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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

传习录-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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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

在王阳明那里,“良知”是本体,“一物不留”与“一照皆真”只是“良知”的功用,这就等于说,“无所住”与“生其心”也被视为“良知”的功用,两者是并行的“用用”关系。

第18章 钱德洪跋

【原典】

《答原静书》出,读者皆喜。澄善问,师善答,皆得闻所未闻。师曰:“原静所问,只是知解上转,不得已与逐节分疏;若信得良知,只在良知上用功,虽千经万典无不吻合,异端曲学一勘尽破矣,何必如此节节分解!佛家有扑入逐块之喻,见块扑人,则得人矣;见块逐块,于块奚得哉?”在座诸友闻之,惕然皆有惺悟。此学贵反求,非知解可入也。

【译文】

《答陆原静书》出版后,读了它的人都很高兴,认为陆澄问得漂亮,先生答得精彩,都收获了过去没有听说过的知识。先生说:“原静所问的只是在知解问题上纠缠,我没办法只好跟他分段解释。如果相信良知可得,只在致良知上下工夫,虽千经万典无不吻合,异端典章一触尽破,何必像这样层层分解来论述!佛学中有狗不咬人而追逐石块的比喻,看到石块去扑人,才能咬住人;见到石块追逐石块,在石块上能得到什么呢?”当时在座的诸位学友听了,都惕然若有所悟。先生的致良知学问贵在反省内求,并非可以从知解上就那么随便获得的。

【解读】

这是钱德洪为《答陆原静书》作的跋,跋中引用了王阳明的一段话,进一步说明:要用实际行动时时致良知,以趋于纯!如果舍去良知不求,反去求无意义的文字,正如扑人逐块,是无法得到真知的。那物块就是经典文字语言,那人就是良知。

第四卷 答欧阳崇一——万物皆备于我心

欧阳崇一就是欧阳德(1496—1554年),崇一是他的字,他的号是南野,江西泰和人,官至礼部尚书。欧阳德为人敢于“谠言正论”,不避权贵,临危不惧。他服膺王守仁的“致良知”说,并以此重新解释《大学》“格物致知”的意旨。欧阳德是江右王学正传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影响较大。他在发明师旨、卫护师说方面功不可没,尤其对“格物致知”意旨的阐发,对于挽救王门中“归寂”派的流弊,作用尤大。著有《欧阳南野集》。

第1章 良知与见闻

【原典】

崇一来书云:“师云:‘德性之良知,非由于闻见,若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则是专求之见闻之末,而已落在第二义。’窃意良知虽不由见闻而有,然学者之知,未尝不由见闻而发。滞于见闻固非,而见闻亦良知之用也。今曰‘落在第二义’,恐为专以见闻为学者而言,若致其良知而求之见闻,似亦知行合一之功矣。如何?”

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滞于见闻,而亦不离于见闻。孔子云:“吾有知乎哉?无知也。”良知之外,别无知矣。故“致良知”是学问大头脑,是圣人教人第一义。今云专求之见闻之末,则是失却头脑,而已落在第二义矣。近时同志中,盖已莫不知有“致良知”之说,然其功夫尚多鹘突者,正是欠此一问。

大抵学问工夫,只要主意头脑是当。若主意头脑专以“致良知”为事,则凡多闻多见,莫非“致良知”之功。盖日用之间,见闻酬酢,虽千头万绪,莫非良知之发用流行。除却见闻酬酢,亦无良知可致矣,故只是一事。若日致其良知而求之见闻,则语意之间未免为二。此与专求之见闻之末者,虽稍不同,其为未得精一之旨,则一而已。“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既云“择”,又云“识”,其良知亦未尝不行于其间。但其用意乃专在多闻多见上去择识,则已失却头脑矣。崇一于此等语见得当已分晓,今日之问,正为发明此学,于同志中极有益,但处意未莹,则毫厘千里,亦不容不精察之也。

【译文】

欧阳崇一来信说:“先生说:‘人的德行良知不倚仗见闻,如果说多闻而选择其中的善依从,多看自然有认知,显然这是只在见闻的细枝末节上寻求,这就成为次要的问题了。’我个人认为良知虽然不是因为见闻才具备的,然而学者的知识,未尝不是从见闻中产生的。踌躇于见闻当然不对,但是见闻也是良知的具体实践。现在先生说‘落在第二义’,恐怕是针对那些专门把见闻当做学问的人而言的,如果为了致良知而在见闻上探求,似乎也是知行合一的功夫。我这样想先生觉得如何?”

良知不从见闻来,而见闻却是良知的运用。所以良知不能由踌躇于见闻而来,但又离不开见闻。孔子说:“我有知吗?没有。”良知之外,没有别的知了。因此,致良知是学问的关键处,是圣人教育人的第一教义。现在说专门探求见闻的细枝末节,那就失去了主宰,把良知落到了次要位置上。近来,同志们都已经知道了致良知的学说,可是大家下工夫还是有许多模糊之处,正是欠缺你这一问。

一般说来,学问功夫关键是要抓住主宰,如果明确了主宰就是“致良知”,那么凡是见闻也都是“致良知”的功夫。所有日常琐事,见闻应酬,虽然头绪繁多,但都是良知的发挥运用流传;没有了见闻应酬,也就没有什么良知可致了。因此见闻与致良知都是一件事。如果说致良知要从见闻中求,则话语之间难免会把良知见闻看成两件事。这虽然与只在见闻的细枝末节上寻求良知的人稍有不同,然而从没有领会“精一”的宗旨上来看,则是一样的。至于“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既然说到“择”,又说到“识”,可见良知已经在中间发挥作用了,但它的用意乃专在多闻多见上去选择认识,将主宰给失去了。崇一你对这些问题认识得已经十分清楚,今天这一问,正是为了阐明致良知的学说,这对于同学都有很大益处。只是语意表达还不太透彻,会产生差之毫厘谬之千里的情况,不能不精心体察。

【解读】

王阳明认为,良知作为先验的道德意识,不依赖于后天的见闻知识,是生而具有的;经验认识活动都是良知发生作用的表现,而对于种种经验认识活动,良知都是其中的主宰。这里,阳明先将良知与见闻之知区别开来,但马上又将两者统一起来,说致良知与求见闻并非两样功夫,在实际的道德实践中难以分开。这就是阳明一方面反对“专在多闻多见上去择识”;另一方面也反对脱离见闻酬酢的空谈的原因。

第2章 在良知上体认

【原典】

来书云:“师云:‘《系》言何思何虑,是言所思所虑只是天理,更无别思别虑耳,非谓无思无虑也。心之本体即是天理,有何可思虑得?学者用功,虽千思万虑,只是要复他本体,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来。若安排思索,便是自私用智矣。’学者之蔽,大率非沈空守寂,则安排思索。德辛壬之岁,著前一病,近又著后一病。但思索亦是良知发用,并与私意安排者何所取别?恐认贼作子,惑而不知也。”

“思曰睿,睿作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思其可少乎?沈空守寂,与安排思索,正是自私用智,其为丧失良知一也。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思是良知之发用。若是良知发用之思,则所思莫非天理矣。良知发用之思,自然明白简易,良知亦自能知得。若是私意安排之思,自是纷纭劳扰,良知亦自会分别得。盖思之是非邪正,良知无有不自知者。所以认贼作子,正为致知之学不明,不知在良知上体认之耳。

【译文】

你信中说:“先生说:‘《易经·系辞下》孔子注中所说的何思何虑,是说所思所虑只有天理,再没有别的思虑了,并非说无思无虑。心的本体就是天理,有什么可思可虑的?学者下工夫,虽千思万虑,但目的只是要恢复心的本体,不是以私意来安排、思索出天理来的。如果刻意安排思索就是自私用智。’学者的弊病,大多不是空守沉寂,就是私意揣度刻意安排思索。我在辛已到壬午年间犯前一个毛病,最近又犯后一个毛病。但是思索也是良知的发挥运用,它和私意揣度刻意安排有什么区别呢?恐怕我认了贼作儿子,还迷惑而不自知呢!”

“思曰睿,睿作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思考怎么少得了呢?空守沉寂与安排思索都属于私欲用智,这也是丧失良知。良知是天理昭然灵觉之所在,因此良知就是天理,思索是良知的发挥运用。如果是良知发挥运用之思,则所思的就是天理。良知发挥运用之思,自然明白简单,良知也自然能认识。如果是私意安排之思,自然思绪万千,纷纭繁扰,但良知也自然能分辨。大凡思索的是非邪正,良知没有不知道的。之所以会出现认贼作子的情况,正是因为致知之学术还没完全明白,不知道应该在良知上体察认知罢了。

【解读】

王阳明这里所说的“思”并不是理性的思维活动,而是“在良知上体认”,从“为善去恶”来拂拭自己的昭明灵觉的本体。同时,在他看来,衡量正确与谬误的标准,是“良知”的自明,“天理”的自发。这就是说,合于道德律的,才是“是”和“正”,而违背道德律的,便是“非”与“邪”。

第3章 素其位而行

【原典】

来书又云:“师云:‘为学终身只是一事,不论有事无事,只是这一件。若说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却是分为两事也。’窃意觉精力衰弱,不足以终事者,良知也。宁不了事,且加休养,致知也。如何却为两事?若事变之来,有事势不容不了。而精力虽衰,稍鼓舞亦能支持,则持志以帅气可矣。然言动终无气力,毕事则困惫已甚,不几于暴其气已乎?此其轻重缓急,良知固未尝不知,然或迫于事势,安能顾精力?或困于精力,安能顾事势?如之何则可?”

“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之意,且与初学如此说,亦不为无益。但作两事看了,便有病痛在。孟子言“必有事焉”,则君子之学终身只是“集义”一事。义者,宜也,心得其宜之谓义。能致良知则心得其宜矣,故《集义》亦只是致良知。君子之酬酢万变,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当生则生,当死则死,斟酌调停,无非是致其良知,以求自慊而已。故“君子素其位而行”“思不出其位”。凡谋其力之所不及,而强其知之所不能者,皆不得为致良知。而凡“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动心忍性,所以增益其所不能”者,皆所以致其良知也。若云“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者,亦是先有功利之心,计较成败利钝,而爱憎取舍于其间,是以将了事自作一事,而培养又别作一事,此便有是内非外之意,便是“自私用智”,便是“义外”,便有“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之病,便不是致良知以求自慊之功矣。

所云“鼓舞支持,毕事则困惫已甚”。又云“迫于事势,困于精力”,皆是把作两事做了,所以有此。凡学问之功,一则诚,二则伪。凡此皆是致良知之意,欠诚一真切之故。《大学》言“诚其意者,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慊。”曾见有恶恶臭,好好色,而须鼓舞支持者乎?曾见毕事则困惫已甚者乎?曾有迫于事势,困于精力者乎?此可以知其受病之所从来矣。

【译文】

你信中又说:“先生说:‘为学终身只是一件事,不论你有事时还是没事时,只要做好这一件事。如果说宁愿不做事,也不能不加以培养良知,那就是把致良知和做学问分成两件事了。’我个人觉得,当感到精力衰弱,不能做完事的,是良知。宁可不做事,也要加以修养本心,是致良知。怎么却成了两件事呢?如果有事情发生了,就不能不处理,就算是精力衰竭,鼓鼓劲也能坚持下来,由此可知,意志还是统领着气力的。然而此时的言语行动终究有气无力,事情做完了就疲惫已极,这不几乎等于是在滥用气力吗?这里边的轻重缓急,良知固然不会不明白,但是有时迫于形势紧急,岂能顾及精力呢?有时筋疲力尽,又岂能顾及形势呢?到底怎么办才好呢?”

我当初说“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的初衷,是针对初学者的,对他们这样说也不能说没有好处。但把做事情和存养本性分成两件事来看,就有问题了。孟子说“必有事焉”,是说君子之学终身就是“集义”这一件事。义就是宜,心做到了宜那就是义。能致良知那么心就能感到宜,所以“集义”也就是致良知。君子待人接物应对种种事变,当做就做,当止就止,当生就生,当死就死,期间的斟酌调度,无非是得到真知,以求意诚心安罢了。所以“君子素其位而行”“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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