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新传-第19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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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浮的一生。他把介入政事作“治国平天下”的理想，遇挫折则回到书斋，专心治学以独善其身。他的一生都在这种人生理想与现实社会的矛盾冲突中观望徘徊。他的被人骂为“老油条”也不外因乎此。
1959年1月7日晚，胡适应台湾大学华侨同学会邀请，作了题为“一个人生观”的演说。在这篇演说中，胡适以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为起点，谈到知识的快乐，谈宗教问题。从这篇演说中，可集中看出胡适的人生哲学。胡适认为，人生观是一个人对于人生的态度，每个人都有个人自己的人生观。他说，他在年龄上多活了几年，他要将他生活和经验中得到的一些体会，给年轻人作为确立自己人生观时的参考。
其主要内容可分为这样几个方面。
健全的个人主义胡适认为，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是平凡的，也是不令人骇怕的。现在有许多人认为个人主义是洪水猛兽，可怕万分，事实上并不这样，真正健全的个人主义的出发点，并无一点可怕成分。在中国的思想史上，就有一个很健全的个人主义思想，那就是大政治家王安石。王安石一生克己刻苦，在衣食住行方面从不讲究，并且一生为国，谋福谋利，看起来似乎不是个人主义，但在其诗文中可以看出，他的人生观是“为己，为我”。王安石有一篇文章叫《杨墨》，“杨”是杨朱，“墨”是墨翟。杨朱主张为己，墨翟主张为人。王安石在这篇文章中，非常赞赏杨朱，他说：“杨朱为己，学者之本；墨翟为人，学者之末。”象王安石这样一个不为己的人，却看中了杨朱的“为己”，为什么？胡适说，王安石当时还有一句话说：“为己学者之本，为人学者之末；学者治事，必先为己，其为己有余，则天下事可以为人，不可不为人。”意思是说，一个人在最初的时候应该为自己，在有余的时刻，就该为别人，而且不可不为别人。
胡适还举了易卜生为例。易卜生晚年曾经给一年轻朋友写信说：“最期望于你的只有一句话，希望你能做到真实的、纯粹的为我主义；你要有时觉得天下事只有自己最重要，别人的不足想；你要想有益于社会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成器。”胡适说，易卜生这段话，就是最健全的个人主义，一个人应该把自己培养成器，使自己有了足够的知识、能力与情感之后，才能再去为别人。
修己以安人胡适先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子路有一次问孔子说，怎样才能做一个君子；孔子回答说：“修己以敬”。这句话的意思是要将自己慎重地培养、训练好。子路问，这样够了吗？孔子说：“修己以安人。”意思是自己培养、训练好了，再去为别人。子路问，这样够了吗？孔子说：“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意思是修养好了自己，再去为百姓，就是圣人如尧舜也很不容易做到。孔子这一席话，也是以个人主义为起点的。由此可见，从19世纪到现在，从现在到孔子时代，差不多都是以修身为本。因此个人主义并不是可怕的，尤其是年轻人确立自己的人生观，更是需要慎重地把自己这块材料培养训练教育成器。
知识的快乐胡适说，他现在已经68岁，转眼即将70岁。他的人生中，认为最值得与年轻人谈的，就是知识的快乐。一个人怎样才能使生活快乐？人生就是为追求幸福与快乐的。美国独立宣言中曾提及三种东西，那就是：生命，自由，追求幸福。但是人类要追求的快乐范围很广，例如财富、婚姻、事业、工作等等。但一个人的快乐是有粗有细的。胡适说，他在幼年的时候不用说，从他有知以来，他就认为，人生的快乐就是知识的快乐，做研究的快乐，找真理的快乐，求证据的快乐。从求知的欲望与方法中深深地体会到人生是有限的，知识是无穷的，以有限的人生，去探求无限知识，实在是非常快乐的。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胡适从这样一则故事讲起。有人问子路，你的老师孔子是一个怎样的人。子路不答。后来孔子知道了说，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你的老师“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胡适认为，从孔子这句话里，可以体会到知识的乐趣。还有一则故事，古希腊有一位数学家阿基米德，一天他被国王请去计算金制成的王冠有没有掺进银或铜。他没法计算，一天到晚苦苦思索。几天后，他到澡堂洗澡，当他跳下水中，水就溢了出来。他顿悟所以，高兴异常，赤身露体地从澡他跳了起来，沿街跑去，口里叫着“我找到了！我找到了。”这说明了知识的快乐，一旦发现了证据或真理时的难以言喻的快乐。
追求新知识的精神胡适分析说，英国大诗人勃朗宁新著的一首诗《一个古文法学者的葬礼》；另一位诗人丁尼生写的一首关于古代希腊大英雄尤里希斯不愿做小岛的国王，而要继续冒险的诗，都体现着十九世纪冒险的、追求新的知识的精神。尤其是丁尼生诗中说的“过去的是过去了，现在我们还是我们；过去惊天动地的事是消逝了，但现在的我们还是我们。虽然时间与命运使我们渐趋衰老，然而我们的意志仍然坚强；我们要永远去发现，永远不停步。”
三“立”与三“W”胡适谈到宗教问题时说，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他不信灵魂与鬼神；但他认为一个人总是有一种制约的力量的。相信上帝的人，上帝是他的制约的力量；我们古代讲孝，于是孝便成了宗教，成为一种制约。现在台湾宗教很盛，有人信最高的神，有人信很多的神，尤其是现在处在这动乱的时期中，许多人为了寻求精神上的慰藉都走上宗教的道路。他所说的宗教，乃是一种说法。中国古代亦有此种观念。当孔子四五岁时，有位圣人即讲过人生有三种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立德”是讲人格与道德，“立功”就是建功，“立言”就是思想语言。在国外也有三个W之说，就是Worth，Work，Words。这三个不朽，没有上帝，也没有灵魂，却不十分民主。一个人要立德、立功、立言到什么程度，胡适认为范围必须扩大，因为人的行为无论为善为恶都是不朽的，我国古语云“留芳百世，遗臭万年”，便是这个意思。
言行对社会负责胡适把两千五百年前释迦牟尼的故事，孔子所解释的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以及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从社会影响的角度作了比较。他说，一个老乞丐的死，使释迦牟尼创造了佛教，希特勒的那本书制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牺牲了数百万生命，这都是不朽的。他用痰和细菌来说明这不朽的道理。他说，一个人在社会上，他个人的为人，他个人所做的事，有渺小的也有伟大的，这渺小与伟大的事均会在某一时间，某一人、某一场合有其善的影响，亦或恶的影响。因此，我们的一言一行，均应对社会负责，这便是社会的宗教、社会的不朽。一个人为人的善恶好坏，以及他的人格、行动、思想、文章、说话真正对社会有影响。我们千万不能让我们的言行在社会上发生坏的影响，因为即使有朝一日我们死了，我们的留下的影响仍永久存在。我们要一出言不敢忘社会的影响，一举步不敢忘社会的影响。即使我们不能使我们在社会上留一白点，也绝不能在社会上留一污点。社会即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的制约者。
孝子婚恋胡适与夫人江冬秀从一而终的婚姻家庭生活，乃文坛佳话，往往成为青年人对婚姻爱情的楷模。胡适毕生挥舞思想解放、反封建的大旗，却对这桩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从一而终，看似不可思议，实与他的忠孝古训的熏陶及温良性格与主张关联密切。
胡适的母亲冯顺弟在结婚后三年，丈夫就过世了。冯老太太年轻守寡，把胡适抚养成人，并使其受到系统的良好的教育。这些慈样节义艰苦卓绝的精神在胡适幼小稚弱的心灵里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他饮水思源，崇恩报德，自幼就决定弹精竭虑来对母亲尽孝，即使牺牲其个人的某些幸福亦在所不辞。
1904年，胡适14岁时，冯老太太按家乡的风俗习惯，与他说了一门亲事，对方是旌德县江村人，与他家相距40里，名江冬秀，比他大几个月。胡适为迁就母亲，不忍违其愿，与这位自幼缠足、目不识丁的旧式女子换了生庚八字。胡适后来考取清华庚款留学名额，将赴美前，冯老太太召胡适回乡订婚。胡适既誓言对母亲尽孝，当然不敢说个不字，只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须等他学成归国后方能完婚，二是这位未曾谋面的未婚妻必须读书。两家都乐于同意，于是江冬秀小姐开始受文化教育。
当胡适在中国公学任教期间，曾为“私塾女弟子”陈衡哲单恋有年。陈在上海号称“沙菲女士”，有殊色，美闻天下。胡适第一次见到她就心旌飘摇，不能自己；陈对胡适亦是情有独钟。但胡适格于母训，婚姻不能自主，所以对“沙菲女士”所表露的情意，采取了若即若离、不即不离的态度，虚与委蛇，并无坦然接纳和单刀直入的勇气，就这样相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终于陈衡哲等得不耐烦了，就明确问他对婚姻的态度如何。胡适答以慈训森严，不能自由。陈斥曰：“时人有谓‘不自由，母宁死’，你为何竟甘受这不公平的约束？”胡适忸怩地回答：“情愿不自由，也就自由了。”“沙菲女士”不能明白胡适的这个“哲理”，当场为之气结。胡适辜负了一个摩登女子的一腔衷情，郁郁远涉重洋去了。
1914年，胡适花了一番功夫，策动旧情人陈衡哲也到美国留学。这时，四川任叔永和江西杨杏佛因参与辛亥革命有功，奖励赴美深造。他俩都是胡适在中国公学时的学生，正好在赴美途中与陈衡哲凑巧同船。以此他们到美国后过从甚密，深谈款洽。胡适原对陈衡哲负有一担子的感情债，觉得有替她找一个合适对象的义务，因而趁势替陈与任叔永做媒，并促其早日成婚，使他得以早日解除包袱，了结一场鸳梦。陈任结婚之日，胡适特题“佳人难再，国士无双”以赠，对陈衡哲未了之情，跃然纸上。胡适去国十年，一回来就同江冬秀结了婚，因江后来已经等得不耐烦，她曾这样说：“嫁妆绣剪已生锈了。”胡感其用情之专，一度倒是非常恩爱的样子。但据知情人透露，胡适在上海时表面上道貌岸然，背着人却逛窑子，玩长衫姑娘。一次胡适同郭夏初夫人、李孤帆夫妇及郭太太的妹妹等在汉口“武鸣园”吃饭，忽然对面阳台上出现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子，胡适看得目不转睛，旋即奉杯相敬：“请！请！”这倒并非什么大不了的事，但以他当时的身份和地位，总非所宜。据此，有人分析说，胡适不过假装正人君子，实以强力抑制他的潜意识而已。更有人作如下判断，认为胡适对婚姻和恋爱都不敢违背与反抗现实，实乃他后来成为一个改良主义者而不是激进的革命分子的主要因素。
文人议政胡适早年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俨然的“君子不党”古训真传，给人印象似乎他是真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了。其实不然。胡适对王安石的“为己学者之本，为人学者之末；学者治事，必先为己，为己有余，则天下事则可以为人，不可不为人”甚为推崇。自然，他是以治学为“为己”，以议政、参政为“为人”的。胡适对范仲淹的“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也极赞赏，认为可与“不自由，毋宁死”的精神媲美，其书生气赫然。胡适早年留美的教师，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就是对政治极感兴趣的学者，他对当时美国各政党被企业财团控制的状况深为不满，曾企图组织一第三政党与之抗衡。胡适在他的《留美日记》中提到杜威处，讨论时局的时候远比讨论哲学为多。他在1917年5月30日归国前夕的日记上这样记载着：“昨往见杜威先生辞行，先生言其关心于国际政局之问题乃过于他事。嘱适有关于远东局势之言论，若寄彼处，当代为觅善地发表之。”有这样的教师，自然会有关心政事之学生了。
胡适留美时，学习了演讲技巧。离开大陆后，他往来于美台之间，主要以演讲的形式宣扬他的政治观点。与林语堂对西方人讲中国文化、对中国人卖西方文化一样，胡适在台湾的多次演讲与谈话，均为“借美喻华”，在台湾的青年人中宣传美国的所谓科学、民主、自由；这在崇美倾向风行的台湾青年中，是很受欢迎的。
反共之心不改1952年11月30日，胡适第一次赴台，即应一些团体之邀，在三军球场作了题为《国际形势与中国前途》的讲演，宣扬他的“自由世界”全球五点计划，强调“解放苏俄”，是一切战略的根本，如果不能解放苏俄，那么，保卫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