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新传-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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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以德在谢伟思给史迪威写备忘录之前访问过中国。当时在重庆的国务院驻外处官员不大喜欢这位众议员。他们到处散布说，他下车就哇啦哇啦，临走的时候还是哇里哇啦，在这中间从来没有听过别人讲的话。他来的时候，一位奉命照料他的国务院官员，曾请求在场的美国官员对他以礼相待。但是，外交官们越是想到这些，越是感到生气和抵触。
一天晚上，原定几个人同他共同进餐，但他们没有赴约，而是聚集在他房间上面的那间屋子里唱歌。他们希望所唱的“可怜的周以德已经死去”的谐音歌词能传到他的房间去。返回华盛顿后，周以德对文森特说，在重庆，一位有见识的朋友告诉他，国民党固然没有能力执政，可是要推翻它却也不易。
1944年10月底，这是一个人事变动频繁的时期。史迪威从令人心寒的重庆调回美国；戴维斯同埃默森一道北上延安。戴维斯到延安后，见到中共的高级领导人。他在日记中写道：“毛泽东身材高大魁梧，有一张温和的圆脸盘。。他极其沉静安详，充满信心。周恩来则面部清瘦。。动作轻盈敏捷。他会成为一位很适宜上镜头的外交部长。”
谢伟思此时被召回华盛顿，表面上是例行的工作调动。在他回美国的途中，他在重庆同赫尔利晤谈了一个小时。赫尔利给了他三分钟讲话的时间。在这便短的宽限时间内，谢伟思只来得及重申了自己在激动之下写的“双十节”文件中谈到的、确信赫尔利会亲自到延安去谋求中央政府同共产党的和解。
赫尔利此时感到，蒋介石的势力和毛泽东的势力没有理由不协力打日本。他激动地说：“见鬼，谢伟思，我一定要让共产党得到武器。”
10月28日，史迪威被召回国，几天之后，报纸刊登了高斯大使辞职的消息。高斯非常沮丧。他对接替史迪威使命的魏德迈说：“我们应该把整个中国政府抛弃掉。”他知道自己在中国不会呆多久，便要谢伟思回国正式向国务院转达他打算很快引退的意愿。
在首都华盛顿，霍普金斯对谢伟恩说，罗斯福打算让赫尔利任驻重庆的新大使，并就此征求他的意见。
谢伟思说：“这是灾难。”
尽管如此，赫尔利还是被任命了。人们常说，谢伟思是当时的对华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之一，而实际情况也却是如此。
报界纷纷探询这些人事变动的背景。文森特告诉副国务卿格鲁说：“当记者们提到中国的国共关系时，我就竭力转移他们的注意力。多年来，我们一直希望中国的实现统一，现在更迫切了。目前，我们主要是关心在中国有效地进行战争。在情况表明变革、改造和其它行动能导致战争有效地进行的地方，我们是赞成这些做法的。”这听起来，好像是一位在战场上遭到惨重挫败的将军发表的乐观战报。
在重庆以说大话著称的赫尔利终于出现在延安了。
1944年11月7日，罗斯福再次当选总统，这是他第三次连任了，在他的当选前一天，赫尔利将军乘坐信使班机到了延安，事先没有通知中国共产党的任何人。
“今天，我要进入共军控制区了。”赫尔利把这个打算告诉了罗斯福总统，他希望总统相信他是在扮演一个真正的无畏将军的角色。
周恩来在离去的十几分钟后，又和毛泽东乘坐一辆旧卡车来了，后面跟着匆忙召集起来的一营八路军部队中国共产党人为这位不速之客举行了一次临时安排的检阅。
赫尔利的表演也不逊色。他为欢迎他的人表演了刺耳的乔克托族印第安人打仗时的呐喊。然后，毛泽东、周恩来、赫尔利和包瑞德上了回城的卡车。他们在尘土飞扬的路上颠簸，没有交谈，只有典型的赫尔利独白，包瑞德竭力将它翻成汉语。这个任务实在不轻。赫尔利看到路旁的田间有一个农民在抽打骡子，就大声嚷道：“查理，抽它另一边！”
赫尔利住进窑洞后立即告诉在延安的其他美国官员，他带来了一份协议草案。他预计共产党是会在上面签字的，而且他回重庆后，也能使国民党在上面签字。
其中有的美国外交官对中国当时的情景比较了解，他们谈到，共产党可能不像他预料的那样容易打交道。这使赫尔利很不高兴。
第二天，11月7日，是中国通戴维斯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他就中国的局势，提出了自己最终的看法和结论：美国是中共最大的希望所在。他们意识到，他们要是得到美国的援助，哪怕是与蒋介石平分秋色也罢，他们很快就能在不发生内战的情况下控制中国的大部，乃至全部。因为，蒋介石的军人和官僚们，大多是些机会主义者。要是共产党显得比中央政府强大，他们就会抛弃委员长。
共产党最担心的是我们，因为我们向蒋介石提供的单方面援助越多，他加紧发动内战的可能性就越大，共产党要统一中国所花的时间就越长，付出的代价也就越大。
因此，中共是以复杂的心情注视着我们的。要是我们继续不理睬他们，支持蒋介石，他们就会逐渐地将我们视为敌人。但是，他们还是愿意同我们做朋友的。这不光是我们可以帮助他们，而且他们意识到，我们使中国实现强大、独立和民主的战略目标，是能够同他们的民族主义目标一致起来的。。只要蒋介石能够争取到外国像支持他抵抗日本入侵中国那样规模的干预，他就能粉碎共产党。但是，外国进行这样大规模的干预，看来是不大可能的。委员长靠那支士气不振、无精打彩的军队，那腐朽的官僚体制，那毫无用处的政治道德观，以及他得到的外国小心翼翼的支持，有可能把中国推入内战的深渊。然而，在日本人下决心进行了7年多的努力都没有免遭失败的地方，他是不会成功的。共产党已经强大到对付不了的地步了。年战的结局也许是双方都拼个精疲力竭，陷入僵局。中国将王少分为两个阵营，蒋介石降到一个地方军阀的地位。共产党在内战中，迅速取得决定性胜利，进而控制全中国的可能性，是不要忽视的。。要是委员长既不发动内战，又不同共产党达成谅解，那他面临的仍然是失败。蒋介石的封建中国是不能同中国北部充满生气的现代人民政府长期共存的。
共产党一定会在中国扎根。中国的命运不决定于蒋介石，而决定于他们。这番话，使戴维斯被打发去了重庆。在延安，没有会讲中文的国务院驻外处官员能参加赫尔利次日同毛泽东、周恩来举行的会谈，不过，包瑞德还在。
会谈中，赫尔利滔滔不绝的讲话，使包瑞德感到惊讶。包瑞德回忆说：“他对共产党人说，要是对提出的统一条件不满意，那你们的希望是什么呢？在第二次会谈中，毛泽东、周恩来提出了他们的条件。赫尔利研究了一番以后说：‘先生们，我认为这是正当的，走得还不够远。’他又提出了补充建议，实际上是把月亮放在盘子里，拱手送给共产党人。这使我又一次惊讶，卧为在那之前，我一直把他看作是个十分精明的谈判能手。毛泽东和周恩来似乎也被他的建议惊呆了。由于赫尔利提出了超出情理的建议，他们非常高兴。”
赫尔利提出的五点建议是：（1）国共两党“为实现中国一切军事力量的联合、早日打败日本和重建中国而共同努力”；（2）组织一个联合政府和一个联合的全国军事委员会；（3）中国将成立一个民有、民享、民治的政府。。建立司法制度，实行信仰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等等；（4）将由这个新政府和军事委员会把中国一切抗日力量组织起来，把外国提供的援助平均分配给他们；（5）这个中华全国联合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以及一切抗日党派的合法性。”
五点方案是在11月10日那天摆到延安机场上的一块石板上的。当时，赫尔利的飞机正在做起飞准备，毛泽东、周恩来和赫尔利都庄严地在这个方案上签了名。
赫尔利满以为很快就能使蒋介石也在上面签名。陪这位将军返回重庆的周恩来却不那样有把握。
周恩来对赫尔利说：“将军，你一定要首先把这个方案拿给蒋介石本人看。不要让宋子文看见，他会制造障碍的。”赫尔利同意了。
但是，他一到重庆，就把这个文件给宋子文看了。事情到此也就告吹了。赫尔利原先以为国民党会就范。他所不知道的，正是他身边的有些美国人所告诉他的，任何对国民党当局所作的善意，不可能总是行得通的。
在重庆，赫尔利对戴维斯说，要是统一谈判破裂，过错不在共产党，而在蒋介石。但是，戴维斯本人也不打算就此放弃对蒋介石所怀有的信心。虽然他认为“不应当无限期地支持一个政治上破了产的政权”，但是他在11月15日说：“我们不应当在现在这个时候抛弃蒋介石。在这个时候抛弃他，对我们是害多利少。我们暂时还应当继续承认蒋介石的政府，给他以名义上的支持。。组织一个使共产党占有满意地位的联合政府，是我们打破这种僵局最可取的办法。。”
蒋介石立即提出了一个三点方案来取代赫尔利的五点方案。国民党提出的建议原则上是共产党要服从国民党，而不是与它平起平坐。
周恩来把这个方案带到了延安。
赫尔利仍然希望能实现某种和解，尽管他没有理由感到乐观。他很快写信给罗斯福说：“打败日本当然是首要目标。但是，我们大家都明白，要是中国的两大军事力量不能达成协议，那么，内战就很可能随之爆发。”
这是赫尔利能够告诉罗斯福的最好消息了。
11月17日，罗斯福倒的确有好消息告诉他：总统任命他为驻华大使。
赫尔利当天就接受了这一任命。
延安的中国共产党人愤怒异常。他们本已接受了赫尔利提出的条款，现在国民党又向他们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案。显然，赫尔利对之表示了赞同。
毛泽东、周恩来对包瑞德说：“赫尔利将军说，我们要是放弃自己的主张，就能得到全世界的承认。假如我们被蒋委员长捆住手脚，那世界的承认就没有什么用处了。。”
毛泽东当时大发雷霆，他指责美国人既提五点建议，又同意蒋介石的三点建议。并说延安不是傻瓜，也不是篮子，要靠人施舍。
包瑞德很吃惊。中国人发脾气就等于是丢了面子，而毛泽东已是怒气冲冲，差不多变得粗鲁起来了。
在重庆，当包瑞德尽职地把发生的事向赫尔利做了汇报后，赫尔利也发起火来。包瑞德后来说，这火主要是“对我发的，因为我做了汇报。事实上，我感到有必要提醒他注意，我并不是毛泽东，我只是可怜的老包瑞德。但是，自此我的厄运就来了。”
赫尔利将军一下子成了赫尔利大使。作为对他这一新身份的假意祝贺，他的部下立刻奉送给他一个新雅号：“将军大使”。
赫尔利撮第一次撮合国共合作的事就这样告终了。毛泽东和朱德称他是“小丑”，适成对照的是，蒋介石对罗斯福说，他把赫尔利看作是一个“罕见的、通晓人性”的人。
赫尔利二次撮合国共合作赫尔利第二次撮合国共合作是次年8月。在中、美、苏英等盟军的强有力打击下，日本被迫宣布投降。美国政府当时认为，如能不经内战而解决中共问题最为理想，因此由赫尔利建议由蒋出面请毛泽东来重庆谈判。
当时的蒋介石一方面庆幸抗战的胜利，一方面却忧心重重。他在日本受降之日，写下了这样的感想：呜乎！抗战虽胜，而革命并未成功；第三国际政策未败，共匪未消，则革命不能日成也。勉乎哉。
8月11日，蒋介石获悉日本投降的消息后，立即下了三道命令：一、限令共产党军队“应该原地驻防待命”，不许再对日伪进行反攻、收复失地；二、指令国民党军队“加紧作战努力”、“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三、命令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以待国民党政府去“接收”，未经蒋的许可，不得接受任仍何改编。其目的不仅仅是要独吞抗战胜利的果实，更要消灭中国共产党的力量。
对于蒋介石的反动阴谋，中国共产党早已洞察秋毫。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即曾发出了严重的警告：“国民党党主要统治集团现在正在所谓‘召开国民大会’和‘政治解决’的烟幕之下，偷愉摸摸地进行其内战的准备工作。如果国人不加注意，不去揭露它的阴谋，阻止它的准备，那么，会有一个早上，要听到内战的炮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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