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幕下的哈尔滨-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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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上萧夜以继日地写上了。由于他有自己悲痛的经历，深刻的感受，所以写的时候竞冲破了那“唯美主义”理论的束缚，出现了现实主义的色彩。王尔德也有过这种情形。写作中出现的现象，有时是特别复杂的。
塞上萧的四幕话剧《茫茫夜》写出来了。他叔叔领着他去找了卢运启，得到了这个老头儿的支持，剧本交给北方剧团排演了。
11
王一民已和塞上萧约好，五点多钟一同到卢运启家里去。日子已经定妥，要从今天晚上开始教卢运启的儿子国文。所以他四点多钟就回到住所。春天的四点钟，太阳还老高呢。他胡乱地吃了口饭，就坐在写字台前，把几张薄薄的白纸铺在一张报纸上，开始起草一份传单，想一边写着一边等塞上萧回来。
这份传单是李汉超交给他的任务。人春以来，日寇出动了六个师团的日军和三万多人的伪军，对我通化、哈东、绥宁、汤原地区的游击队举行了一次“春季大讨伐”。“讨伐”刚一开始，即被我游击队迎头痛击，打得落花流水，现已以失败而告终。我们的游击队经过激烈的战斗，反而更加壮大起来。
满洲省委要把这胜利消息传给城乡人民，号召一切反日力量都要团结一致，反对共同的敌人，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王一民在薄纸上写着比蝇头小楷还小的字，字虽小，他却写得很有力量，每一笔都凝结着他对日本侵略者的满腔怒火。他正在激动地写着，忽听外面一阵笑语喧哗，人声、脚步声冲着他的屋前响来。接着外屋的门打开了，女人的尖叫声，男人的嬉笑声直达他的屋内。
王一民飞快地把未写完的传单叠成一个小方块，一哈腰塞进坐椅下面的两层板里，又把没写字的白纸往旁边一移，下面便露出当天的《北方日报》。
当外屋门一开的时候，他就知道是塞上萧回来了，因为只有他们两个人有开暗锁的钥匙。塞上萧回来得这么早是在预料之中的，可是没料到他会领来这么一帮男男女女。这还怎么一同上卢家去呢？难道他忘了要办的事吗？真是文人无行啊！
王一民侧耳细听，认定塞上萧领来的又是北方剧团的那帮演员。自从他把那本《茫茫夜》交给北方剧团排演以来，就和这个剧团分不开了。王一民知道他是迷上那位漂亮女主角柳絮影了。他特意为她加写了不少戏，把《茫茫夜》中的女主人公写得艳丽如牡丹，高洁似梅花，天上难找，地下无双，真是把从王尔德那里学来的全部技巧都用上了。柳絮影也特别喜欢这个角色，排演场内外十分用功，但对塞上萧没有什么更多的表示，不即不离，好像根本不知道他为她花费了多么大的苦心，熬过了多少不眠之夜。
塞上萧曾长吁短叹地向王一民表露过自己的苦闷。他说这个柳絮影简直像个谜一样在他眼前闪动着。那次后台一瞥中留下的印象，一直深深地留在他的脑子里。她好像是对谁都那样，不冷不热，不即不离，真像她那名字一样：柳絮影。柳絮随风飘荡，这里站一站，那里停一停，对谁似有意，对谁又无情。可是也不尽如此，她对那些像苍蝇一样追逐她的权贵阔少之流就十分冷淡，她公开拒绝过大汉奸伪军政部大臣、参议府议长张景惠干儿子的邀请；曾当着大家的面使滨江警备司令部李司令的大少爷下不来台；还敢从哈尔滨市长、日满协和会事务长吕荣寰的筵席上退场；据说她还打过一个对她动手脚的警佐的嘴巴子，致使一些警察特务也不敢对她轻举妄动了。她会巧妙地运用她在社会上的声誉，以及那些权贵中间的矛盾，使自己从危机四伏的缝隙中钻出来。所有这一切，塞上萧看在眼里，听在耳里，使他不断地生出一些幻想。这幻想有时眼看要变成现实，有时又化为泡影，这就使塞上萧更加难熬了。每逢柳絮影和剧团演员到塞上萧宿舍来玩的时候，幻想就展开了翅膀，塞上萧会变得像孩子在新玩具面前一样高兴，像百米运动员在起跑线上那样兴奋。
今天，柳絮影又来了，塞上萧能从那起跑线上退下来吗？王一民很了解塞上萧，这是根本做不到的。
外屋地里，有几个男女在吵嚷着，不知在做什么事情。王一民真怕他们闯进来，那就什么也不能于了。这些演员因为来的次数多了，和王一民也熟悉了，有时就跑到他屋子里闹一阵子。那位名演员柳絮影还向王一民请教过有关古典文学方面的知识。王一民给她讲的时候，她静静地听着，有时忽闪几下眼睛，像是要提问题。王一民有教学经验，看出来她不是摆出一副好学的样子给人看，而是真的听进去了。王一民觉得有些奇怪：这朵柳絮还有研究学问的心思？
外屋地里的吵嚷声音越来越大，他们好像在做菜。一遇上这种事，多半宿也别想消停。王一民紧锁双眉望着自己的屋门，屋门没有插上。他回来的时候整所房子都没人，便没有插门。他这样做也是有意表示自己没有什么背人的事情。但没想到今天却带来麻烦……王一民正在想着心事的时候，突然从外屋传来一声女人的尖叫，王一民惊得一抖。接着，他的屋门被猛一下子撞开了，一个黄头发的女人，举着两只手，大瞪着两只惊恐的黑眼睛，一边尖叫着，一边倒退着跑进来。紧跟着她跑进来的是一只白色的鸭子，鸭子脑袋没有了，鲜血从脖腔子里往外冒，它扑扇着翅膀，步履蹒跚地往前走……这样顽强的生命力，这样不屈不挠的精神，真可以使人类自愧弗如了。连那盖世无双的楚霸王在乌江自刎时，也只是用宝刀往脖子上一抹，就栽倒在尘埃上，呜呼哀哉了。
鸭子照直往前走着，鲜血滴到地板上，黄发女人身子紧贴在对着屋门的墙上，鸭子一直照她走去。在这方面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样无头鸭子可以走挺远，多半是头撞在墙上才能倒下。王一民一看鸭子要撞到黄发女人那娇嫩的天蓝色旗袍上了，鲜血就要喷上去，忙站起身推开椅子往前冲，打算按住鸭子。大概椅子的响声把吓得痴呆的黄发女人唤醒了。她一侧身，也向王一民这边扑来，两人正好顶头碰在一起，这位黄发女人竟毫不客气地一头扑到王一民怀里，使王一民措手不及，目瞪口呆……
这时，一个将近三十岁的男人撵了进来，“他手里举着一把菜刀，刀上沾着鸭毛和血迹，连他那刀条脸上都溅上了血点子。他后面还跟着一个大个子外国人和瘦长的塞上萧，再往后进来的就是那位柳絮影了。
王一民万没想到会出这样的事，急得面红耳赤，连忙一闪身，将那黄发女人往外一推……坏了！那黄发女人没有思想准备，趔趄着抢前几步，便摔倒在地板上。
这时鸭子也撞倒在墙根下，后跟进来的几个人止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王一民涨红着脸站在那里，望着跌倒在地的黄发女人说：“对不起，快请起来，快请起来……”
黄发女人在哄笑声中爬起来。她那天蓝色旗袍的下大襟被扯开，寸半高的领子开了线，一只高跟鞋也摔得老远。这副狼狈相，使屋里人又大笑起来。
黄发女人自己低头看看，也忍不住笑起来。这时那位外国大个子男人，忙小跑着过去拣起甩在一旁的高跟鞋，送到黄发女人脚下。
黄发女人叫刘别玉兰，是个混血儿。她的父亲是中国人，叫刘洪福，母亲是俄国人，叫别拉斯卡娃。她为了突出自己的特点取了个名字叫刘别玉兰。这样的混血儿在当时的哈尔滨是比较多的。他们多数很漂亮，就像这位刘别玉兰这样。她把东方人和西方人的优点都集中于一身，皮肤是白的，眼珠却是黑的，睫毛长长的，嘴唇红红的，而最好看的是鼻子，长得不大不小，不肥不瘦，比西方人的小，比东方人的大，谁看着都顺眼。而且在直直的鼻梁下边，还有一点非常协调的小弯，这就更增加了她的妩媚。
那位过来给他拣高跟鞋的外国人，是个白俄，刘别玉兰的第三任丈夫，叫谢捷尔斯克。他在北方剧团里搞舞台美术设计，有时根据需要，也客串登台。每逢这时他就可以多捞一笔外快，戏如果叫座，他就能多分到一些戏票，等于赚了双份工资。但无论赚多少钱，都不够他半月花的，这个沙俄伯爵的孙子，宫廷画家的儿子，从小享受惯了。
还有那位拿着菜刀跑进来的刀条脸的男人，他叫何一萍，是北方剧团的反派演员。当时上海有一位专演反面人物的电影演员王献斋，正红得发紫，大受观众欢迎。何一萍因为长得和王献斋差不多，都是刀条脸，就拼命地模仿人家，靠着他的一点鬼聪明，居然学得很像，这样观众也就喜欢上他了，管他叫北方王献斋。他也洋洋得意地以此自居。由于他拥有一群观众，也成了北方剧团的主要演员。他自认为可以在柳絮影面前献点殷勤，取得她的欢心，进而占有她。但柳絮影一点也没把他看在眼里。他俩在戏里总是搭配成对立的双方，用儿童看戏的归类法，就是柳絮影演好人，何一萍演坏蛋。当好人受坏蛋威逼的时候，柳絮影经常要打何一萍的嘴巴，正像我们在戏里常看见的那种场面一样：受侮辱的年轻女人愤怒了，抡起手臂，狠狠地向欺凌她的男人打去。这种打本来是假的：女的将手一抢的时候，男的也忙抬手，表示要捂自己的脸。就在这一抢一抬的刹那，两只手接触在一块了，随着这一触而过的瞬间，发出了啪的清脆响声，然后女的手顺着男的脸腮飞过，男的手捂在自己的脸上，打好了看不大清楚是假的，打不好观众就要笑，破坏了剧情，而往往是打不好的时候多。但柳絮影打何一萍，每次效果都很强烈，响声清脆，表演逼真。不，用逼真这个词来形容是不准确的，因为她是真揍啊！有时卸完装，何一萍的腮帮子还能看见手指印子，但他却表现得毫不在乎，他说：“为了艺术的真实，效果的强烈，这一巴掌算什么，捅一刀我也能受得住，为艺术可以牺牲一切嘛。”
遇到这时候，柳絮影就笑着加上一句：“好，说不定多咱我就捅你这个坏蛋一刀，看你能不能受得住。”
何一萍一听，马上就会把脖领子扣一解，双手扒着衣领往两边一分，露出胸脯子说：“好，现在就捅，这里面是红彤彤的心，这颗心早就属于你了，请你把它拿去吧。”
这时柳絮影就会一皱眉说：“一边去吧，还红彤彤的心呢，黑得都快烂了，有味了！”说完就会转身走开了。
对这些行动和细节，塞上萧是最敏感了，他特别讨厌这个何一萍。有时回到宿舍就忍不住和王一民叨咕叨咕，王一民也就知道了。
屋里的人还在笑着，王一民也跟着笑起来。
刘别玉兰正翘起一只脚来穿高跟鞋，站不住，要倒，柳絮影忙跑过去扶住她，就在这一倒一扶当中，旗袍大襟又扯开了一些。三十年代初期的旗袍都长得拖到脚面子上，小开襟，瘦得紧裹在身上，裹得曲线毕露，走路不敢迈大步，行止坐卧都得加小心，不然就要扯开线。今天刘别玉兰这旗袍开襟一直扯到膝盖以上，像六十年代那种大开襟的旗袍了。
柳絮影一边扶着刘别玉兰穿鞋一边笑着说：“也没见你这么胆小，让一只死鸭子吓成这样，往人家王先生屋里跑，还往人家……”说到这里她不说了，闪动着大眼睛向王一民看了一眼。
“哎，这可不能怪玉兰胆小，实在是这鸭子太‘格路’了。”拿着刀的何一萍说，“我按着鸭脖子一刀砍下去，脑袋掉了，我以为完事大吉了，哪知道这手一松，它两膀一扑打，忽忽悠悠就站起来了。不要说玉兰，连我都吓愣啦。”
“你们不知道啊！”刘别玉兰摩挲着手说，“从昨天到今晚我不断地看着血，血把我吓怕了。昨天中午，我从巴拉斯影院出来，正走到新城大街拐角的地方，忽然一辆日本军用汽车横冲直撞地开过来，马路上的人都往两旁躲。这时候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拉着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太太，一见汽车开过来慌了神，小孩拽老太太往东跑，老太太拽小孩往西躲，就在这一老一少一神一拽的工夫，汽车嚎叫着，一点也没减速地从老太太和小孩身上直冲过去。两个车轮底下一边一个，汽车却像没事一样，一溜烟尘地跑了。马路上留下一老一小两具尸首，鲜血顺着老太太的嘴里、眼睛里。鼻孔里往出冒，孩子的脑袋完全压扁了，一片血肉模糊。我看了一眼就再也不敢看了，直觉全身汗毛都往起竖，腿都有点站不住了。我坐上一辆人力车回到家里，饭也没吃下去，躺在床上一闭眼睛就看见老太太流着血的脸，小女孩血肉模糊地躺在血泊里。今天一整天我脑子里还都是这玩意儿。方才那鸭子脖腔子里冒着血，晃晃悠悠地奔着我来了。我忽然觉着好像那屈死的老太太阴魂不散，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