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新传-第26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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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器重她。1939年左右,已改行当律师的父亲停业,家中收入中断,章亚若与母亲、弟妹的开销,都靠她在赣州专员公署的薪水补贴。
在中学里,章亚若国文程度比同班同学高出很多,她的字迹娟秀、诗词文章都拿手,又能歌善舞,是那时南昌女中的风云人物。
此外,章亚若自学而成的京剧,唱做俱佳。同侪莫不赞叹惊奇。她还爱教人唱戏,亲朋闺友只要喜欢京剧,大都被她说服,做了她的短期京剧学生。章亚若的两位姑妈视亚若这一代章家儿女如己出,疼爱有加,二姑妈章金秀更是与弟弟贡涛一家情谊深厚。她和先生陶百川所生的5位子女,自幼与亚若姊妹兄弟们一同嘻戏玩乐,情感十分融洽。尤其在章亚若的二姊懋桃与二姑妈家的二表哥陶端柏结成连理,亲上加亲后,章、陶两家更是走动频繁。
章亚若结识了不少陶家的远亲近戚。其中,一位名叫唐英刚的年轻人,是二姑妈排行老四的独生女陶端庆夫家的堂兄,章亚若跟着表姐唤他“大表哥”。
“大表哥”身材颀长、体型瘦削,又不多言语,外表看来温文儒雅,颇有彬彬书生的气质。他家中有兄弟两人,父亲早逝,一向与母亲和弟弟唐英武相依为命。但据章家亲属推论,以当年章家的名望与地位,若非唐家家道不错,唐英刚又一表人材,章贡涛不会将家中最宝贝的三小姐亚若许配给他做妻子的。
唐英刚平日好读古书,服饰装扮,与言行举止都保持着传统儒士的风范。1926年间,正值新旧社会交替变换之时,唐英刚算是一位保守的年轻男子,他18岁那年,三表妹章亚若15岁,刚念完初中。她明丽活泼的外表与善解人意的性情,吸引了不少身边经常接触的异性。在母亲与姊姊都早婚的影响下,天真年少的章亚若与唐英刚从表兄妹结为夫妻,似乎是顺理成章的发展。嫁做唐家长媳后,章亚若所面临的最大考验,是在接受了教会中学新思想教育的启迪后,如何仍能遵照旧礼教的约束,无怨无悔、逆来顺受地扮演三从四德、相夫教子的传统中国女性角色。
外在大局面的变化,也随时冲击世道人心,1926年起,北伐国民革命军讨伐军阀的战事进展顺利,江西省也幸运地挣脱了孙传芳数十年的统治。在这新旧时代的交替下,赣江流域两旁的江西民众,逐渐自我觉醒,唤起普遍反权威的意识。北京、上海等大都会中,知识分子要求扬弃老旧价值观念的呼声,慢慢传人了江西省城南昌市。
就这样,一股庞大的社会变迁力量,如排山倒海般地涌向章亚若的内心世界。这时的她已由无邪的纯情少女,脱胎换骨成为韵致成熟的少妇与母亲。她先后生了小名“大衍”与“细衍”的远波、远辉兄弟,20岁前后,章亚若外表的妆扮与内在智虑思绪,都随着两位儿子的成长,不时在自我追寻的迷惘与希望中来回摆荡。
经历几番挣扎,章亚若决定迎向新时代的挑战。她足登高跟鞋、烫卷短发,换上剪裁合身的新款流行服装,勇敢地尝试着新社会的各种新事物。章亚若也试图为她的角色重新定位。她出外做事,在南昌高等法院上班;交游广阔,拓展社交圈;闲暇时携带年幼的儿子看电影、逛街、上馆子,开辟出一个与上一代妇女完全不同的生活空间。
然而,丈夫唐英刚依旧固守着诗书砚墨,满足于长袍马褂、道貌岸然的自持之中。
个性上的歧异,加深了章亚若与丈夫间的情感鸿沟。这段表兄妹亲上加亲的婚姻,终于不幸在丈夫自尽的悲剧中收场。
这年章亚若23岁,表哥丈夫选择自己结束生命,对她无疑是最大的惩罚。
现实生活中,她上有年迈的婆婆,下有7岁、4岁的幼子。一家4口的生活是一大重担;精神上,亲戚朋友间的流言与内心的自责,对章亚若而言更是无尽的折磨。直到今天,关于唐英刚自尽的前因后果,章亚若娘家的亲属,还有很多不甚友善的议论。
唐英刚自尽之后,办完丧事,章亚若便正式迁回娘家长期居住,两个儿子交给婆婆代为照管,但是唐家的生活费用,则由章亚若负责筹措。后来抗战开始,婆婆也带着孙子跟章亚若同赴赣州。唐、章两家始终维持着亲密深厚的关系。
1939年初,日军攻至南昌城外,章亚若偕同母亲周锦华、二弟章瀚若和侄儿们,拜别父亲,随逃亡潮南下避难。
这时,大弟章浩若已投笔从戎,随军队南征北走。大姊章懋兰与二姊章懋桃都跟着夫家远赴异乡。妹妹章亚梅与二姊一起,也不在身边,小妹章幽兰则是从小就送给昌邑农村一户人家做童养媳了,留在南昌家中的兄弟姊妹,章亚若最年长,因此章家大小事务都落在她一个人身上,父母年事渐高,重要决定也得倚赖她,章亚若成了实际上的一家之主。
章亚若和母亲、弟弟、侄儿们逃难到赣州,初期生活尚可由家中携出的银钱细软支持,但章亚若担心日久坐吃山空,决定出外找工作。而且唐家婆婆与儿子在南昌安危可虑。章亚若计算着,一旦有固定收入,便将他们三人接来赣州团圆。
正在她苦苦思索该如何迈出脚步、突破困境时,新任的赣南行政专员蒋经国入主专员公署,准备大刀阔斧整饬吏治、民风,消息传遍了赣州市,本地和因逃难而来的外地青年,纷纷拥向位于米汁巷的专员公署,表达投效门下的意愿。章亚若便是在这种情形下,进入公署工作。
她脱下合身的碎花旗袍,换上男性化的工作服,过着朴素但充实的战时生活。
另一方面,她的过去也更隐密地保留起来。赣州结识的新朋友中,没有人知道她曾经有过一段不幸的婚姻,两个儿子接来赣州后,特地把他们叫到一旁,嘱咐儿子今后改口叫她“三姨”,莫要再喊以前依南昌习俗而称的“好妈妈”。
儿子年纪小,似懂非懂的答应了。长大后,大衍唐远波推想,母亲可能是认为在当时的环境下,一位守寡的年轻女性,在外工作难免有许多不便。以未婚姿态出现,应该较能减少社会上的是非议论。
唐远波还说,母亲外型出色,二十六七岁的年纪,看起来欲与二十上下的年轻女孩不相上下。说她未婚,没有人会怀疑,若指她已育有上小学的孩子,或许反而让人不能置信。
因此,许多在专员公署与章亚若共事,或一起在赤珠岭三民主义青年团受过训的朋友,都不知道她早婚的过去。后来有人传说,章亚若在南昌嫁过军长、或早年曾与什么人闹恋爱等等,据推测,可能就是从有关她与唐英刚那段不为外人详知的婚姻中,捕风捉影编造而成的。
章亚若在专员公署的工作,分为两个阶段:1939年初春至年尾,主掌文书;1940年前6个月,她加入三青团受训,结训后返回公署,正式担任专员秘书。
蒋经国最有名的每周一次听取民怨,公开接见民众的细节安排,就是由章亚若负责。每星期有一天,她都陪在会客室,指导民众向他们心目中的“蒋青天”诉苦,并且在一旁做纪录整理、解释说明的工作,是专员工作上的得力助手。蒋、章两人间的恋情;有人推断是在这段期间攀至颠峰的。不过,两人相互吸引,很可能在1939年章亚若进公署上班不久,就慢慢开始了。章亚若的初中同学、后来又在三青团受训期间与她邻床的桂辉表示,那一年看章亚若插班入干训班,并由大队长及专员公署办公室人员陪同前来报到,就隐约感觉到“不一样”。
后来,在赤珠岭受训期间某天黄昏,章亚若失魂落魄、泪汪汪地向桂辉诉说,她担心她记载自己爱慕蒋经国这件秘密的日记与信件遭同学偷阅,可能传扬开来,惹上麻烦。桂辉至此方才确定章亚若与蒋经国之间的感情。不论蒋经国与章亚若私下如何相处,在公事上,从章亚若自赤珠岭于训班结训后,至第二年秋,两人之间关系密切,几乎形影不离却是公认的。这一年多,章亚若平素除了在米汁巷专员公署蒋经国身边,做秘书之外,偶尔在蒋方良赴重庆探望公婆时,也奉派至花园塘专员官邸帮忙照顾蒋孝文与蒋孝章。她在那里过夜留宿,一般认为是极有可能的事。
那一阵子,蒋经国经常在赣南地带出差探求民隐,章亚若以秘书身份跟在身旁,日夜相处,也是名正言顺。据说,蒋经国的苏联妻子蒋方良还时常向章亚若请教唱戏之道。喜好教戏的章亚若,一度还认真地做过专员夫人的京剧家教。
章亚若唱戏与评戏的才艺,也深深吸引蒋经国。如今坐落、在赣州公园正门对面的章贡剧院,当时就是蒋经国夫妇听戏度周末的地方。章亚若是公署里少数几个戏唱得好的女同事,有余兴节目时她登台唱戏,有模有样,蒋经国在台下看得如醉如痴,欣赏之情充分流露,旁观的有心人都看得一清二楚。章亚若为什么令蒋经国动心,由于缺乏出自蒋经国的第一手资料,旁人无法确切得知。不过,可以确定蒋经国对章亚若是动了真情。她的温柔体贴、善解人意,撤除了蒋经国的心防,他将留苏日记手稿交付章亚若,又在毛福梅去世后,将她生前最喜爱的一床绣有鸳鸯图案的灰色丝质被面送给章亚若。这种种都代表了他的一片真心。
那床被面,以灰色为底,边上一长条苹果绿底的鸳鸯戏水图面,章亚若视之为珍品,一直带在身边。后来在桂林家中遭窃,章亚若着急得不得了,直到警方帮忙寻回才安心。章亚若去世后,据好友桂辉说,还是她亲手捧着被面交还给神色黯然的蒋经国的。
除了这件被面,蒋经国还曾将一双苏联制手表、奥国制真皮皮夹等战时不易见的珍贵物品,一件件地转送给章亚若。
或许也是出于对章亚若“身份”无法公开的一种补偿,蒋经国虽然未曾公开承认他与章亚若的恋情,但当两人情感发展至高峰时,他已不忌讳在亲近好友面前,公然以行动表明他与章亚若的关系。
喜得双胞胎乐坏小蒋1941年,一个初秋的夜晚,在赣州市区中正公园右侧文清路九曲巷内,专卖江西风味小吃的张万顺饭馆里,一张八九人座的圆桌前,蒋经国以他一贯略带沙哑的低沉嗓音,招呼眼前的宾客用菜,一旁的章亚若也笑意盎然,殷勤地以女主人的姿态款待身边的朋友八五八书房。他们是章亚若干训班的结拜弟兄王升、倪豪,专员公署的周姓同事和桂昌宗,当然还有昌宗的妹妹、章亚若的结拜姐姐桂辉。
来宾们知道,章亚若怀了蒋经国的孩子已三四个月了。为避免招人议论,她与蒋经国商量妥当,在身材变形前,启程赴广西桂林,在那儿找一处安静的住所待产。
那天的晚宴,由蒋经国特地出面为章亚若饯行。从当时他所处的环境看,这个举动,是对章亚若极大的礼遇,也意味着他在知道章亚若有孕后,对她地位的某种肯定。
然而,正开始在政界初试啼声的蒋经国,毕竟禁不起流言的破坏与打击,对于他与章亚若之间这段情结的处置,必须分外谨慎小心。
作过蒋经国主任秘书的漆高儒就说,蒋经国在章亚若离开赣州数月后,曾拿出一张章亚若与一女扮男装人士的合影照片,装做若无其事地指着那位“男士”说:“章亚若结婚了,这就是她的丈夫。”
在桂林,章亚若一改她在赣州陪专员四下出巡、探访民情的活跃风格,变得隐名埋姓、深居简出起来。平日交往的人士,除了受蒋经国之托,帮忙照料章亚若生活的广西省政府民政厅长邱昌渭夫妇,和邱的同道知交外,就只有丽狮路住宅的房东、一对陈姓的教授夫妇了。
1942年初春(正月27日),章亚若在省立桂林医院妇产科病房产下一对双胞胎。
由于早产,不足月的两个小婴儿一出世,就被送进保温箱中,章亚若的妹妹章亚梅日后回忆说,第一眼看到小兄弟俩时,曾吃惊于他们两人体型的瘦小。章亚若顺利产下双生子,立即以电报告知蒋经国。7天后,她出院时,蒋经国特地赶来桂林,在丽狮路欢喜地等待着母子三人回家。
章亚梅还记得,她陪着姊姊乘坐一辆黑色轿车,自医院返回家门,正要抱侄儿下车时,个性活泼的三姊拉住她说,要跟“阿哥”开个玩笑,先不要告诉他婴儿哪个大、哪个小,“要他猜!”
“阿哥”蒋经国也不负众望,他笑着仔细端详了两个儿子后,当即毫无错误地指出谁大、谁小。
目睹这般的父子天伦,章亚若开心极了。她觉得蒋经国是真心珍惜这一对双生子。
章亚梅也感染到这愉快的气氛,跟着顽皮起来,她撇撇嘴,指着婴儿巴掌大的小脑袋说:“看你的这两个儿子,又瘦又小,像小猫咪一样。”
“猫咪?”蒋经国呵呵笑了起来,他低下头对一左一右、拥在怀中的两个双胞胎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