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台北到北京:胡同台妹眼中的大陆-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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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进行了一系列旅游文创商品的设计。
在台湾，这几十年的社会制度与环境变迁，两蒋已经不像过去那般受到尊崇。全台各地纷纷撤除蒋介石先生的铜像，甚至为有铜像该送往何处而烦恼，当时全部的铜像都送到了桃园慈湖的陵寝所在地，形成了一个铜像公园。而且，两蒋陵寝、中正纪念堂越来越式微。
不过，当两蒋的文创商品开始兴起，竟然又开始吸引年轻人甚至是家庭游客的关注。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则新闻，一种以Q版蒋介石为外包装的棉花糖，一面市就销售一空，而慈湖甚至还销售一对蒋先生与毛先生握手的Q版玩偶，颇受观光客的喜爱。也就是说，当脱下威权的外衣，因着设计师们的创意赋予了两蒋另一种形象，而创造了新的价值。我大胆地想，这样的创意在大陆是否也可以创造一股文创潮流？
而且我还提出了一个“将红色进行到底”时尚大秀的创意，地点就在韶山的铜像广场。
我的想法是，让中国的新锐设计师设计以红色为元素的服装，配合大屏幕播放中国过去的一些影像，配合的是以交响乐团伴奏的走秀乐曲，中间穿插一些红色歌曲的变奏。我甚至想过，这场大秀应该找具有国际经验的优秀华人执导，展示中国走入国际社会的愿望。
脱去政治意涵，红色对于两岸的人而言，代表着“喜庆”，而赤色中国对于国际上而言，隐含着负面意义，因此，在喜庆层面，两岸是有共同点的。选择以时尚大秀的方式呈现，是因为中国红在近几年来，在世界时尚圈蔚为风潮，在一个有着特殊意义的地点，以喜庆红色结合两岸的文化与创意人才，以中国红的全新风貌面对世界，在一个元素不同表述的状态下，我自认为这是非常棒的创意。
不过，毕竟是台湾人思维，我的创意一直送到了湖南省，但一直没人点头，因此这份创意只能深深地埋在心里成为遗憾，而其实从我在大陆开始自己创业以来，这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的“遗憾”。当然那批旅游纪念商品的创意，也一样，至今还是数十张图纸。
在创意的过程中，唐大哥也感受到毛先生的“威力”。有段时间唐大哥想要在旧图像里玩出“新”意，因此请了一位合作许多年的大陆画家重画毛先生的像，这中间只是画风的改变，并没有在造型上有任何改变。对方在三天后拒绝了唐大哥，他说：“这三天我问了许多亲朋好友，他们都反对我接这个案子，所以我想还是算了。”而先前我也曾发表博客，将唐大哥曾经提出的“烤土司面包模具”做成毛先生的形象，测试大家的反应，结果也遭到网友一片骂声，“伟人怎么可以把他吃到肚子里去”。而同样的创意在国外是圣母玛利亚，理由是，吃了玛利亚的造型烤土司，犹如神助，一天都是好元气。因此，看来大陆对于毛先生的感情，是外人很难理解的，我也必须不断地询问各方意见才能慢慢找出创意的方向。这对于我或是唐大哥而言，都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体验。虽然这份策划如今仍待字闺中，但我想这对于我而言，也从中获取了不少经验。
另外一个跟红色有关的景点，大概就是天安门广场了，除了前面所说，我曾经在两会期间目睹升旗，也曾经在第一次北京驻点的最后一晚脚踏广场的地，那意味着自己到过广场。其实我对天安门广场的想象，更多是历史方面的，我会想象古代皇帝走过广场是怎样的盛大场面，而这片广场大地又曾经有多少人走过、驻留过？
而第二次驻点，我又到了天安门广场，我的感觉只有一个字——大。大得让人感觉渺小、茫然，也大得让人恐惧。这让我想起我听说过的一个真实故事。两岸刚开放旅游时，一位台湾阿嬷在天安门玩，忽然想上厕所却找不到，于是问了问在广场上站岗的解放军：“请问‘共匪’同志，厕所在哪里？”可能许多大陆朋友听到这笑话会愤怒。不过，我相信这位阿嬷并不知道‘共匪’二字所指为何，从小被这么教育，并未想过这两个字是骂人的，而我想到这个故事，也是因为我在广场上连出入口都找不到，更别说厕所了。
此外，我发现大陆各城市似乎都有广场，不是叫人民，就是叫解放，台湾除了“凯达格兰大道”在集会游行时必须禁止行车而成为广场以外，印象中没有广场。我想这也跟两岸的社会制度不同有极大的关系。
台湾观光客到了大陆对于所谓红色景点，恐怕都不会有太大兴趣，这与政治意识无关，一个地点之于人有无意义在于生活经验值，未曾经历过，也未曾体会过，就不可能产生情感。而这种“人为”的景点相较而言，我感觉大陆观光客对于慈湖、中正纪念堂可能兴趣更高，这也是彼此之间对对方期待有所不同所产生的差异。我初中读的是台北市立中正国中，就在中正纪念堂旁边，对我而言那里更多是演唱会、台北灯会或是集会游行的聚集场所，我经常忘记那里是个纪念堂，而蓝顶白墙象征的是“灵堂”，是庄严肃穆的，但我似乎很少用庄严肃穆的心情前往。这不代表我蔑视那段历史，只是生活的追求与认知不同，眼中所看到的自然就不同了。
记得有回领着大陆朋友去，他们爬上阶梯到了大殿，而我是在下面等着，没什么原因，只因为八十九级台阶大热天爬了很累（蒋介石先生享年八十九岁）。当我从网络上看到许多大陆网友对蒋先生比我还熟，甚至曾有个大陆网友为了我不认为蒋经国先生是伟人这件事，跟我吵了有半小时，这令我有种错乱感，我们彼此的认知似乎不该如此。但我并不认为自己不尊敬蒋经国先生或是否定他的政绩，我只是不愿意用“伟人”的角度去看待他而已。我仅仅觉得，台湾今天所有的一切，固然两位蒋先生有贡献，但光靠他们两个人是远远不够的，台湾人民的努力与成长才是促成今天这个成果的重要原因。我狂妄地相信，两蒋先生也会这么认为并为台湾人民而骄傲。
当我站在天安门广场感受这片土地的浩瀚，或许因为对红色景点毫无概念，所以我反而能够感受到，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当年是怎样地追随一个理想、一个领导者而一路走到了今天。当初他们放弃了我生我长那片土地上的那个政权，而选择了毛泽东先生，我不是那个时代的人，所以我不知道如果是我会作怎样的选择，但我由衷地尊重这群人的选择。因此，真正值得喝彩的应该是两岸的人民吧，我不禁这么想着……
2 游山玩水就像对答案
对绝大多数台湾人而言，对大陆这片土地的孺慕之情，源自于悠久的历史与文化。对于我而言，许多熟悉的地名，曾经是地理课本上老师交代一定要记得的。那个时候两岸还不能往来，所有的一切都只能想象想象再想象。例如：山东省物产丰富，有硕大美味的苹果；东北有三省，著名的三宝是人参、貂皮、欤B草；长江、黄河绵延数千里，是中国的母亲河，一如这世界上所有的文明古国都因大河而孕育；贵州省的地无三里平；金庸小说中的云南大理国，还有五岳剑派的五岳；蒙古的草原、新疆的沙漠，还有黄土高原与西藏的喜马拉雅山，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西安的兵马俑……这些都曾经是考题的标准答案，但我相信对很多人来说，这些绝不只是“答案”，而是一股“龙的传人”的自然情感！
许多年来，当我看着身份证上的省籍——安徽，其实感觉很微妙。徽这个字不好写，从小学开始填写学籍数据，总是把这个字的三大部分，写得开开的，像是三个字，不过我总是很认真地写好这个字，我不知道安徽长的什么样，不过我知道自己是“安徽人”。
曾经，我在上海洗头时，那个小妹是安徽人，她说：“像你这样的情形，你应该不算是安徽人吧。”真的很有意思，做了三十多年的安徽人，也曾经因为这顶外省帽子，在台湾的本土化进程中，承受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莫须有，如今被一个安徽妹妹说，其实“我不是安徽人”。虽说我不用她的认可，但当时真的百感交集。
就着采访之便，我走过大陆许多的山山水水，从未用一种“玩”的心情，而是“对答案”。总在对比着真实的地点与地理课本中的描述是否一致，心情上像是疯狂的自我补偿，因为我比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少了三十几年去真正了解感受，于是无论出差的机会是去哪里，我总是积极且热烈，无论那个地方是贫穷还是富有，无论是落后还是进步。
我用这样的心情在这片土地生活了四年，最熟悉也最先接触的就是——北京。这个曾经被叫做北平的地方，这个曾经听我姥姥说过成千上万次的都市，要找到当初她所居住的那样子的胡同，很难了，即使有也是观光景点或是达官贵人的宅邸。至今我没去过恭王府，因为门票贵得像是在报复，报复观光客们的入侵，报复着曾经光荣而如今荣景不再的剥夺，我拒绝被报复，所以从未进入。胡同游的三轮，坐过几回，但我相信跟当年的场景绝对不同，坐的人心情不同，拉的人穿着标示身份的制服背心，商业化的经营，不再淳朴的态度，一切都很诡异。
什刹海荷花市场口的星巴克，我从不会觉得它不搭调，走进去虽然闻的是咖啡香，但古色古香的建筑，让我庆幸：还好是星巴克，几十块钱我可进来，要是隔壁那整排的时尚餐厅或酒吧，没个几百块，恐怕不得其门而入。因此，胡同对我而言永远只能是姥姥口中的故事，如今充斥着的是金钱建造的诡异奢华，配合劣质喇叭播放出嘶吼般的现代流行歌曲，走在路上的都是观光客，揽客的打工仔我看也不是北京的，连店老板也不是吧。一个传统的北京景点，却少见北京人，就如同这世界上许多观光景点，所谓的文化，不过是商业利益的装饰品。思古情怀或是找寻答案的心，像是断了线的风筝，在北京的强风中，越飘越远。
天安门广场，更多是政治气味。紫禁城的城墙与城门，在夜晚时经过，漆黑苍凉，见证着曾有的荣华，随着帝制的结束，随着夜晚游人远去后遗留的宁静，一切悄然得如此可怕，闭上眼睛或许可以想象当年身着盔甲的九门提督英姿飒爽地来回巡弋，但有几个游人会如此想象？又有几个游人会为这份落寞感伤？
长城，两岸刚开放旅游时我的父母到访过，拿给我看的证书上写着“不到长城非好汉”，当时心之向往，羡慕不已。然而，当我第一次亲自到了长城，一眼望去全是黑压压的人群，难道都是好汉？我不禁如此想着，那纸证书，满足的其实是游人的虚荣，告诉别人，我到过长城。我不需这份虚荣，带回的是满腔的错愕，我想象的长城不是这样，曾经的好汉们，如今安在？
到了山海关，我站在关口的城楼上，倚着窗，想象着吴三桂当年为红颜一怒而打开大门引清兵入关，那个场景又是怎样？映入眼帘的却是广场上的小贩，牵着一匹怎么也说不上俊美的马，游客正穿着粗制滥造的古代兵服，跨坐在马上拍照呢！
到了宛平城、卢沟桥，看见了喜欢到处题字留念的乾隆爷大作“卢沟晓月”，卢沟桥看起来也没有历史课本上的雄伟。曾经被地理老师说得天花乱坠的卢沟桥上的一百只不同样貌的石狮子，经过岁月的摧残与人为的破坏，好像个个都垂头丧气。那引发了长达八年抗战的第一枪在此响起，但响过之后一切也就随着岁月噤声，悄悄的，深怕被别人看见。
宛平城更是残破得像座鬼城，迎接的那排商店，个个门户紧闭，貌似曾经有过被规划来作为文化旅游的构想，不知道什么原因，看来是失败了。矗立城内的抗日战争纪念馆，现代化的建筑，显得格外突兀，游客稀少得可怜。我不禁想起大陆人们强烈的仇日情结，原来这种姿态看来并不代表对抗日阵亡者的追思与怀念。
我也曾经去过中华民族老祖先北京人与山顶洞人头盖骨与生活遗迹的所在地——周口店，曾是台湾历史课本第一课的考题答案。园区内一个个当年考古学家开挖的坑仍在，陈列馆内有些残旧，灯光昏暗，墙壁上有些斑驳，纪念品贩卖处的商品一看就是许久乏人问津，馆内人员懒洋洋，搭配整体氛围却恰到好处。老祖宗们就这样被时代的大轮辗过，静静地躺在陈列柜里，而我那天下午孤零零地参观着，它无语，我感伤。
走出北京，我曾在上海驻点达半年。我父亲当年就是从上海去的台湾，我记得当台湾的先施百货开张，他曾兴奋地跟我说，这家百货公司当年在上海是多么的高级，有钱人、时尚男女都得去。在南京路步行街上，我看到了，但就像是一个年华老去的曾经美女，就算浓妆艳抹，也难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