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论-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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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程以前，不得使用火器；战斗中要尽量节约兵力，以备最后使用；这些都是战术原则。

　　　　所有这些规定并不是在任何场合都是绝对可用的，但是指挥官必须铭记在心，以便当这些规定中所包含的真理可以发挥作用时，不致失去机会。

　　　　如果发现敌人生火做饭的时间反常，就可以断定敌人准备转移，如果敌人在战斗中故意暴露自己的部队就意味着准备佯攻，那么这种认识真理的方法就叫做规则，因为从这些明显的个别情况中可以推断出敌人的意图。

　　　　如果说，有战斗中一旦发现敌人开始撤退炮兵就应该立即猛烈地攻击敌人是一条规则，那就是说，从这样一个个别现象中推测出整个敌情，根据这个敌情得出了一条行动规定。

　　　　这个敌情就是：敌人准备放弃战斗，正开始撤退，而在这个时候，它不宜进行充分的抵抗，也不象在撤退过程中那样便于完全摆脱我方。

　　　　至于细则和方法，只要训练好了的军队能够掌握它们并。。。。。

　　　　把它们作为行动的准则，那么战争准备的理论就会在作战中起作用。有关队形、训练、野战勤务的一切规定都是细则和方法。有关训练的规定主要是细则，有关野战勤务的规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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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４１战　争　论

　　　　主要是方法。这些细则和方法在实际作战中都是有用的现成的办法，因此，必然会作为现成的办法被包括在作战理论中。

　　　　但是，对于自由使用军队的活动却不能规定细则，即不能规定固定的守则，因为细则是不能自由运用的。

　　　　与此相反，方法则是执行任务的一般办法（如前所述，这种办法是根据概然性制定的）

　　　　，它可以把原则和规则的精神贯彻到实际运用中去，只要它不失去本来面目，不成为一套绝对的和死板的行动规定（即体系）

　　　　，而是代替个人决断的一种捷径，是一般办法中可供选择的最好方法，它就可以列入作战理论。

　　　　在作战中常常按方法办事看来也是非常重要和不可避免的。只要我们想一想，在战争中有多少行动是根据纯粹的假定和在完全弄不清情况的条件下决定的，我们就会相信这一点了。这是因为敌人会阻挠我们去了解那些对我们的部署有影响的情况，时间也不允许我们充分了解这些情况，而且即使我们知道了这些情况，也由于范围太广，过于复杂，不可能根据它们来调整一切部署，所以我们常常不得不根据某些可能的情况进行部署。我们还知道，在每一事件中需要同时考虑的具体情况是无穷无尽的，因此，我们除了进行大致的估计，根据一般的和可能的情况进行部署以外，就没有其他办法。最后我们还知道，越到下级，军官的人数越多，就越不能指望他们具有独立的见解和熟练的判断力。既然除了从勤务细则和经验中得到的见解以外，就不应该要求他们有其他的见解，我们就不得不教给他们一套类似细则的方法，作为他们进行判断的依据，防止他们越出常轨地乱想，因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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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　争　论１４１

　　　　经验特别有用的领域里①，乱想是特别危险的。

　　　　我们还必须承认，方法主义不仅是不可缺少的，而且还有很大的优点，那就是反复运用同一种方法在指挥上可以达到熟练、精确和可靠的程度，从而减少战争中的阻力，使机。。。。。。。

　　　　器便于运转。

　　　　因此，职位越低，方法就用得越多，就越是不可缺少的；职位越高，方法用得越少，到最高职位，方法就完全用不上了。因而，方法在战术中比在战略中有更大的作用。

　　　　战争，从它的最高角度来看，不是由大同小异的、处理得好坏取决于方法好坏的无数细小事件构成的，而是由需要。。。。。。

　　　　分别处理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各个重大事件构成的。战争不。。。。。。。。。。。。。

　　　　象长满庄稼的田地，而象长满大树的土地。收割庄稼时不需要考虑每棵庄稼的形状，收割得好坏取决于镰刀的好坏；而用斧头砍伐大树时，就必须注意到每棵大树的形状和方向。

　　　　在军事活动中，方法使用得多少，本来不取决于职位的高低，而取决于事情的大小。统帅处理的是全面而重大的事情，所以他较少使用方法。统帅如果在战斗队形、布置前卫和前哨方面，采取老一套的方法，不仅会束缚他的部下，而且在某些情况下也会束缚他自己。固然，这些方法可能是他自己创造的，也可能是他根据情况采用的，但是只要它们是以军队和武器的一般特性为根据的，它们也可以成为理论研究的对象。然而，象用机器制造东西那样，总是按照同一方法来决定战争计划和战局计划，却是应该坚决反对的。

　　　　①指在战争领域里。——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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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４１战　争　论

　　　　但是，只要还没有令人满意的理论，对作战的研究还不够完善，职位较高的人有时也不得不破例地使用方法主义，因为有些职位较高的人没有可能通过专门的研究和上层社会的生活来提高自己。他们在那些不切实际而又充满矛盾的理论和批判面前无所适从，他们的常识接受不了这些东西，于是除了依靠经验以外，他们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因此，在必须和可以单独地自由处理问题的场合，他们也喜欢运用从经验中得来的方法，也就是仿效最高统帅所特有的行动方式，这样，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方法主义。腓特烈大帝的将军们总是采用所谓斜形战斗队形２０，法国革命时代的将军们总是采用绵长战线的包围战法，而拿破仑手下的将领们则常常集中大量兵力进行血战，从这些办法的反复运用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一套袭用的方法，由此可见，高级指挥官也可能仿效别人的方法。如果有一套比较完善的理论，有助于研究作战方法，有助于提高那些力图上进的人们的智力和判断力，那么仿效方法的范围就不至于这样大，而那些被看作是不可缺少的方法，至少会是理论本身的产物，而不是单纯仿效的结果。一个伟大的统帅无论把事情办得多么高明，他办事的方法中总有某些主观的东西，如果他有一种特定的作风，那么这种作风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的个性，但仿效他的将领们在个性上不会常常同他是一样的。

　　　　然而，在作战方法中要完全摒弃这种主观的方法主义或作风，也是既不可能又不正确的。相反地，应该把主观的方法主义看作是战争的总的特性对许多个别现象所起的影响的一种表现。当理论还没有预见和研究这种影响时，就只能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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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　争　论３４１

　　　　靠方法主义。

　　　　革命战争有它特殊的打法，这不是很自然的吗？

　　　　但哪一种理论能预先把它的特点包括进去呢？可惜的是，一定情况下产生的方法很容易过时，因为情况在不知不觉地发生变化，而方法本身却没有改变。理论应该通过明确而合理的批判去防止使用这种过时的方法。

　　　　１８０６年，普鲁士的一些将军们，例如路易亲王①在扎耳费耳特，陶恩青在耶纳附近的多伦山，格腊韦尔特在卡佩伦多夫前面和吕歇尔在卡佩伦多夫后面，都因为袭用了腓特烈大帝的斜形战斗队形而全军覆没，以致霍亨洛黑的军队遭到了史无前例的惨败２１。

　　　　这不仅因为这种方法已经过时，而且还因为在那时方法主义已使智力极为贫乏。

　　　　①指路易。裴迪南。——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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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１战　争　论

　　　　第五章　批　　判

　　　　理论上的真理①总是更多地通过批判，而不是通过条文来对现实生活发生作用的。批判就是把理论上的真理应用于实际事件，因此，它不仅使理论上的真理更加接近实际，而且通过经常反复的应用，会使人们更加习惯于这些真理。因此，我们认为除了确定用什么观点建立理论以外，还必须确定用什么观点进行批判。

　　　　我们把批判地论述历史事件同简单地叙述历史事件区别。。。

　　　　开来。简单地叙述历史事件仅仅是罗列一些事实，至多不过叙述一些最直接的因果关系。

　　　　批判地论述历史事件，则有三种不同的智力活动。

　　　　第一是考证历史上可疑的事实。

　　　　这是纯粹的历史研究，同理论是两回事。

　　　　第二是从原因推断结果。这是纯粹的批判的研究。这种。。。。。。。。

　　　　研究对理论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在理论中需要用经验来确定、证实、甚至只需加以说明的一切，都只能用这种方法来解决。

　　　　第三是对使用的手段进行检验。这是既有赞扬又有指责

　　　　①指理论研究得出的正确的结论。——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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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　争　论５４１

　　　　的真正的批判。在这里，理论是用来研究历史的，或者更多地是用来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的。

　　　　在后两种考察历史的纯粹的批判活动中，极为重要的是要探寻事物的根源，也就是一直到弄清毫无疑义的真理为止，而不能象常见的那样半途而废，也就是不能满足于某种随意作出的论断或设想。

　　　　从原因推断结果时，往往有一种不易克服的外在的困难，那就是完全不了解真正的原因。这种困难在战争中比在实际生活的任何其他活动中更为常见。在战争中，事件的真相很少能完全了解，至于行动的动机，就更是如此了，因为这些动机或者被当事者故意隐瞒了，或者由于它们是非常短暂的和偶然的，因而历史上没有记载。因此，批判的研究大多必须同历史的研究配合进行，但是即使如此，有时原因同结果往往还是不相吻合，也就是结果不能看作是已知原因的必然产物。在这里就必然会产生脱节现象，也就是说，有些历史事件我们无法从中吸取教训。理论所能要求的是，探讨到有这种脱节现象的地方必须停止，不再往下推论。如果误以为已知的原因已经足以说明结果，因而对它过分重视，那才是最糟糕的。

　　　　批判的研究除上述外在的困难外，还有一种很大的内在的困难，那就是战争中事件的结果很少是由单一的原因产生的，而是由许多原因共同产生的，而且仅仅公正而认真地追溯事件的一系列根源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还必须弄清楚每个原因的作用。

　　　　这样，就必须对原因的性质作进一步的探讨，于是批判的研究就进入了纯粹的理论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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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４１战　争　论

　　　　进行批判的考察，也就是对手段进行检验时，必须弄清。。

　　　　当事者使用的手段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这些结果是否符合当事者的意图。

　　　　要想知道手段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就必须探讨手段的性质，这又进入了理论的领域。

　　　　我们已经说过，在批判中极为重要的是探寻事物的毫无疑义的真理，不能随意作出论断，因为随意作出的论断不能使别人信服，别人也可以用随意提出的主张加以反对。这样一来，就会争论不休，得不出任何结论，因此也就得不到任何教训。

　　　　我们已经说过，不论是对原因的探讨，还是对手段的检验，都会进入理论的领域，也就是说，进入一般真理的领域（这种真理不是仅仅从当前具体情况中得出的）。如果有一种有用的理论，那么考察时就可以把理论中已经确定的东西作为根据，不必再去追溯。但是，当还没有这样的理论上的真理时，考察就不得不追溯到底。如果经常这样，那么著作家就会不胜其烦，就有无数的事情要做，可是要对每一个问题都进行从容的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结果，为了限定自己的考察的范围，他就不得不满足于随意提出的主张，这些主张尽管他本人不认为是随意提出的，但在别人看来仍然是随意提出的，因为它们本身不是十分清楚的，而且也没有得到证实。

　　　　因此，有用的理论是批判的重要基础。批判如果不借助合理的理论，一般是不能使人获得教训的，也就是说，它不可能是令人信服的和驳不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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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　争　论７４１

　　　　但是，如果认为理论能够把每一个抽象的真理都包括在内，批判的任务只是看看具体情况是否符合相应的法则，那也是一种幻想。

　　　　如果规定，在批判时决不能侵犯神圣的理论，这就会是可笑的书呆子的作法。创造理论的那种分析探讨的精神也应该指导批判活动，而且，批判有了这种精神，常常就会进入理论领域，进一步说明对它特别重要的问题。

　　　　反之，如果在批判中只是机械地搬用理论，那就完全不能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