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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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
在王阳明那里，“良知”是本体，“一物不留”与“一照皆真”只是“良知”的功用，这就等于说，“无所住”与“生其心”也被视为“良知”的功用，两者是并行的“用用”关系。
第18章 钱德洪跋
【原典】
《答原静书》出，读者皆喜。澄善问，师善答，皆得闻所未闻。师曰：“原静所问，只是知解上转，不得已与逐节分疏；若信得良知，只在良知上用功，虽千经万典无不吻合，异端曲学一勘尽破矣，何必如此节节分解！佛家有扑入逐块之喻，见块扑人，则得人矣；见块逐块，于块奚得哉？”在座诸友闻之，惕然皆有惺悟。此学贵反求，非知解可入也。
【译文】
《答陆原静书》出版后，读了它的人都很高兴，认为陆澄问得漂亮，先生答得精彩，都收获了过去没有听说过的知识。先生说：“原静所问的只是在知解问题上纠缠，我没办法只好跟他分段解释。如果相信良知可得，只在致良知上下工夫，虽千经万典无不吻合，异端典章一触尽破，何必像这样层层分解来论述！佛学中有狗不咬人而追逐石块的比喻，看到石块去扑人，才能咬住人；见到石块追逐石块，在石块上能得到什么呢？”当时在座的诸位学友听了，都惕然若有所悟。先生的致良知学问贵在反省内求，并非可以从知解上就那么随便获得的。
【解读】
这是钱德洪为《答陆原静书》作的跋，跋中引用了王阳明的一段话，进一步说明：要用实际行动时时致良知，以趋于纯！如果舍去良知不求，反去求无意义的文字，正如扑人逐块，是无法得到真知的。那物块就是经典文字语言，那人就是良知。
第四卷 答欧阳崇一——万物皆备于我心
欧阳崇一就是欧阳德（1496—1554年），崇一是他的字，他的号是南野，江西泰和人，官至礼部尚书。欧阳德为人敢于“谠言正论”，不避权贵，临危不惧。他服膺王守仁的“致良知”说，并以此重新解释《大学》“格物致知”的意旨。欧阳德是江右王学正传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影响较大。他在发明师旨、卫护师说方面功不可没，尤其对“格物致知”意旨的阐发，对于挽救王门中“归寂”派的流弊，作用尤大。著有《欧阳南野集》。
第1章 良知与见闻
【原典】
崇一来书云：“师云：‘德性之良知，非由于闻见，若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则是专求之见闻之末，而已落在第二义。’窃意良知虽不由见闻而有，然学者之知，未尝不由见闻而发。滞于见闻固非，而见闻亦良知之用也。今曰‘落在第二义’，恐为专以见闻为学者而言，若致其良知而求之见闻，似亦知行合一之功矣。如何？”
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滞于见闻，而亦不离于见闻。孔子云：“吾有知乎哉？无知也。”良知之外，别无知矣。故“致良知”是学问大头脑，是圣人教人第一义。今云专求之见闻之末，则是失却头脑，而已落在第二义矣。近时同志中，盖已莫不知有“致良知”之说，然其功夫尚多鹘突者，正是欠此一问。
大抵学问工夫，只要主意头脑是当。若主意头脑专以“致良知”为事，则凡多闻多见，莫非“致良知”之功。盖日用之间，见闻酬酢，虽千头万绪，莫非良知之发用流行。除却见闻酬酢，亦无良知可致矣，故只是一事。若日致其良知而求之见闻，则语意之间未免为二。此与专求之见闻之末者，虽稍不同，其为未得精一之旨，则一而已。“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既云“择”，又云“识”，其良知亦未尝不行于其间。但其用意乃专在多闻多见上去择识，则已失却头脑矣。崇一于此等语见得当已分晓，今日之问，正为发明此学，于同志中极有益，但处意未莹，则毫厘千里，亦不容不精察之也。
【译文】
欧阳崇一来信说：“先生说：‘人的德行良知不倚仗见闻，如果说多闻而选择其中的善依从，多看自然有认知，显然这是只在见闻的细枝末节上寻求，这就成为次要的问题了。’我个人认为良知虽然不是因为见闻才具备的，然而学者的知识，未尝不是从见闻中产生的。踌躇于见闻当然不对，但是见闻也是良知的具体实践。现在先生说‘落在第二义’，恐怕是针对那些专门把见闻当做学问的人而言的，如果为了致良知而在见闻上探求，似乎也是知行合一的功夫。我这样想先生觉得如何？”
良知不从见闻来，而见闻却是良知的运用。所以良知不能由踌躇于见闻而来，但又离不开见闻。孔子说：“我有知吗？没有。”良知之外，没有别的知了。因此，致良知是学问的关键处，是圣人教育人的第一教义。现在说专门探求见闻的细枝末节，那就失去了主宰，把良知落到了次要位置上。近来，同志们都已经知道了致良知的学说，可是大家下工夫还是有许多模糊之处，正是欠缺你这一问。
一般说来，学问功夫关键是要抓住主宰，如果明确了主宰就是“致良知”，那么凡是见闻也都是“致良知”的功夫。所有日常琐事，见闻应酬，虽然头绪繁多，但都是良知的发挥运用流传；没有了见闻应酬，也就没有什么良知可致了。因此见闻与致良知都是一件事。如果说致良知要从见闻中求，则话语之间难免会把良知见闻看成两件事。这虽然与只在见闻的细枝末节上寻求良知的人稍有不同，然而从没有领会“精一”的宗旨上来看，则是一样的。至于“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既然说到“择”，又说到“识”，可见良知已经在中间发挥作用了，但它的用意乃专在多闻多见上去选择认识，将主宰给失去了。崇一你对这些问题认识得已经十分清楚，今天这一问，正是为了阐明致良知的学说，这对于同学都有很大益处。只是语意表达还不太透彻，会产生差之毫厘谬之千里的情况，不能不精心体察。
【解读】
王阳明认为，良知作为先验的道德意识，不依赖于后天的见闻知识，是生而具有的；经验认识活动都是良知发生作用的表现，而对于种种经验认识活动，良知都是其中的主宰。这里，阳明先将良知与见闻之知区别开来，但马上又将两者统一起来，说致良知与求见闻并非两样功夫，在实际的道德实践中难以分开。这就是阳明一方面反对“专在多闻多见上去择识”；另一方面也反对脱离见闻酬酢的空谈的原因。
第2章 在良知上体认
【原典】
来书云：“师云：‘《系》言何思何虑，是言所思所虑只是天理，更无别思别虑耳，非谓无思无虑也。心之本体即是天理，有何可思虑得？学者用功，虽千思万虑，只是要复他本体，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来。若安排思索，便是自私用智矣。’学者之蔽，大率非沈空守寂，则安排思索。德辛壬之岁，著前一病，近又著后一病。但思索亦是良知发用，并与私意安排者何所取别？恐认贼作子，惑而不知也。”
“思曰睿，睿作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思其可少乎？沈空守寂，与安排思索，正是自私用智，其为丧失良知一也。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思是良知之发用。若是良知发用之思，则所思莫非天理矣。良知发用之思，自然明白简易，良知亦自能知得。若是私意安排之思，自是纷纭劳扰，良知亦自会分别得。盖思之是非邪正，良知无有不自知者。所以认贼作子，正为致知之学不明，不知在良知上体认之耳。
【译文】
你信中说：“先生说：‘《易经·系辞下》孔子注中所说的何思何虑，是说所思所虑只有天理，再没有别的思虑了，并非说无思无虑。心的本体就是天理，有什么可思可虑的？学者下工夫，虽千思万虑，但目的只是要恢复心的本体，不是以私意来安排、思索出天理来的。如果刻意安排思索就是自私用智。’学者的弊病，大多不是空守沉寂，就是私意揣度刻意安排思索。我在辛已到壬午年间犯前一个毛病，最近又犯后一个毛病。但是思索也是良知的发挥运用，它和私意揣度刻意安排有什么区别呢？恐怕我认了贼作儿子，还迷惑而不自知呢！”
“思曰睿，睿作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思考怎么少得了呢？空守沉寂与安排思索都属于私欲用智，这也是丧失良知。良知是天理昭然灵觉之所在，因此良知就是天理，思索是良知的发挥运用。如果是良知发挥运用之思，则所思的就是天理。良知发挥运用之思，自然明白简单，良知也自然能认识。如果是私意安排之思，自然思绪万千，纷纭繁扰，但良知也自然能分辨。大凡思索的是非邪正，良知没有不知道的。之所以会出现认贼作子的情况，正是因为致知之学术还没完全明白，不知道应该在良知上体察认知罢了。
【解读】
王阳明这里所说的“思”并不是理性的思维活动，而是“在良知上体认”，从“为善去恶”来拂拭自己的昭明灵觉的本体。同时，在他看来，衡量正确与谬误的标准，是“良知”的自明，“天理”的自发。这就是说，合于道德律的，才是“是”和“正”，而违背道德律的，便是“非”与“邪”。
第3章 素其位而行
【原典】
来书又云：“师云：‘为学终身只是一事，不论有事无事，只是这一件。若说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却是分为两事也。’窃意觉精力衰弱，不足以终事者，良知也。宁不了事，且加休养，致知也。如何却为两事？若事变之来，有事势不容不了。而精力虽衰，稍鼓舞亦能支持，则持志以帅气可矣。然言动终无气力，毕事则困惫已甚，不几于暴其气已乎？此其轻重缓急，良知固未尝不知，然或迫于事势，安能顾精力？或困于精力，安能顾事势？如之何则可？”
“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之意，且与初学如此说，亦不为无益。但作两事看了，便有病痛在。孟子言“必有事焉”，则君子之学终身只是“集义”一事。义者，宜也，心得其宜之谓义。能致良知则心得其宜矣，故《集义》亦只是致良知。君子之酬酢万变，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当生则生，当死则死，斟酌调停，无非是致其良知，以求自慊而已。故“君子素其位而行”“思不出其位”。凡谋其力之所不及，而强其知之所不能者，皆不得为致良知。而凡“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动心忍性，所以增益其所不能”者，皆所以致其良知也。若云“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者，亦是先有功利之心，计较成败利钝，而爱憎取舍于其间，是以将了事自作一事，而培养又别作一事，此便有是内非外之意，便是“自私用智”，便是“义外”，便有“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之病，便不是致良知以求自慊之功矣。
所云“鼓舞支持，毕事则困惫已甚”。又云“迫于事势，困于精力”，皆是把作两事做了，所以有此。凡学问之功，一则诚，二则伪。凡此皆是致良知之意，欠诚一真切之故。《大学》言“诚其意者，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慊。”曾见有恶恶臭，好好色，而须鼓舞支持者乎？曾见毕事则困惫已甚者乎？曾有迫于事势，困于精力者乎？此可以知其受病之所从来矣。
【译文】
你信中又说：“先生说：‘为学终身只是一件事，不论你有事时还是没事时，只要做好这一件事。如果说宁愿不做事，也不能不加以培养良知，那就是把致良知和做学问分成两件事了。’我个人觉得，当感到精力衰弱，不能做完事的，是良知。宁可不做事，也要加以修养本心，是致良知。怎么却成了两件事呢？如果有事情发生了，就不能不处理，就算是精力衰竭，鼓鼓劲也能坚持下来，由此可知，意志还是统领着气力的。然而此时的言语行动终究有气无力，事情做完了就疲惫已极，这不几乎等于是在滥用气力吗？这里边的轻重缓急，良知固然不会不明白，但是有时迫于形势紧急，岂能顾及精力呢？有时筋疲力尽，又岂能顾及形势呢？到底怎么办才好呢？”
我当初说“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的初衷，是针对初学者的，对他们这样说也不能说没有好处。但把做事情和存养本性分成两件事来看，就有问题了。孟子说“必有事焉”，是说君子之学终身就是“集义”这一件事。义就是宜，心做到了宜那就是义。能致良知那么心就能感到宜，所以“集义”也就是致良知。君子待人接物应对种种事变，当做就做，当止就止，当生就生，当死就死，期间的斟酌调度，无非是得到真知，以求意诚心安罢了。所以“君子素其位而行”“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