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新传-第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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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呆了10年的赖斯被召去向赫尔利汇报，他同这位将军在一起呆了45分钟，除了一句表示敬意的“你好”和一句茫然的“再见”外，赖斯在谈论中根本没有张过口。当中全是赫尔利一个人的令人费解的独白。

不过，赫尔利倒耐心地读过赖斯的两份报告。其中一份是同上海来的难民的谈话。这些难民说，在他们的城市上空，一架美国飞机都没有，盟军把他们丢给日本人了。有人谈到要轰炸日本人占领的汉口码头，但是蒋介石反对。蒋说，要是他允许这样做，那里的中国人永远不会原谅他。赫尔利所以对这份报告感兴趣，是他想用赖斯报告中谈到的上海人的心情，来影响蒋介石，使他在汉口问题上让步。当然，赖斯这次也只能作为一名好听众，他给给赫尔利留下了深刻印象。

另一位美国驻华外交官斯普劳斯也有一次差不多的经历。他同赫尔利初次会面时，他听了45分钟对高斯大使、文森特、戴维斯以及谢伟思等人的苛评。而这几个人都很受斯普劳斯的尊敬。斯普劳斯后来说：“我平生从未受到过这样严峻的考验。赫尔利只知道我是一名中国问题专家。这本身就使我受苦了。”

美国国务院的一些高级人员把赫尔利看作疯子，以到将他提出的一些计划，当作“滑天下之大稽的歇斯底里之作”而束之高阁。赫尔利则感到，国务院受到宣扬三种异端邪说哲学的人控制。

究竟罗斯福为什么这样宽容赫尔利，人们很难揣度。比海特这样解答这个问题：“赫尔利通过同外国政治家的交往，相信了这样一点：握手、微笑、相互打趣以及其他形式的个人之间的友好表示，能把长期存在的事关重大的问题一扫而光。在这个意义上，他很像罗斯福。”尽管罗斯福轻蔑地称赫尔利是“许许多多冒牌将军”之一，但却派遣他去执行一个又一个大出风头的使命。1942年初，赫尔利被正式指定为驻新西兰公使，但他竭力争取被任命为驻澳大利亚公使，以接替纳尔逊·约翰逊的职务，这一点未成功。他还为罗斯福出使苏联和中东做工作。到1943年底，他还帮助起草了关于伊朗的宣言。这个宣言是很重要的。

快到1944年8月18日，罗斯福指示赫尔利：“从现在起，你被任命为我派到蒋介石委员长那里去的私人代表，你要直接向我汇报。你的主要使命是促使委员长同史迪威将军之间确立有效的与和谐的关系，以便于史迪威将军行使调遣中国军队的指挥权。

9月14日，在赫尔利整装待发时，美国驻延安代表团成员谢伟思，继续从延安发回他苦心写出的报告。他在谈到共产党的时候说：这里似乎没有蠢笨、软弱或懒惰的人。这种朝气不仅是身体上，而且是理性上的。。共产主义，在我看来，尤其是在中国，主要是一种理性事业。它在中国的发展，经过了没有完全受一个或一种信条统治的时期。

他接着写道，共产党是充满自豪感的，是坚强、坦率、具有自我批评精神、统一、廉洁、民主的。但是，他们也有一些不好的气质，其中有：抹杀个性，思想和言论都要一律，缺乏幽默感。他还写道：有人会说，共产党的有利之处在于他们有一个“事业”。他们利用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这样一些有直接吸引力的口号，唤起底层民众的共产主义，或者说，他们找到了当年曾推动太平天国运动或义和团运动的那种热情。事实上，从来听到有人提出过这样的论点。就连国民党也不屑于提出这种论点。。得出这样的结论看来是站得住脚的：农民支援，参加共产党的军队，同他们一道作战，是因为他们确信，共产党在为他们的利益而战，共产党使农民得到了一些明显的好处，因而，确立了这样的信念。这种好处应当是改善农民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状况。不管这种改善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它应当是趋向民主的，为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服务。

。。我们还不能说，共产党宣称要实行民主政策是出自真心。但至少部分地是出自真心，这才是对于共产党军队表现出这样大的民众号召力的唯一合乎情理的解释。

两天后，9月6日，赫尔利到了重庆。陪同他去的有奉罗斯福之命前去了解中国经济情况的纳尔逊。9月7日，赫尔利同蒋介石第一次会晤，委员长告诉他，史迪威还是可能指挥中国一切军队的，这使赫尔利感到很高兴。但是，当蒋介石看到史迪威提出的改组方案时，他又很快地缩回去，不照他的这一承诺去做了。

9月19日，又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信息传到了重庆，这是从加拿大的魁北克传来的，当时罗斯福和马歇尔正在那里同邱吉尔会谈。“鉴于罗斯福公开表示愿同共产党和解，鉴于在不是共产党影响下的其他地区内出现的不同政见活动”，罗斯福已经发现“蒋介石令人失望地缺乏进步思想”。在这封加拿大来信中，罗斯福尖锐地批评了蒋介石，对他说：“只有你立即采取行动，才能维护你多年斗争的成果和我们支持你作出的努力。否则就会招致军事灾难，到那时，无论是政治考虑还是军事考虑，都将付之东流。”信中还要求给史迪威以“不受限制地指挥”一切中国军队的权力，以避免那种灾难的发生。

这封信一到重庆，赫尔利就看到了，他反对递交这封信。他意识到，如果见到这封信，蒋介石就会勃然大怒。因为，那样一来，他的“委员长”头衔就成问题了。

但是，史迪威一直同蒋介石有矛盾，因此他很想刺刺他的宿敌。他递交了这封信，而这封信的作用，比预计的还要糟糕。因为蒋介石得到的印象是，这封信也是史迪威起草的。

蒋介石通过赫尔利给罗斯福的回信说，以前所作的有关史迪威的一切安排，以及扩大他的指挥权限的事，全部作废。委员长宣告：“既然我已经弄清楚，史迪威将军并不打算与我合作，而且他自以为他是被任命来指挥我的，那么，这一切就到此为止吧。”蒋介石后来对赫尔利说，他认为，史迪威“是伙同共产党来推翻中国政府的”，而赫尔利也就信以为真了。他本人也相信华盛顿有一个共产党阴谋在实施中。无论如何，除了伴随着移交指挥权而来的各种手续，史迪威的使命也就完结了。

10月9日，即国民党政府国庆的前夕，谢伟思向史迪威作了例行汇报：“共产党已得到广泛而深刻的群众支持，因此要消灭他们是不可能的。从这一基本事实中，我们应当得出这样的结论：共产党将在未来的中国占有一定的重要地位。。我提议再进一步得出这样的结论：除非国民党使共产党那样，进行深刻的政治和经济改革，要么它证明自己有能力夺过这种对人民的领导权，否则，共产党将在较短的几年内成为中国的统治力量。”

同一天，谢伟思同毛泽东又谈了一次话，毛泽东表现出十分了解美国政治的详细情况，并“谈到，即使要对国民党施加任何直接压力，那也得等到总统连任以后。因为蒋介石是总统扶植起来的，总统不会作任何有损于他信誉的事情，除非到连任的大局已定之后。”在这之前，毛泽东曾邀请赫尔利到延安亲自对共产党作出估价。所以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还对他发给赫尔利的邀请没有得到答复表示关注。

就在谢伟思和毛泽东谈话的几个小时之后，美国陆军上校麦克纳利来到延安。他是谢伟思在北京学汉语时的同学。他们还没有来得及追忆往事，麦克纳利便郑重地说，赫尔利没有答复毛泽东的邀请，因为他认为，即使只是宣布接到了这样的邀请，那也等于含蓄地承认共产党是一个政治实体。因此，至少在国内的选举日到来之前，这位总统私人代表不愿采取可能使选民改而投票支持别党的步骤。不仅如此，麦克纳利接着说，自从赫尔利到了中国以后，谈论给史迪威以统帅中国一切军队的权力，不如谈论蒋介石关于解除史迪威职务的要求多。

10月10日，“双十节”那天，蒋介石发表了节日讲话。他在讲话中说，他将在抗日和维护他的领导权这两条战线上作战，并明确提出，外国别干涉中国的内政，而这种插手中国事务的大国，当然只有一个。蒋介石在这个时候私下告诉赫尔利，史迪威正在同共产党合谋推翻他的政府，这个政府已经受到严重的干涉。

赫尔利立即报告罗斯福：“就我所知，再也没有像蒋介石这样富有领导才干的中国人了。蒋介石和史迪威是势不两立的。您面临着是要蒋介石还是要史迪威的选择。蒋介石同意了您提出的每一个要求、每一项建议，只有对史迪威的任命是个例外。”10月10日，谢伟思在延安给史迪威写了一份长长的备忘录，希望给他的将军以鼓劲。那是一份写得“仓促激烈”、开门见山的文件。他写道：“虽然我身处延安，只能从远处观察重庆和华盛顿的最近事态，但是，相信你会允许我继续以坦率的态度，写出附在信后的、更加有力的政策备记录。我认为，现在是对蒋介石和他的中央政府采取这样一项政策的时候了。”谢伟思的备记录中谈到的问题有：看来，我们仍然从一种不切实际的假设出发同蒋介石打交道。这种假设就是：蒋介石就是中国，我们的事业需要他。为了战争，也为了我们今后在中国的利益，现在是采取比较现实的方针的时候了。

国民党政府处在危机之中。它最近的失败已经暴露了它军事上的无能，而且使即将到来的经济灾难会更快地来。

。。由于国民党的失败暴露了它的弱点，中国国内的不满情绪在迅速增长。这个党的威信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低。蒋介石正在失去作为领袖一度受到的尊重。。我们不必由于蒋介石是亲美势力或民主势力的代表而支持他。中国所有的人，所有其他重要政党都对美国友好，都期望美国现在和在战争结束之后来拯放这个国家。。我们不必对蒋介石抱什么感谢之情。他身边的那些人都是些自私、腐败、无能而又碍事的家伙。蒋介石本人同我们打交道，也一直要弄各种机会主义手法。他要求过高，言而无信，欺骗讹诈，讨价还价，等等，等等。蒋介石是被本国人民逼得无法才起来抗日的。他要我们拯救他，使他可以继续征服自己的国家。。我们应该以下面两个事实作为我们对华政策的指南。一是，我们同蒋介石打交道时，如不采取强硬态度，就不能获得成功。二是，不考虑到中国的反对势力——共产党、地方势力和自由派，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以前，有人拿中国与南斯拉夫比。这种比法越来越恰当了。只依靠在重庆同国民党商讨问题的办法去寻求中国的统一，去利用共产党的力量，并在广大的地区内动员民众，那是不切实际的。。。危机在于这是需要奋力向前的时刻，而不是可以稍有懈怠的时刻。

我们不能让蒋介石用“谁来当美国司令”这样的无谓讨论来浪费我们的时间，使我们忽视了对重要问题的注意。这是一个花招。

就经验而论，有资格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只有一个。任何了解中国情况并关心美国利益的人，都不会中蒋介石的意。

我们应当摒弃那种认为中国是统一的、我们只能同蒋介石合作的自欺欺人的看法。那就等于把王牌交给了蒋介石。。在同蒋介石的扑克游戏中，我们比任何时候都牢固地掌握着所有的王牌。现在是我们打出这些王牌的时候了。

史迪威对这种要在最后时刻助他一臂之力的尝试一直没有理会。尽管如此，谢伟思还是像他每次写报告一样，把备忘录的副本寄给了在重庆的美国大使馆。时常能看到美国驻外处交官信件的宋子文，看到了这份赫尔利给他看的备忘录。

赫尔利指责谢伟思把另一副本给了在延安的共产党人。谢伟思对此矢口否认。日后，赫尔利公布了这个文件，指责它是谢伟思不服从他的证据。事实上，谢伟思并不是他的下属。据国务卿贝尔纳斯说，谢伟思完全有权给史迪威写信。

谢伟思激烈指控蒋介石的做法始终未得到院外援华集团的原谅。这个由中美两国政治家和财界人物组成的、能量很大的集团认为，美国应确保蒋介石继续控制中国，至少也要保全他的面子。

谢伟恩的“双十节”文件，还是被收进了众议员周以德编撰的《国会记录》中。周以德在中国当过行医传教士，实际上是国民党的名誉党员。他在1942年当选众议员之前，曾说过中共一些好话。但后来，他彻底改变了立场，他在把这份备记录收入《记录》时，加上了这样的话：说明早在战争期间，我国政府的代表已经在进行反对中国政府最高级官员的阴谋活动。中国政府本来有权指望它的盟国会尽最大的努力来帮助它解决压倒一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