之华》，安徽人民出版1983年9月版。
＇6＇杨之华：《忆秋白》，《忆秋白》，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8月版。
＇7＇《史事与回忆——郑超麟晚年文选》第一卷，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285页。
＇8＇＇美＇萧邦奇：《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140页。
瞿秋白的“名誉”
“向使当初身便死”
1931年4月24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顾顺章，在汉口被国民党逮捕。
1931年6月25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总书记的向忠发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
1932年10月15日，中共首任领袖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
1935年2月23日，中共第二任领袖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被国民党逮捕。
这四人中的前二人，顾顺章和向忠发，在被捕后立即叛变。这二人都是工人出身。正因为是工人出身，所以在“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里占据了要职。又正因为他们实际上是所谓“流氓无产者”，本就毫无政治信念和人格操守可言，于是在被捕后立即向国民党叛变。在他们的价值天平上，生命重于泰山而名誉则轻如鸿毛。而这四人中的后二人，陈独秀和瞿秋白，是知识分子出身。如果是为着一己的名利，他们完全用不着去发动和投身革命。是超越一己名利的壮丽的理想、伟大的信念，使他们成为了职业革命家。既然本就是放弃了对个人生活舒适的追求而献身革命，既然在成为职业革命家的第一天起就时刻准备着为理想和信念而抛头颅洒热血，他们就决不会因为贪生怕死而出卖理想和信念、而成为革命的叛徒。退一步说，即便在被敌人捕获时，原有的理想已动摇、原有的信念已轰毁，他们为着个人的名誉也不会出卖早已对自己“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组织和早已同床异梦的“同志”。在他们的价值天平上，不但理想和信念远重于肉体生命，作为一个人、一个知识分子的名誉也比生命更重要。说得更直白些，即便他们精神上已然背叛了革命，即便他们在内心深处早已是革命的“叛徒”，他们仍然不会为求生而如顾顺章、向忠发一般现实地出卖革命。实际上，陈独秀在被捕前早被中共视为“非我族类”而开除其党籍，但国民党对他的劝降仍然无济于事。1938年8月，因胡适等人的奔走而减刑出狱时，报章发表的司法院呈文中有“爱国情殷”、“深自悔悟”一类说法，陈独秀立即致函《申报》，为自己辩诬：“鄙人辛苦狱中，于今五载。兹读政府明令，谓我‘爱国情殷，深自悔悟’。爱国诚未敢自夸，悔悟则不知所指。——我本无罪，悔悟失其对象；罗织冤狱，悔悟应属他人。鄙人今日固不暇要求冤狱之赔偿，亦希望社会人士，尤其是新闻界勿加以难堪之诬蔑也。”并希望新闻界勿“以诬蔑手段，摧毁他人人格”。＇1＇在国民党的狱中因“深自悔悟”而减刑获释，在陈独秀这类人看来，便意味着“人格”的彻底沦丧；他一出狱便致函《申报》，与其说是在表明自己的理想依旧、信念未改，毋宁说是在表明自己的“人格”不可侮。换句话说，陈独秀之所以觉得这样的说法“难堪”，倒并不在于“深自悔悟”这几个字，而在于“深自悔悟”成为了减刑获释的理由。作为对历史高度负责的知识分子，陈独秀这样的人如果真的“悔悟”了，是不会刻意隐藏自己的“悔悟”的。实际上，在蛰居江津的最后岁月里，陈独秀以一系列文字，如《资本主义在中国》、《说老实话》、《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