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新传-第2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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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国涛还利用座谈访问的间隙查阅了蒋氏家世的较为系统的史料。在此基础上，张明镐、何国涛对《蒋介石在溪口》一文原稿作了大幅度的调整、扩充和修改。
至1965年4月，由张明镐口述、何国涛整理，全文长达4万余字的《蒋介石在溪口》第二稿完成了。修改后的稿子较原稿更翔实、更富有说服力。
全稿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蒋氏先系及其家族”，依次分析了“蒋氏先系之谜”、“蒋介石父兄的身世”、“关于蒋母王采玉”、“毛福梅、姚怡诚、陈洁如”、“协议离婚的一幕趣剧”、“‘太子’蒋经国、蒋纬国”、“一群‘皇亲国戚’”等问题；第二部分为“蒋介石的早期生活”，着重阐述了“童年时代的蒋介石”、“从师考略”、“早期跟蒋介石交往的一些人物”等情况；第三部分为“蒋介石在溪口的所作所为”，列举了“溪口镇上的新老家宅及坟庄”、“第一次下野见闻”、“武岭学校及其附属机构”、“西安事变后回籍活动种种”、“一手扶植起来的所谓溪口四小家庭”、“逃亡前夕的狼狈处境”等事实。文章从蒋氏世系起笔，上至蒋家先祖，下迄蒋介石父子，娓娓述来，谱牒资料与口碑资料俱备，可证蒋介石身世之谜。文章又以蒋介石在溪口的种种活动收尾，特别是记述蒋介石三次下野回故里的情况尤实，可供民国史的深入研究。此稿分送全国政协和省政协文史办，1965年9月22日全国政协文史委收到稿件后，十分重视，经研究，于同年12月25日给宁波市政协汇来200元稿费（这在当时是按质量高的稿件付的稿酬，稿费分配由毛老作主，张明镐、何国涛两人各取一半），并附言“在适当时候刊用”。后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迟至1981年才在全国政协的《文史资料选辑》总第73辑上正式发表。但当年全国文史委的及时汇款与准备刊用的简短附言，对毛老及其他调查人员、执笔整理人来说，无疑是一种莫大的鼓舞、支持和肯定。也正是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激发了毛老抢救民国史料，教育后人的工作热情，他动员原任蒋介石侍从室机要秘书、奉化人汪日章根据亲身经历写下了《西安事变亲历记》，后经1979年出版的《浙江文史资料选辑》总第12辑刊出后，受到民国史学界的普遍关注。他还动员辛亥老人、民国老人和其他各界人士撰写富有史料价值和借鉴作用的“三亲”资料，绝大部分已在近年来先后出版的全国、省、市各级文史资料上发表，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果。
然而，当第一次调查刚刚有了初步结果并准备进入系统研究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国各项工作受到极大的冲击，文史资料征集和研究工作也不能幸免，对蒋氏世系的调查、研究工作也被迫停止。真实身世轰动海内外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被迫停止工作12年之久的全国各级政协随之相继恢复工作，毛老亦在此时被重新安排到宁波市政协任职，继续主管文史资料征集和研究工作。当时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要求各级政协文史委遵循“要存真，要实事求是”（周恩来语）的方针，要求文史资料工作者包括撰稿积极分子要“放下包袱，开动机器”，号召各级政协文史委要树立“抢救史料”的紧迫感。毛老深知文史资料工作是一项有益当代、惠及后世的十分有意义的事业，自觉响应全国政协文史委的号召，埋头耕耘，加倍工作，以挽回“文革”十年给文史资料工作所造成的巨大损失。短短几年，经过毛老耐心细致的工作，又积累了一批数量可观、价值较高的“三亲”史料，连同“文革”前征集到的一大批史料，陆续送往全国和省级《文史资料选辑》发表，共计有百余篇。同时考虑到“文革”前关于蒋氏世系的调查客观上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由于“左”的思想干扰，调查过程往往言有所隐；二是调查面过于宽泛，没有直指“蒋介石本人身世”这一主题，而影响了调查的深入和调查材料的力度，说明在这个问题上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而这时张明镐已老成凋谢，于是毛老只得和何国涛商量进行第二次调查。如果说第一次调查主要以谱牒、宁波奉化两地有名望的耆旧为主要对象，以搞清蒋氏家世全貌为重点的话，那么，此次调查则侧重于以蒋介石身世为主线，以蒋介石父母来历为依托。因为搞清楚蒋介石本人身世，归结为一点首先必须搞清楚蒋介石父母的身世、行踪，惟其如此，才可从根本上否决唐人《金陵春梦》所张扬的说法。
有了课题的主攻点，调查的目标与对象也就十分明确。自1979年始至1981年止，历时一年多的调查中，何国涛正是循着已确定的课题主攻点，在溪口重点调查了蒋介石父亲蒋肇聪的职业与行踪，在葛竹调查了蒋介石母亲王采玉的来历与行踪，收集到了较“文革”前更为丰富的第一手材料。这些材料证据确凿，可信度极高，足以澄清关于蒋介石身世“另有隐情”的种种传闻，这些材料后来都完整地反映在何国涛撰写的《解开蒋母王采玉身世之谜》一文中。
本次调查的最初想法只是弥补前次调查的某些不足，抢救和保存日趋枯竭的“三亲”史料，至于整理成文则是放在第二位，待适当时候再做。但是，随后发生的情况说明“蒋介石身世”仍是文史资料领域乃至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且舛误甚多，有必要立即将最新材料公诸于世，告晓天下。所以毛老和何国涛商量，要他继续撰文，系统地揭开蒋介石的身世之谜。当访者问及这一年发生了哪些情况，毛老回忆道：“首先，全国政协的《文史资料选辑总
第73辑》发表了我们1965年寄去的由张明镐口述、何国涛整理的《蒋介石在溪口》一文，我们感到很高兴。但文章发表后，并没有引起应有的反响，可能跟我们在这之前估计的该文涉及面过杂，反而冲淡了‘蒋介石本人身世’这个主题有关，因而起不到澄清史实的作用。接着，当年（指1981年）4月出版的《河南文史资料总第五辑》刊发了一组力主‘蒋介石是河南人’的文章，进一步说明蒋介石身世‘另有隐情’，澄清非易。这组文章由三篇组成：一篇是《关于蒋介石家世的一些传闻》，张仲鲁作于1962年5月；一篇是《关于蒋介石家世的点滴见闻》，李延朗作，从他文未所记分析，大概亦作于60年代初，证实唐人的《金陵春梦》一书中关于蒋介石是‘郑三发子’的真实性；再一篇是《关于蒋介石家世的补充》，系《河南文史资料》编者综合郭海长、谢梅村、李静之等回忆材料而成，这些回忆材料与前面两篇一样，并没有新的‘补充’。这三篇文章都是以抗战期间有一河南人郑发千里寻弟至重庆，蒋介石如何‘礼’待郑发为依据，断定蒋介石便是郑发的胞弟，证明他是河南人，从而证实唐人说法的正确性。本来唐人所述为小说家言，文学书籍，事有妄载，言有阙书，对一些史实，经不起推敲，有我们的《蒋介石在溪口》一文，就可证其讹误。但现在以实事求是为原则的文史资料连篇累牍，一再引证，且言之凿凿，可见问题已超出了一般的‘传闻’范畴，虽然这些文章的依据大都是传闻而已。问题既然再次提出，我们的态度是按照历史学的观点，不妄断，不途闻，用事实来说话。而关于蒋介石身世涉及到了浙江、河南两个地方，就应开展周密的调查，提供确凿的证据，切莫以传闻作信史，以讹传讹，不利于问题的真正解决。好在我们有备而作，所以，很快就请何国涛写成了一篇《解开蒋母王采玉身世之谜》。”
经毛老一说，访者恍然大悟：后来轰动学术界、波及海内外的《解开蒋母王采玉身世之谜》，原来是在如此情况下写出来的。具体完成时间是1982年初。文章写作动机是严肃、认真的，笔法也是公正朴质的。与《蒋介石在溪口》一文相比，它更能抓住要害、说明问题。奉化县政协文史委亦多次组织班子，利用当地优势，遍访乡间耆宿，终于查出了蒋介石出生时的接生婆婆昭仁与蒋介石婴幼时的奶妈胜坤娘（即后来任丰镐房帐房总管唐瑞福的祖母），有力地证明蒋介石系蒋肇聪与王采玉的嫡子。蒋介石父母的来历清楚，并无启人疑窦之处，蒋介石自身来历亦已了然，因此可以断定传说中“郑三发子”必另有其人，但绝不会是奉化溪口出生、长大的蒋介石。
文章杀青后，何国涛交给毛老审阅。毛老阅后，认为资料翔实，一气呵成，已达到了调查的目标，即送交中共市委统战部，宣传部审核，拟在《宁波日报》发表，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不能如愿。毛老将文稿送省政协文史委。当时负责省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曹湘渠阅后，认为史料珍贵，结构严密，证据充分，但能否立即予以发表，尚不敢定夺。后经时任省政协副主席、原新四军浙东纵队司令员何克希审阅，认为是一篇极为难得的珍贵史料，作到了“去伪存真”和实事求是，有利于海峡两岸的统战工作。并赞扬了宁彼市政协的文史工作与何国涛。
1982年12月，《解开蒋母王采玉身世之谜》一文，连同宓熙（原蒋介石侍卫队大队长）写的《我在蒋介石身边的时候》、唐瑞福与汪日章合写的《蒋介石的故乡》等文，一并刊载在《浙江文史资料选辑》（总第23辑）上。
该辑的“前言”评论说：“《解开蒋母王采玉身世之谜》，就是一篇释误解的文章。所谓‘谜’，即长期以来《金陵春梦》等书所流传的‘蒋介石是蒋母从河南带来的拖油瓶郑三发子’的种种传说。这篇文章的作者何国涛通过在溪口和蒋母家乡葛竹的详细调查，查《宗谱》，访族人，以所得的大量材料，解了此谜，证明这些传说纯属子虚乌有的海外奇谈。这一澄清，大大有利于辨真伪，正视听，也是史料工作的一种拨乱反正。”至此，宁波市政协两度组织的关于蒋介石身世的调查活动，告了一个段落，取得了圆满的结果，用毛者的话说，这样持续经年的调查活动所以能开展，圆满的结果所以能取得，首先应归功于已故的周恩来总理，归功于中共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可喜的是，文章一经发表，立即轰动了海内外和学术界。首先，香港《大公报》等四家报纸，在同一天刊登了中新社发的《浙江文史资料选辑》（总
第23辑）出版消息，香港《大公报》连续15天转载了《解开蒋母王采玉身世之谜》第三篇有关蒋介石身世的文章。《百姓》杂志也要求转载。有的报纸专门写了题为《蒋介石并非郑三发子》的评论文章。信息很快传到台湾，台湾的《传记文学》等报刊争相转载，并给予了较高的评价。经《传记文学》（第52卷第4期）全文转载后，又与《我在蒋介石身边的时候》等文，一同被收入《陈洁如回忆录》（全译本）的“附录”中。著名旅美作家江南（刘宜良）写作《蒋经国传》时，就采用了该文提供的大量史料。其次，在大陆，《浙江文史资料选辑》（总第23辑）1982年12月第一版发行后，立即告罄，翌年4月第二次印刷。1985年6月第二版出版，仍供不应求。1986年10月
第四次印刷，4年间共计印数18．5万册。连同1989年10月发行的（浙江省政协文史编辑部在原有稿件的基础上，扩大征集范围，编辑、出版）《蒋介石家世》专辑《浙江文史资料选辑》（总第38辑）
第一版，6年共计印刷5次，发行28．88万册。1994年5月，沿袭原书名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将《解开蒋母王采玉身世之谜》一文放在首篇醒目的位置，出版了《蒋介石家世》第二版。12年来，以《解开蒋母王采玉身世之谜》为主要文章的蒋介石家世史料一版再版，数次印刷，销售共计47．4万余册，堪称文史资料出版物之最。再次，这篇文章的影响远远超越了问题本身，超越了学术研究的范围，而成为扩大统一战线、改善海峡两岸关系的契机之一。读者纷纷来信，赞誉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出版《蒋介石家世》，“是做了最大的统战工作”。原台湾高雄“警察局长”、“中央警官学校教务长”，看到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出版的孙中山、蒋介石两辑史料后，来信说，这两本书“很吸引读者，引起了浓厚的兴趣，史料贵在真实，你们的史料，能反映历史真实面目，信实可靠，很珍贵。”大陆解放时，在香港通电起义的原国民党立法委员某人士，看到蒋介石的史料后，来信说：“读之令人折服，长期以来，《金陵春梦》等书，谬种流传，硬说蒋介石是‘拖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