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时代的谜案-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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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的私人和同伙，并按照自己卑鄙而阴险的企图把他们安置在各重要岗位上”，而对于“忠诚的、有功绩的、经过充分培训的同志”，他们则往往“明显地加以冷嘲热讽”。现在应当消除破坏活动的后果，决定破例地提高军衔。正如伏罗希洛夫对年轻的尉官们所说的：“你们每一个人都是未来的元帅。”①
①《红星报》1938年2月21日。
一篇专门发表的社论对共青团员们也作了同样的许诺：“人民的敌人，卑鄙的法西斯间谍和破坏分子——加马尔尼克之流、布哈林之流及其他一些人……对于把受过最好培训的、坚定的共青团员吸收到党的队伍中来进行了阻挠，人为地阻拦共青团干部在政治上的发展和对他们的提拔。”但是现在在工农红军政治部的下面，成立了一个在共青团员中进行工作的部门。需要许多政治指导员的助手和副手（他们的人数很少——这也是“破坏活动的后果”）。“一项最重要的任务是：在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同志所指出的期限内，要保证挑选和提拔一批共青团员，”由他们担任这些职务；此外．阴险的敌人还“竭尽全力并采取一切手段”来妨碍“把越来越多的青年吸收进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来”；由于这些阴险敌人的作崇，至今还有“几万名先进的青年军人代表”处在共青团的队伍之外。应当排除“横在他们成长道路上的官僚主义障碍”；“要无情地、坚决地、彻底地根除破坏活动的一切残余和卑鄙的祖国叛徒……压制青年是一种犯罪行为。”“能否把共青团员提拔起来——是对政治领导人工作好坏的检查，是对他们执行斯大林中央各项决议的愿望和能力的检查。”①
①《红星报》1938年2月26日、3月22日。
原来，被揭露出来的叛徒不仅“压制了”有才能的政工人员、指挥员和共青团员而且还“压制了”医生：“谁都知道，有相当多的医生原先的军衔是过低的。卑鄙的人民敌人一方面压制了许多宝贵的、忠于党的医生，另一方面却千方百计地提拔了许多不值得信任的、后来成了人民敌人的人。”①
①同上，1938年3月24日。
这些间谍在军队的报刊上也于了同样的勾当。这帮人“使各红军报社的编辑部都充满了自己安插的私人和托洛茨基一布哈林一类的牛鬼蛇神”，而且自然对“那些忠诚的党的报刊工作者进行排挤和迫害，破坏随军记者运动，阻挠提拔新生力量从事报刊工作”、“清除潜藏的敌人”的时候来到了，“在千千万万红军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干部中是能够挖掘出有能力从事报纸工作的人来的……更大胆地提拔新人吧！①
①《红星报》1938年3月23日。
一篇社论宣称，敌人为了企图破坏苏联炮兵战斗力，便“贬低”炮兵的作用，“不让我们优秀的炮兵人员得到发展……要培养出几百个、几千个新炮火能手来……要更大胆地提拔……祖国的忠实儿子去担负更高的职务，并创造一切条件使他们不断成长。”①
①同上，1938年2月4日。
接连不断地发出号召：“要从对敌人毫不留情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中挑选出一些年轻的优秀干部，更大胆地把他们提拔到党的机关中来”，而“对于玩弄两面派的敌人则一个也不放过”。1938年5月，在召开军队中党的代表会议之前，中央发出了一项指示，要求只能把“绝对可靠的、在同人民的敌人作斗争中经过考验的”布尔什维克，提拔到党的领导机关中来。①
①同上，1938年5月6日。
这里只是引用了很小一部分为在军队中实行大规模恐怖活动而进行辩护的震耳欲聋的材料。①这些指示性的文章激起了那些追求名利的人和告密者的贪婪本能，燃起了他们的欲望。据《红星报》5月11日报道说，到1938年5月时，已经提拔了好几千名共青团员去担任政治指导员的副手和助手，破例地授予了军衔；吸收共青团员入党的速度加快了几倍。“在军队的共青团员中，就象在清除了茅草和蒿草的肥沃的庄稼地（这是维辛斯基演说中关于“该死的叛徒们的坟墓上长满了杂草和飞镰”这一腔调的另一种说法，而维辛斯基的说法则是借用了B．E．丘巴尔演说中的这一形象说法——本书作者注）上一样，茂盛地长起了斯大林的好庄稼，而区结满了金色的于粒……在用忠于列宁一斯大林的党和仇恨人民敌人的精神教育共青团员和团外青年方面，热火朝天地开展着创造性的工作。”据米哈伊尔·科雷佐夫说，在这个期间，有几千个过去曾经自认为是“微不足道的小螺丝钉”的人步步高升，“担负了更大的、越来越大的负责工作”，而在过去，那帮间谍“却使他们相信，他们要在红军中得到提拔是一件困难的事”。②
①例如，《红星报》在1938年2月4、11、23、26—28日，4月15日，5月20日，6月15日，7月29日，以及《布尔什维克》杂志1937年第12期上，都发表了这方面的材料。
②《红星报》1938年2月23日。
军队中发生的情况只是反映了“信得过的干部”这一新阶层形成的总过程，这些干部在领导岗位上代替了一代革命老战士和富有经验的、经过正规训练的专家。当时莫洛托大曾说：“有很多‘共产党员’和工程师专家曾以自己经过长期考验而过于自负，而实际上他们在政治上已发生了蜕化，并参与了破坏活动，因此在最近几个月中我们不得不提拔很多新人来代替他们。”这是斯大林的领导对工业中发生的情况所作的评价。他们在军队中也是这样做的。莫洛托夫证明说，这些干部是“我们眼看着”在掌握新的工作的。①
①《红星报》1938年5月20日。
军长Д·Г·帕夫洛夫对选民们说：“同志们，我们生活在幸福的斯大林时代，我们的社会地位很牢固。对我们苏维埃人来说，是不存在什么障碍的，在伟大的斯大林的领导下，在同祖国的敌人和叛徒进行无情的斗争时，任何任务，不管多么困难，我们都能完成……”①“亲爱的斯大林和我们在一起！伏罗希洛夫用钢铁般的手在引导着我们走向胜利！”被列为“信得过的干部”的“小螺丝钉们”放声高唱《如果明天发生战争》这支歌曲。他们将要在1953年处于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敌对状态和经受失去最爱戴的领袖的恐惧。他们还将在1956年经受愤怒和惊慌失措。
①《红星报》1938年12月8日
斯大林发动的对武装力量的领导人进行的政治杀害活动是在1937年（准确地说，早在1935年就开始了），一直继续到1938年。总书记对红军最高指挥部这一级的成员也没有忽视。1938年夏，他把苏联的第二位元帅亚·伊·叶戈罗夫投进了刑讯室。叶戈罗夫勤勤恳恳地为斯大林服务几乎长达20年之久，在这个期间充分表现出了他的优柔寡断。亚历山大·伊里奇·叶戈罗夫早在1920年时就顺从地奉行这个刚开始其政治生涯的独裁者的种种指示。众所周知，斯大林当时是叶戈罗夫指挥的西南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成员之一，由于他同中央的指示背道而驰，因而招致了邻近的西部战线的惨败。1937年，总参谋长叶戈罗夫参加了对图哈切夫斯基一批将领的六月审判，后来他成了国防人民委员的第一副手。而现在
当时斯大林几乎消灭了所有的地万领导人：各加盟共和国的中央书记，各边疆区委书记，各州委书记，各市委书记。于是不得不在中央的下面举办很多短期训练班来培训新的党的领袖。当时委托由偶然幸免于难的斯拉温（正是他在且937年6月1—4日军事委员会举行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上，没有大肆张罗去仇恨“叛徒”）根据“党在工农红军中的领导作用”这一主题给中央所属专门训练班的学员们拟定一份学习提纲。1938年8月，伏罗希洛夫把他叫去汇报工作。这位斯大林的人民委员亲手交给他一个蓝色公文夹，里面放的是间谍叶戈罗夫的“供认”，并对他说：“你要知道，斯大林同志已对他提出过几次警告。”但是斯拉温没有接受这个明显的暗示。当10月5日他被送到卢比扬卡街时，别人才帮助他明确地认识到他已被送到了什么地方。在那里，共产党员斯拉温站到了正确的党的立场上来对待作为敌人帮凶的军队政治委员斯拉温。
斯大林既然打算进行政变和夺取全国政权，那他能够让那些坚持革命的统帅们活下去吗？内战时期的共和国革命军声委员会使总书记犹如芒刺在背，感到难受。正如一个准确的射手在靶场上依次地将不动的靶标一个接一个地击中一样，斯大林在枪毙人的30年代，把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全体成员，都逐个地消灭了，而这些人是不曾猜想到自己会更早地死去的。1925年第一个遇害的是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前副主席埃·马·斯克良斯基。他是在美国十分奇怪的情况下突然死去的。最后一个死去的，即在1940年死去的，是军事委员会的前主席列·达·托洛茨基。领导苏维埃共和国国防的革命军事委员会竟成了叛徒们麇集之地。……而他们奉献给公众的却是一种虚构的奇谈，说什么打赢国内战争的不是托洛茨基、伏龙芝、图哈切夫斯基、叶戈罗夫、布柳赫尔、拉斯科尔尼科夫、梅霍诺申、乌博列维奇、普里马科夫、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而是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
……总书记对好事的记忆力是惊人的。1918年10月，德彼·日洛巴指挥钢铁师发动了勇敢的进攻，挽救了察里津之后，斯大林曾代表政治局和苏维埃政权慷慨地许诺说，这个功绩人们将永不忘记。后来日洛巴指挥了一个军，在和平年代，他在北高加索工作。1937年时，他在顿河畔罗斯托夫。在最后岁月中，他领导了水利工程和灌溉系统的综合建设，是亚速海——黑海边疆区党委委员。当逮捕开始时，边疆区委第一书记鲍里斯·舍博尔达耶夫被捕。日洛巴认为他是一个诚实的、有原则性的领导人和杰出的组织家。德米特里·彼得罗维奇①由于担心自己会出现最坏的情况，便于9月份去到了莫斯科。谁能够保护他不受诽谤、使他得救呢？那就是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其他在内战时了解日洛巴的司令员们都已经死在卢比扬卡街了。了解他的还有斯大林：难道在1918年时他没有说过对日洛巴的功绩人们将永不忘记这样的话吗？然而
①德米特里·彼得罗维奇是日洛巴的名和父名。——译音注
……德米特里·日洛巴于1937年10月2日被捕了，不久就被押解到克拉斯诺达尔。原来这位国内战争的英雄是在那里进行了反革命破坏活动的。起初，他领导了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起义组织，而从1933年起，又领导了亚速海—黑海边疆区的起义组织，在这里是舍博尔达耶夫招募了他。对他的侦讯进行了将近一年之久。如果不是叶若夫对内务人民委员部边疆区管理局局长下达了“要把这个叛徒榨干挤净”的个人指示，日洛巴大概是支持得住的。①
①《苏维埃战士》杂志1988年俄文版第23期。
斯大林在30年代所进行的政治杀害活动，既没有漏过全国的一个民族区，也没有漏过全国的一个军事机关。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在外省，情况全都一样。1936年11月底，远东边疆区的代表团来到了莫斯科。在苏维埃非常第八次代表大会开幕前，边疆区的领导人们同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加里宁、卡冈诺维奇、安德列也夫、伏罗希洛夫……一起照了相。斯大林的战友们又同远东特种红旗集团军的指挥人员们一起照了相，他们是：瓦·康·布柳赫尔、Г．Ｍ．什捷尔恩、Ｍ．Ｂ．维克托罗夫、И．Ａ．哈列普斯基、Ｍ．Ｂ．卡尔梅科夫、Г．Ａ．奥谢皮扬。和代表大会的其他代表一样，他们也同边疆区党的领导人拉夫连季·卡尔特韦利什维利（斯大林把他的姓换成了拉夫连季耶夫）和执行委员会主席Г，Ｍ．克鲁托夫一起，一致投票批准了新宪法。宪法中有一条规定：要保障苏联每个公民人身不受侵犯。但是不到两年的时间，他们就认识到了这一条文的真正价值，因为宪法的创造者①对远东代表团的成员，一个也没有予以宽恕。
①“宪法的创造者”指斯人林。——译者注
克里姆林宫的掌柜①在不倦地关怀国家的繁荣时，任何时候也没有忘记远东。该边疆区那一望无际的富源，与日本的接壤，该地区通向太平洋所具有的战略意义——这一切就迫使克里姆林宫的掌柜要去考虑巩固这个边疆的防御问题。在总书记那反常的头脑里，恐惧感被看成是提高军队战斗力的最好手段。对远东特种红旗集团军指挥人员的歼灭运动，是在1936年开始的。根据远东特种红旗集团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