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魔的饱食:日本731细菌战部队揭秘-第6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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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根据韶华先生证词录音带整理出来的：“当时，我才15岁，是八路军游击队的宣传员。1941年4月12日，日军在河南省北部进行大扫荡。这次扫荡在华北被称为‘4·12扫荡事件’。4月初，日军集中兵力包围八路军的三个根据地冀、鲁、豫边区。这是日军实施‘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的开端。当时，我年仅15岁，个子又小，所以，直属队长认为我不能适应今后的激烈战斗，决定把我托付给村里的一位老人——张广彩家，作为他的儿子抚养。

“4月12日，日军完成了对八路军根据地的包围之后，烧光了所有的村庄。见人就杀，见物就全部抢光。这就是三光政策的开始。”

“尽管进行大扫荡，但是，农民和八路军亲如骨肉，是分不开的。在实施三光政策前，日军多次进行了扫荡，但都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为了彻底破坏八路军的根据地农村，断绝八路军给养的来源，日军推行了三光政策。”

“我当时寄住在滑县北部张桑村的张广彩大爷家里，村子位于黄河支流岸边，是盛产红枣和苹果的地方。张大爷家有三口人，老夫妻俩和一个比我小一岁的女儿。”

“4月12日白天，日军进村时，我们四人躲在村外树林中冬天储存粮食用的地窖里。”

“……这时，八路军不在村子里，己开往别的地方。白天，我们可以听见从村里传来的抢劫和村里人的喊叫声，从地窖里还可以看到村子被烧的浓烟。到了晚上9时左右，村里终于平静下来，日军好像巳经撤走。我们回到村里去看情况，那时我们家和附近的房屋还在燃烧。来不及逃走的人们的尸体，横在路上、家门口或家中，到处都是。

“张大爷原来一直认为日军只杀战斗人员，但目睹他们连农民也杀的情景后，决定弃家而逃。他带着老伴、女儿和我，沿着树林中的小道，想尽快逃出日军的包围圈。我们沿着枣树林中的小路走了2里多地时，被日本兵发现了。他们用日语盘问我们。最后我们终于从日本兵那里逃了出来。但当时张大爷带着我，他的老伴带着女儿分两路逃跑，结果跑散了。张大爷带着我走了一夜，终于逃出了日军的包围圈。我们跑到了亲戚家，可是，亲戚家也处在日本军的占领下，于是我们在亲戚家躲了一个月之后，又回到原来的村子。虽然已过了一个月，又下了好几场雨，可是村里仍然随处可见余烟未尽的房屋。那时日本军已经转移，八路军又回来了。

“我们这个根据地东西30里、南北10里，其中有几十个村子，约有8万村民被杀害。来不及逃跑的人全都遭到杀害。受害最深的是以河南北部滑县为中心的内黄、濮阳、清丰等地。据八路军游击队的调查，在某村，日军把村民赶进一所大房子里，然后堆上柴草放火烧杀，尸体多达400具。

“日军还把村民赶下水井，再扔手榴弹杀死，然后投进石块压住尸体。我们在一口井里发现了72具尸体。我走进一户人家，家庭成员间的关系已无从知道。一位像是父亲的男人，在院里被刺刀挑死，尸体被扔进粪坑里。旁边的树上吊着一个像是儿子的男尸，尸体上留有7处刺刀的伤痕。在附近的地上估计是儿子的媳妇，是个20多岁的年轻妇女，棵露着下半身倒在那里。她身上有十几处剌刀伤痕。现场从情况来看，她是在被强奸之后杀害的。她尸体的乳房上趴着一个不满周岁的婴儿尸体，看样子是婴儿抱着母亲的乳房，哭喊着‘妈妈、妈妈’而死去了。婴儿的背上也有三处刺刀的伤痕。

“村里所有的水井、沟渠里都是尸体。我们回到村里时，住房已被烧光，食物已被抢光，连喝的水也没有了。”

“当时我们回到村里目睹的这种惨景，至今仍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里。我的养父花费了好几天的时间去寻找老伴和女儿，但是没有找到。后来在最初藏身的树林的地窖里找到了她们的尸体。大概是跑散后，大娘累得走不动了，才又回到地窖里来的。”

韶华先生淡淡地说了这些，他的表情是那么平静。汽车进入了房屋鳞次栉比的大街，那是抚顺市。目的地平顶山就在附近。

“当时遭到日军袭击的村子，三分之二的人都被害，三分之一的村民逃难。遭袭击后的村子，所有的河、沟和水井，凡有水的地方都填满了尸体，幸存的人只能用手接雨水喝；耕地荒芜，即使到秋收季节，也无人收割。从其他根据地赶来的人和八路军帮助收割，还从别的根据地送来粮食和其他救济物资。

“日军为了切断八路军和农民的联系而推行‘三光政策’，但是，相反却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和仇恨，使他们更加团结起来。我所经历的抗日运动，巳是41年前的事了，但是我还没有把它写成文章。我讲述抗日的经历，绝没有怨恨日本人民的意思，只是希望不再重演这种悲剧。”讲到这里，韶华先生这样强调说。

“为什么过去不写成文章呢？”我插话问道。

“关于日中战争的悲剧，许多人都写过，将来，我打算以回忆录的形式写出来。向日本作家讲述我的经历，还是第一次。有我这种经历的中国人是很多的。我对日本人民并无怨恨，而是作为历史的教训来谈的。”韶华先生重复地说道。

“日军的士兵虽然身穿军服，但原来都是农民和工人等一般市民，是由于接受了军部领导人的错误教育而被驱赶上战场的。这些人被赶进侵略战争，在一段时期内失去了良心，但是，受了反战同盟的教育之后，认识到了自己犯下的罪行。”

“1973年，我47岁那年，再次到张桑村访问了张大爷，他是我的养父，是我的救命恩人。他再婚后有三个孩子。村子周围到处都是坟墓，坟墓上插着白幡。但是，绿树成荫，栽上了枣树、苹果树，人们过着筒朴而又幸福的生活。”

“把我托付给张大爷的八路军游击队长，现在是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张国础先生。”

韶华先生的证词和曾亲自指挥过“三光政策”之一的陆军少佐本田义夫的下述手记是完全相符的：

为了进攻以河南省濮阳县李家庄为中心的地区，1941年5月9日深夜，我率领800名官兵利用黑夜开始行动……河南是大枣的盛产地，一年的收获，是农民的主要生活来源。仅这一片枣林，至少能有12～30吨的收成。重叠的小枝冒出了嫩芽，沭浴着春天的阳光。我望着枣树林，心想如果把这些枣树都欲倒的话，农民就失去了生存之道，就一定会断绝和八路军的联系。于是，下令砍树，不断地听到砍树声，看到扬起的尘土，心里感到很高兴。

这一片枣树林的面积约为15町（每町约99。2公亩，译者注），农民用二三十年的时间亲手培养起来的约2500棵枣树已根深叶茂了。

我下令各小队进行砍枣树比赛，并训斥那些动作迟缓的农民出身的士兵。

“喂！山本，你总说你是农民出身，干过山里的活，现在怎么磨磨蹭蹭的？”

山本大概在想，中国老百姓费尽苦心才把枣树培育到这么大，把它们砍倒了，老百姓的心情将会怎样呢？山本拿锯的手，渐渐地变得没有力气了。站在他身后的分队长细田中士，突然朴向山本，用皮鞭不断地抽他的面颊，厉声骂道：“山本，你小子又偷懒！你给我睁开眼睛看看，这是战争！”

山本像是醒悟过来似的挺直了身体，用力锯起树来。

他们累得精疲力竭，回到营地时，已接近黄昏。一日之间让枣树林面目全非，对此，我感到很满意，但是，我无法知道，只要有培育枣树的大地和不屈的农民存在，为了生存就不会停止反抗。

后来有一位姓王的老头，向我乞求不要欲倒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枣树，我们就以“通八路”为由把他杀死了。

我把副官叫来，毫不在乎地传达了下述的命令：

第5中队，将吴村的70户人家烧光后，到大百尺集合；

第6中队，将桑因村50户人家全部烧光后，返回本部；

第7中队，去李家庄，将80户人家全部烧光。

下午3时，我发射了可怕的“黑吊星”信号弹。不一会儿，就看见吴村和桑园方向升起了黑烟，眼看着浓浓的黑烟包衮着红莲似的火焰映红了天空……

（引自《侵略》一书第九章“三光”，新读书社出版。该手记中特别凄惨的场面部分略去——笔者。）

作者注

韶华原名周玉铭，1925年农历十月初七生，河南省滑县庄子营人。1940年参加革命，发表处女作《石磙》。1950年成为专业作家，作为抗美援朝作家参加朝鲜战争。1965年以后被派往抚顺炼钢厂负责党和工会的工作。1977年发表了描写输油管道建设现场的群众和四人帮斗争的《沧海横流》。任中国作家协会沈阳分会副主席。

（引自《中国文学家辞典》）

第08章　团结起来，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能力大小不同的序列

9月26日上午8时15分，我们乘火车离开沈阳。在这里虽然仅停留了两天，但我觉得待的时间似乎很长。到车站为我们送行的有韶华先生、陆明友先生和金良模先生等人，大家依依惜别。

从沈阳到北京约11小时的旅程。若乘飞机只要一个多小时就到了。我是特意提出希望乘火车的，因为乘飞机领略不到中国大地的辽阔。我坐在火车上，反复回味着这次中国东北之行，觉得这次旅行似乎很长又很短，很短又很长，也许由于在短短的时间内进行了爆炸式的采访，觉得它很长。我背包里“满载”着材料，一切都是杂乱无章地塞在里面。好不容易才到手的材料缺乏整理，显得零散，为此感到有些不安。

为了整理眼花缭乱的材料，我想利用火车来结束这次旅行。

去北京乘坐的是四人一间的软席卧铺。车内几乎坐满了军人、干部模样的乘客。看上去中国人好像都穿着一样的人民装，但根据各自不同的身份和地位，布料和手工各不相同。工人的人民服是棉布，手工也比较粗糙；高级官员的人民服，衣料和手工都是上等的；军人中，军官服四个兜而战士服只有两个。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为什么不能消灭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序列呢？记得九年前访问苏联时，看到苏联火车的等级分得比日本还要细。我问列车员：“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把等级分得这样细呢？”得到的回答是：“能力有大小的差别嘛！”顺便说一下，听说目前中国薪金的等级序列大致如下：

副总理　400～500元

部长　200～300元

司长　140～200元

处长　80～150元

科长　60～90元

科员　40～80元

即使中国，薪金从最低到最高相差也有10倍以上。列车经过锦州一路南下，窗外一直是一派壮丽的景色，风很大，草木随风摇摆，在尘沙飞扬的地平线上尽是巍然耸立的石山。

沿途几乎看不到人影，说中国人口过密，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也许人们都集中到城市里去了吧。据说，北京为了控制人口的增加，禁止往市内调人。

中国现在正处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过程之中。粉碎“四人帮”之后，把四个现代化列为国家的目标，要在本世纪末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立于世界前列。为此，举国上下，充满着努力奋斗、团结向前的气氛。街上到处都是“建设光明的社会”式的标语，把个人凝聚在一起，向着统一的目标，令人觉得有些喘不过气来。

对中国人来说，日本那种对青少年明显有坏影响的自由演出，低俗的电影、电视节目或自由出版书籍等似乎是无法理解的。

我在所到之处，常常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到底有没有真正的思想、信仰、言论和表现的自由？”

对此，一位中国作家意味深长地回答说：“自由是根据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和社会结构等因素决定的，不能一概而论。考虑到日本和中国的情况不同，就会理解的。中国也有思想、信仰、言论和表现的自由。”这一席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的确，日本正处于自由的洪水之中，在艺术的糖衣掩盖下，正在争取一切表现的自由。对人生来说，究竟需要公开到什么程度呢？我主张在自由旗帜下，极端暧昧的性表现不应成为禁忌。解除对性（淫猥）表现的限制不可怕，可怕的是领导掌握表现自由的管制权。

但是，在一个国家里，全民团结一致“建设光明的社会”，解除对色情的禁令，恐怕是讲不通的。

我们日本，过去由于错误的领导人而把举国团结一致引向了错误的方向。我衷心地希望中国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实现全国统一的意志，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林绍纲先生和我开玩笑，相互换穿了衣服。林先生变成了日本人，我变成了中国人。仅从面孔看，几乎分辨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