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时代的谜案-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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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4卷第174页。——译者注
我们的祖先说过：“死者无罪。”不，有罪的！列斯科夫曾经讲述过一个关于40个农奴逃出奴隶生活的悲惨故事。说的是一个县警察局长把逃跑者弄回来之后，奇_…_書*…*网…QＩＳuu。ｃＯm对他们进行了一种示范性的体罚。他说：“我在他们本人自愿协助下来抽打他们，而他们自己则相互揪住对方的腿和胳膊，相互坐在对方的头上厮打起来。”这个县警察局长竟作出这样的总结：“唉，你们是斯拉夫人的渣滓！唉，你们是祖国的废物！要是让某个第三者来对40个法国人干这种事倒还不错！……那时就决不会是这样的！”
列斯科夫说的那个县警察局长只不过是有一个官方发的皮带上的大扣环……这个县警察局长在幻想：“唉，要是我有一个骑士团该多好！要是我有一个真正的骑士团的话，我一个人就可以依靠它来抽打整个的俄国！”①俄国有自己的拥有骑士团的县警察局长②。1953年俄国在为这位县警察局长的死去而痛哭时，竟不知道它摆脱了什么人……
①《H．列斯科夫文集》（11卷本）1958年莫斯科俄文版第9卷第354页。
②这里说的“俄国有自己的拥有骑士团的县警察局长”所影射的自然是斯大林。——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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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斯大林进行政治杀害的受害者平反的工作，在总书记逝世后不久就开始了。但是，没有在集中营里死去的人，当时可以说是屈指可数。最初几个星期的情况已经表明：要想静悄悄地来消除专横的后果是办不到的。例如，终止“克里姆林宫医生的案件”就是这样。后来出现的问题是：怎样在很短的时期内为几千万个被非法镇压的一政治犯”进行平反呢？
1954年，由政府成立了一个平反委员会。所有市法院，州法院、军事法庭和检察机关都接到指示：要着手复查案件。委托最高法院来审查关于非法的特别会议的非法行为的材料。委派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主席И．A。罗夫来领导政府委员会。谢罗夫将军早在战前就开始在贝利亚那里工作了。在他的履历表中有这样的记载：强制车臣人、印古什人、克里木的鞑靼人及其他“异族人”迁出境外。在这位对内歼灭战的统帅的胸膊上点缀着一枚金星英雄勋章和一枚列宁勋章……谢罗夫元帅了解到并敏锐地感觉到：平反工作根本用不着急于去进行。当问题涉及到被流放的人时，发现在《刑法典》中并没有一项条文规定对“人民的敌人”必须给予永久流放的惩罚。和父母一起居住在流放地的子女也遭到了与父母相同的命运。他们年满16岁了，但是却依然没有身份证：他们指定归内务部的当地警备司令管。流放犯们忍受着可怕的灾难：他们忍受饥饿，没有权利，找不到任何工作。谢罗夫将军是反对“宽纵”流放犯的。但是政治局毕竟通过了一项决定——释犯全部流放犯，首先释放那些服满5年刑期的流放犯。委托内务部根据有关命令制定出一项工作细则来。
……一个星期过去了，两个星期过去了，一个月结束了，而命令还未公布。一些老党员们便去找米高扬。米高扬愤怒地说：“没有这样的事！政治局已经把自己的决定连同命令草案交给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难道你们不知道文件签署的手续吗？”但是同志们已经给最高苏维埃打过电话了。说没有命令。于是米高扬便给赫鲁晓夫打去电话。第一书记打断他的话说：“这不可能！别再说啦！”但是后来连赫鲁晓夫也确信：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不被执行的情况……
命令在第二天公布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秘书Ｈ．Ｍ．别哥夫被撤了职，并被派往伊朗去当大使。其实别哥夫是执行了马林科夫的指示。而马林科夫也不是一个人在行动的。不过这已经是细节了。卢比扬卡街的机关只抓住了大车的一个轮子。而另外一条链子却被中央机关抓在手里。他们是步调一致地进行怠工的，他们对问题有着共同的兴趣和认识——两个机体，一个血液循环系统。
复查案件的运动要求动员大批的检察长、助手和几千名信得过的法律工作者。在卢比扬卡街等着他们的是一种意想不到的情况：很多放侦查材料的公文夹原来是空的。既没有审讯记录，又没有告密原文，也没有侦查员的姓名……在长达两年的时间中只审查了全部案件的10％。其余被判罪的人——90％！——还依然被关在铁丝网里。
地狱般的传送带不想往回传。那又为什么要制造一些多余的问题呢？不到5—6年光景，残留的“敌人”都相继死亡了。于是我们要讨论的就是一个给死者进行死后平反的问题。但是党的老近卫军中那些幸免于难的共产党员们不能够容忍从前斯大林的助手们所采取的那种方针。不久前得到平反的共产党员Ｏ．Г．沙图诺夫斯卡娅和Ａ．Ｂ．斯涅戈夫建议总检察长鲁坚科向所有监禁犯人的地方都派去由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以全权的专门委员会。检察长否决了这个计划，他说：“这从政治角度和法律角度来看，是不能接受的。”
但是沙图诺夫斯卡娅和斯涅戈夫坚持己见。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前的几个月中，他们带着同样的计划去见赫鲁晓夫。同志们还准备好了一份报告。于是在最近一次的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向各地派去拥有全权的委员会的决定。给委员会委员们发指示的工作委托给中央书记Ａ．Б．阿里斯托夫来作。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进行总的领导。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会期间，他召开了一次负责干部会议。米高扬在这次会议开幕时，向法律工作者们道歉地说：“很抱歉，我们并不是在任何时候和在一切方面都能遵守手续。要知道事情是等不得的。”鲁坚科讲话了。“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①，哪里是这样呀，一切都是有法律根据的，一切都是合乎法律的。”米高扬问谢罗夫：“在没有刑法典条文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有多少人是由于批评斯大林而被关进监狱的？”谢罗夫：“微不足道……”沙图诺夫斯卡娅：“是微不足道吗？而我这里记有一个五位数的数字。”米高扬：“我建议今天就把内务部关于释放这些囚犯的命令发出去。”
①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是米高扬的名和父名。——译者注
决定通过了，委托给内务部长Ｈ．П杜多罗夫去执行。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前一天，他接替了内务部长科鲁格洛夫的职务。当时根据大的集中营的数目，成立了80个委员会。除此而外，还有3个委员会来处理政治隔离室问题。每个委员会的组成情况是这样的：检察机关。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已经平反的老党员各派出一名代表。第4名代表由当地党员中派出。在通常情况下，党的州委会要向委员会派出一名州检察机关的负责干部。
100个被平反的共产党员的名单提交给中央审批。由于有些被平反的共产党员因患病或其他情况的限制而不能参加委员会，便又列入了20个人名。中央可以淘汰其中的一些人。中央也确实这样作了。可是当名单交到书记处时，发现在名单中竟没有一个是被平反的共产党员。于是便急忙去找中央的负责干部Ｈ．Ｐ．米罗诺夫。米罗诺夫声称，老党员们都拒绝参加这个运动。他们问米罗诺夫：“您见到他们了吗？您同他们谈过话吗？”——“没有。”（在背后支持米罗诺夫的仍然是马林科夫和政治局中斯大林的多数派）。
他们又去找阿里斯托夫。这位中央书记摊开双手说：米罗诺夫已经把名单交到最上面去了，而政治局委员们正在逐个地及时地按工作顺序在审批文件。于是不得不给赫鲁晓夫打去了电话。只是在赫鲁晓夫干预之后，才恢复了原来的名单。但是一些工作人员在此之后竟然能向诚实的人们暗中使坏，这些工作人员力求在列入委员会的老共产党员中，一个也不能去视察他所十分了解的“自己蹲过的”集中营。
1937年夏。在莫斯科党的红色近卫军区委的代表会议上，坐在主席团桌旁的有区委第一书记П．Ｔ．科马罗夫、莫斯科市委员会和莫斯科委员会党委书记Ｏ．Г沙图诺夫斯卡娅。到秋天，他们二人就被捕了。在1937年和1938年两年中，区委员会、莫斯科市委员会和莫斯科委员会这三个机构的领导人都遭到逮捕。在侦讯过程中，沙图诺夫斯卡娅受到的控告是，她在参加区代表会议的工作时，把主席团的所有成员都招募进了一个托洛茨基的中心。她是1954年7月第一批被平反的人中的一个。赫鲁晓夫记得当年在莫斯科委员会时曾经同沙图诺夫斯卡娅一起工作过。所以当他刚一接到沙图诺夫斯卡娅从流放地写来的信时，就召请她到莫斯科来。但是她并没有急于去接受赫鲁晓夫的接见，因为等了她17年之久的母亲还留在巴库。沙图诺夫斯卡娅在被苏联军事总检察长基塔耶夫将军接见时，她问：“我想知道一下我的一些朋友们的命运。”接着他说出了5—6个姓名来。“他们被判了什么刑？”“他们被判的刑都是在剥夺通信权利的情况下被关进集中营10年。”基塔耶夫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沙图诺夫斯卡娅同志，我一定会使您感到难过。‘在剥夺通信权利的情况下被关进集中营10年’这个说法，意味着枪毙。”
基塔耶夫向中央监察委员会给科马罗夫打去了电话（从1939年起领导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是马特维·什基里亚托夫，后者去世后，科马罗夫成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实际领导人）。科马罗夫得知沙图诺夫斯卡娅正在基塔耶夫那里时，高兴得叫了起来：“请让她立即到我这里来！“她坐上军事总检察长的汽车去到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科马罗夫张开两只拥抱的胳膊来欢迎她，说：“你还记得1937年时我们两个并排坐在主席团里的情况吗？……我们走吧，我们走吧，你立即写一份恢复党籍的申请书。”
1954年9月，沙图诺夫斯卡哑从巴库回到莫斯科后，立即受到了赫鲁晓夫的接见。第一次谈话进行了很长时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在3个多小时的时间中，向她详细地讲述了逮捕贝利亚的经过。他们谈到了制度问题。赫鲁晓夫当着她的面给科马罗夫打去电话说：“中央把沙图诺夫斯卡娅同志派到党的监察委员会中去工作。请把批准她为委员会成员的建议提交主席团。”科马罗夫热情地接受了这项命令。但是在中央主席团的会议上，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马林科夫反对提她作候选人。而赫鲁晓夫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于是沙图诺夫斯卡哑被批准为一位负责的监察员。她在这个岗位上从1955年1月工作到1956年1月。后来，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之后，她作为享有充分权利的委员加入了中央监察委员会新的成员中。
情况出现了反常现象：贝利亚作为敌人和间谍被枪毙了，可是贝利亚分子还留在原来的位置上。沙图诺夫斯卡娅立即向科马罗夫公开提出了一个问题：“应当在卢比扬卡街的机关里和各个位置上肃清贝利亚集团。”她向科马罗夫举出了贝利亚分子暗中破坏中央各项决定的许多例子。科马罗夫冷淡地听了她的谈话，后来查明，他立即就到谢罗夫将军那里去了。
在巴库的苏拉汉内，柳德米拉·伊万尼茨卡娅担任区委宣传鼓动部部长的工作。她于战后被捕，接着被送进服苦役的集中营。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之后，她的3个弟弟来到了莫斯科（其中一个弟弟在战争中成了残废，走路时得架着拐杖）。他们请求给姐姐平反。第一份申请被政府委员会主席谢罗夫驳回了。于是3个弟弟去找沙图诺夫斯卡娅。她查看了柳德米拉的案卷。在案卷中有老共产党员卡尤罗夫弟兄的供词。他们证明说，在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年代，伊万尼茨卡娅在本地区里建立了一个地下托洛茨基小组。这个供词是1937年作的，而在法庭上卡尤罗夫弟兄则拒不承认这个供词，因为当时他们是在严刑拷打下对伊万尼茨卡娅进行诬告的。但是谢罗夫在看了这些材料之后，却拒绝予以平反。检察机关也未坚持。沙图诺夫斯卡娅建议3个弟弟立即到巴库去收集那里的老共产党员们关于柳德米拉在同反对派斗争时期表现的证明材料。不久，伊万尼茨卡娅的3个弟弟把这些材料送交给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原来，在那个地区根本就没有一个托洛茨基的基层组织，而伊万尼茨卡娅一向是支持党的总路线的。
沙图诺夫斯卡娅要求检察员根据下列材料起草一个新的结论：（1）卡尤罗夫弟兄否认自己在侦讯时所作的供词；（2）老党员们提供的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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