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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厚黑学完全使用手册-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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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血腥的大屠杀,就上书称病,请求退休辞职。朝廷却不批准。于是皇甫规心生一计,他故意越出自己管理的辖区,去替一个朋友办理私事,然后再派他的一个门客,假装去并州刺史胡芳那里告密。告发皇甫规擅自远离军营,想让胡芳弹劾他,从而好让朝廷削去自己的官职。

可是不承想,因为士大夫的势力与宦官的势力已成水火,不日之间就会展开大决战,此事人人看得明白。所以胡芳接到密告后,就立即明白过来了,说:“这个皇甫规,实在是太狡猾了。他无非是想借此机会逃离官场,好远离冲突罢了,他休想,我要为朝廷爱惜人才,非但不弹劾他,还要替他隐瞒。”

皇甫规的心思被人看破,没有办法,只好坐等朝野大战。没过多久,汉桓帝死了,新任小皇帝为汉灵帝,宦官张让和赵忠就利用汉灵帝贪财的心理弱点,替汉灵帝搜刮金银珠宝来引诱皇帝。汉灵帝果然大喜,就公开宣称:“张让是我的父亲,赵忠是我的母亲,在这世界上,他们是最爱我的人。”于是张让和赵忠就要求诛杀士大夫,并将士大夫称之为党人。汉灵帝听不懂,就问:“党人是什么意思?”张让说:“就是说他们要造反。”汉灵帝问:“造反又是什么意思?”张让说:“就是要推翻你,不让你当皇帝捞钱了。”

汉灵帝一听,勃然大怒,立即下旨诛杀朝中的贤良大臣,一时之间腥风血雨,数不清的士大夫在这场冤狱中遭到屠杀,但在被朝廷缉杀的名单上,却没有度辽将军皇甫规的名字。而皇甫规却认为自己也是有名的英雄豪杰,此次宦官大举诛杀贤良士大夫,肯定有自己一个。可是杀来杀去,却没有他的事儿。皇甫规大怒,认为这是朝廷对他的污辱,就愤怒地上书说:“被你们诛杀的那些贤良士大夫,都是我的知交好友,有许多人做官,还是因为我的推荐。因此,这次诛杀的名单上,不应该缺少了我,我强烈要求被诛杀。”

这封信递了上去,天下人都为皇甫规捏了一把汗,可奇怪的是,宦官势力集团见到信之后,居然没有丝毫的反应,并没有派人来抓捕皇甫规。皇甫规上书求死而未死,反而为他赢得了清名和荣誉。及到后来士大夫冤案洗清之时,皇甫规俨然获得了巨大的声望,已是士大夫的领袖了。

实际上,当皇甫规递交这封信的时候,他就已经知道这个结果。宦官势力集团虽然凶恶,却都是些大字不识的蠢人,只因他们迷惑住了汉灵帝,所以才敢如此胡作非为。而且,宦官们对士大夫的报复虽然凶狠,可是这些人却又知道自己的缺陷,特别渴望能够获得士大夫的认同。那些被诛杀的人只是因为他们对宦官表示了最大程度的蔑视,才引发了宦官集团的杀机。

皇甫规因为洞悉宦官集团的心理弱点,所以逆势而上,公开挑战,不唯是赢得了朝野的赞赏,同样也让宦官们在内心中更加地欣赏他,甚至渴望与他结交。

和皇甫规同样洞察宦官们这种心理的,还有颍川名士陈寔。陈寔其人,以名望道德名满天下,当汉灵帝下诏诛杀贤良士大夫的时候,他说:“如果我不下地狱,众人就没有依靠,所以现在是我出面的时候了。”于是陈寔拄着手杖,自己来到了监狱里,请求将他拘禁起来,于是天下之人,再次称善。

正当众人为陈寔的义举捏着一把汗的时候,宦官张让的父亲老死了。而张让的老家,也是在颍川,张让自己是个宦官,最渴望的就是能够荣耀乡里,以洗耻辱,就命令地方官:“必须要让颍川当地的所有名人名士都来参加我父亲的葬礼。”却不承想,等到了葬礼举行的时候,颍川当地的老百姓全都来参加葬礼了,偏偏有名的士人一个也没有到场。

正当张让尴尬的时候,陈寔又说话了。他说:“如果我不入地狱,又如何把别人从地狱里救出来呢?”说完这句话,陈寔独自一个人,拄着拐杖,去参加奸宦张让父亲的葬礼去了。当地士人对此错愕不已,都认为陈寔不应该这样做,可是宦官张让却感激不尽。后来在诛杀士人的时候,他特意吩咐,一定要对颍川地方的士人网开一面,各地官员不得擅自诛杀或是拘禁。到了此时,众人才明白了陈寔逆势而为的因由,全都在心里感激他,交口称赞不已。

逆势而为,攫利而止,这个官场博弈学的规律与法则,不止是读过书的士人如皇甫规、陈寔等人明白,就连当时的老百姓,也全都是心知肚明的。

《资治通鉴》上记载,正当士大夫们为宦官势力集团所捕杀,整个中国一片腥风血雨的时候,京都洛阳城中,忽然数十名百姓聚集到汉桓帝的陵墓前,放声嚎啕,自称是汉桓帝的儿子。汉灵帝得知这种情形,深受感动,就下诏将这些人全部任命为官员,以替补被杀害的士大夫的缺。

于是朝廷少了许多有胆有识的士大夫,却多了一群大字不识的狡黠乡民。用这些人治理天下,结果可想而知。结果没过多久,黄巾起事,群雄四起,东汉帝国就此而覆亡了。

这几个故事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官场之上的主流价值观念,是不容颠覆的。所以逆势而为虽然能够短期内奏效,达到晋职升官的目的,但如果想长久平安,更进一步,那就必须进一步地研习厚黑之术,以维护官场上的主流价值观,这样才能够真正地达到如皇甫规、陈寔这般的无上境界。

第48章 官场机运四:与失败者结盟

任何一个年轻人初入官场的时候,都会表现出来不成熟的一面,稚嫩,单纯,性格明快而耿直。这光景被官场老前辈看在眼里,就会顿发无限的感慨。

而年轻人晋升的机遇,就在老前辈们的感慨之中。

过了气的职场老人,见到年轻气盛的新人,就会回想起自己初入职场时的状态,他们在年轻人身上发现了当年自己的影子,就会想,这年轻人的情况,和我当年真是一模一样啊,可如果我那时有现在的经验、智慧和阅历,那么我早就抓住机会,青云直上了,又怎么会落到今天这种意气消沉的地步呢?

这时候年轻人的机会就来了,那些早已失势的老家伙们,会在无意之间踱到年轻人近前,叹息上几声,如果年轻人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的话,那么他们人生的成功之路,就由此而始了。

但是,人性的固有规律最终葬送了多数年轻人的前程,这个规律就是年轻人的人格过于脆弱,无法承受外界的否定信号刺激,一旦发生这种事,人格就会摇摇欲坠,呈扩大趋势以维持自身的存在。表现在官场现实上,就是年轻人总是表现出心高气傲,对老家伙们的耳提面命不感兴趣。

也就是说,大多数初入官场的年轻人,对于老家伙们的教导是持否定态度的。而这教导恰恰又会成为官场新人的一个大好机会。

清乾隆年间,两名年轻人被补到吏部,负责替吏部的大员们誊写公文。这两个人一个姓冯,另一个姓张。两人来到之后,才发现吏部人满为患。原来,自康乾盛世以来,太平时节,国富民安,朝中的官员们为了扩充自己的势力,就想尽法子扩大衙司的编制,把工作都推给部属来做,自己则闲下心来喝茶聊天,挖空心思琢磨皇帝的心意。那些后期进入吏部的年轻官员,名义上是官,却与上司的仆佣没什么区别,不唯要承担所有的工作与责任,而且永无出头之日。

冯张二人来到之后,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霎时间,两人的雄心壮志登时破灭,浮上心来的唯有满腹的悲凉。

虽说是两个人同时意志沉沦,但表现却大为不同。冯生觉得自己即使在吏部做到老,也不会有什么出头之日,而且,如果工作做得多了,一旦出了差错,难免还会祸及自身。于是冯生就跟着吏部中那些暮气沉沉的老书吏们一样,当着上司的面,勉强表现一下,等上司一走,就立即扔掉工作,开始品茶聊天。再后来,他开始和老书吏们经常溜出衙司,流连于花街柳巷之中,把所有的工作,全都推给了张生。

张生承担了所有的工作,也承担了更多的麻烦,只要工作上稍有过失,就会遭到上司的严词质诘。张生唯唯诺诺,却仍然继续抄写着文书。有一天,他正在誊文的时候,一个老文吏慢慢地踱了过来,和张生闲聊了几句。原来,这老书吏也与张生一样,他于康熙年间进入吏部,熬过了康熙雍正两朝,苦苦地干了一辈子,除了隔三差五遭到上司的责骂之外,别无所获。想到自己未来凄凉的晚景,老书吏内心绝望已极。这时候看到年轻的张生又走上了他的老路,忍不住走过来指点一二。

于是在当时的吏部中,新入官场的冯张二生,都与老气横秋的失败者结成了联盟。冯生这一盟派,精熟糊弄上司的办法,最善于推卸责任,俸禄不少一粒米,活得极是逍遥自在。而张生这一盟派,却是最辛苦的,他们终日守在枯燥乏味的书房之内,不停地誊写文书,不敢有丝毫的松懈。只不过,这两个盟派的区别是,冯生他们把全部心思用在如何糊弄上司、如何吃喝玩乐上,而张生和老书吏却始终是等待着机会。

不久,乾隆皇帝离京赴江南,朝中大部分官员随行,留下来的更加没有心思工作,冯生一群人索性就居住在了妓院里,连衙司都懒得回。只有张生和老书吏走不开,他们两个继续在书房中抄录文稿。这一天,两人正在忙着,突见门外走进来一人,两人抬头一看,张生不识得来人,老书吏却吓得呆了:“皇上,您不是南巡去了吗……”

来的正是乾隆皇帝,只因为大小金川地区发生叛乱,乾隆急忙赶回京师处理,发现吏部竟然人去屋空,盛怒已极,便质问张生和老书吏,惊奇地发现这两人竟然熟悉所有政务,于是当即传令,命张生即刻赴大小金川的岳钟琪帐下,负责督运各地的粮辎;老书吏经验丰富,政务娴熟,转赴军机处,另有重用。

一日之间,两个谁也不知道的小书吏竟然飞黄腾达,羡煞了朝中几乎所有的人。尤其是冯生,更是百爪挠心。张生升官之日,正是冯生遭受到严厉责罚的时候。冯生思前想后,越发感觉到自己遇人不淑,悔不该结交那些于己无益的同僚,空误了自己的前程。

然而冯生却不知道,表面上看起来,他和张生的区别,在于结交的人不同,却不知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只是因为他身上的失败者气味太重,才会将别的失败者吸引过来。而张生身上具备的则是成功者的素质,所以才会得到合适的人给予合适的指点。

所有的年轻新人,进入官场之后,都面临着与同僚结交的情况。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若想知道你将来的造诣如何,只要看一看与你交往的人,就很容易知道。如果你发现自己结交的朋友只能固化你的人生失败,那么,是你需要换朋友的时候了。

第49章 官场机运五:稳步健行

由于涉及人性的惨烈博弈,晋升之道,宜缓不宜急,宜低不宜高,倘若过于急切,升任的位置过高的话,就会引发竞争对头的激烈反弹。

北宋名臣张方平,历练沉稳,深得儒家思想的精髓。他比较重视选拔年轻的官员。最早被他看中的,是王安石。于是张方平就将王安石调到身边,观察了一段时间,发现王安石是一个天生的改革家,不管是衙门里的规章制度还是公文的格式,亦或是衙司值班的规矩,只要落在他的手里,就统统改过。张方平心想,这样的人,是做大事的人。但儒家是反对做大事的,因为做大事就意味着将整个国家的利益盘子掀起来,也就是所谓的利益结构调整。利益调整妥当了,当然是一好百好,一旦调整不好,那就意味着天下大乱,搞不好还会引发大规模的流血冲突与战争。

后来张方平认为,当时的北宋对于利益结构的调整,没有任何社会性的准备,变法行不通,因此王安石不可用。于是张方平罢斥王安石,又将选拔的目标转移到了苏东坡的身上。而苏东坡才华横溢,不甘沦为数黄论黑的笔墨之吏,急切地想获得足够的空间,以便施展自己的才华。张方平却对此不以为然。

张方平知道,单以苏东坡的才华而论,理应大红大紫。但是,苏东坡太年轻,年轻就意味着没有社会根基,没有一大批支持你、追随你的人。年轻就意味着没有足够的社会经验,就意味着对人性的暗黑缺乏足够的了解。说透了就一句话,年轻就意味着缺乏足够老成世故的人际政治斗争经验。

官场晋升的空间,本来极为狭窄。大批的官员聚集在官场,注定了很多人一生一世也没有晋升的可能。这时候一个年轻人突然后来而上,凌驾于他们的头上,就会让他们气愤不平。纵然是众官员心平气和,愿意接受现实,却也奈不得家人与朋友的讥刺,同僚的嘲弄。于是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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