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时代的谜案-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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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9月被处死。①
①根据П．П．彼得罗夫斯基所作的叙述和所提供的材料。
12月22日，人民从《真理报》及其他报纸上知道了斯大林做好的一道菜：是“列宁格勒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中心”使尼古拉耶夫把枪口对准了党的心脏。但是，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作为捏造的“莫斯科中心”的领导人“拴在”这个案件上，这对主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中央和地方各家报纸的读者们把道菜连同关于不久前逮捕政治局委员及其助手的消息都吞了下去。
“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我们知道，由于我们的基洛夫被杀害，你不仅失去了一位忠实的学生和坚定勇敢的战友，你也失去了一位亲近的朋友。”这是列宁格勒基洛夫区20万工人写给斯大林的一封信中的几句话。他们向斯大林保证，“要更敏锐地擦亮眼睛，提高自己的革命警惕和警觉，更坚定地为完全、彻底肃清一切残余的阶级敌人而斗争”。
起诉书几乎完全是根据虚构的尼古拉耶夫的“供词”编造出来的，这并不使任何人感到困惑不解。科托雷诺夫及恐怖的地下组织的其他“领导人”的供词却没有……谁也没有用供词近乎真实这种想法来为难自己。《真理报》把这份伪造的起诉书称之为“令人可怕的、揭发性的文件”。难道这还不够吗？！于是接着就暴发了人民的愤怒。继工人之后开始行动的是知识分子。罗斯托夫教育学院的几千名大学生和教授要求“立即把反革命恐怖组织的所有成员统统枪毙”。Ｍ．Ｅ．科利佐夫发表了一篇标题为《“列宁格勒中心”的凶手们》的文章。
3年之后，在总书记的头脑里又酝酿成熟了一个计划，这就是建立一个新的“列宁格勒中心”。斯大林需要制造这一挑拨行为是为了把基洛夫的战友全部消灭，他们是：米哈伊尔·丘多夫、亚历山大·乌加罗夫、彼得·斯莫罗金、鲍里斯·波泽恩等。被斯大林任命来领导内务人民委员部列宁格勒管理局的П．Ｍ．扎科夫斯基决定由1906年入党的、与虚构的中心其他成员一起被捕的罗森布柳姆来起这一挑拨者的作用。不堪忍受的严刑拷打摧垮了这个不幸者，于是他同意在法庭上揭露“在列宁格勒进行怠工行为、间谍活动和破坏行为的恐怖中心”。他从斯大林密使那里接到了指示后，便按照在1934年12月排练过的那个方案行动起来。
扎科夫斯基对罗森布柳姆说；“您本人不需要臆造任何东西。内务人民委员部将为您准备一份对中心的每一个分部的描述。您需要作的是仔细地研究这份描述，并记住在审判时涉及到您的那些问题和回答。这个案件再过4个月、5个月或者半年就可准备好。在这整个期间，您应当注意，不要败坏侦查员和您自己的名声。您未来的命运决定于审判将如何进行和审判将取得什么结果。如果您开始大撒其谎，作出不正确的供词，那就怨您自己吧。如果您经得起这一考验，您就挽救了自己的生命，那时我们将供给您吃的和穿的，一直到死。”①
①《苏共中央委员会通报》1988年俄文版第3期第143页。
瓦·费·潘克拉托夫在1919年时是第11集团军司令部特别部部长，这就是说，他有可能得到关于贝利亚、巴基罗夫及斯大林的其他帮手们的秘密情报。1924年他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机关辞职后，迁到莫斯科来住，并开始在奥尔忠尼启则的秘书处工作。当斯大林着手肃清“托洛茨基主义”时，逮捕的浪潮席卷全国。潘克拉托夫于1929年被捕，接着被送往托博尔斯克政治隔离所。当时命令被监禁的“托洛茨基分子们”要交出一份关于放弃政治活动的书面保证。潘克拉托夫是那些拒绝这一断然要求的人中的一个，因此在监禁3年之后，他被转为流放。当时奥尔忠尼启则请潘克拉托夫的妻子（她也被流放）劝说劝说瓦西里·费多罗维奇①。谢尔戈向他保证：只要他放弃自己的观点，他定能获得自由并担任负责工作。潘克拉托夫大声斥责了伊丽莎白·米哈伊洛夫娜②，把她叫做“黑乌碉”，并拒绝了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则的建议。他得知基洛夫于1934年12月1日被害死的消息后，对妻子说：“既然斯大林杀害了基洛夫，那他今后必将把我们所有的人都消灭。”基洛夫被杀害后过了一星期，所有“托洛茨基分子”再次被捕。3年之年，根据车里雅宾斯克“三人小组”的判决，潘克拉托夫被枪毙了。③
①瓦西里·费多罗维奇是潘克拉托夫的名和父名。——译者注
②伊丽莎白·米哈伊洛夫娜是潘克拉托夫的妻子。——译者注
③根据伊·米·潘克拉托娃——桑德勒的回忆。
瓦西里·费多罗维奇·潘克拉托夫在西伯利亚流放时，距离猜透事情真相已经很近了，尽管也允许有第二种方案。让我们看一下，历史学家A．基里利娜是怎样对待这个问题的。她在《祖国》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列举了4种杀害基洛夫的说法。第一各说法是：恐怖行为是由单独一个凶手于的。似乎尼古拉耶夫这个喜怒极其无常的和对周围一切都不满的人能够亲自来干这一罪恶行为而无须别人帮助。（这里怎能不使人想起美国关于调查杀害肯尼迪案件委员会所得出的结论，该委员会没有找到任何密谋杀害总统的蛛丝马迹。）第二种说法是：倭罪于列宁格勒前反对派的领袖们。第三种说法是：通过拉脱维亚的一个领事与托洛茨基取得了联系的尼古拉耶夫成了托洛茨基凶恶意图的执行者。第四种说法是：斯大林。他是否被卷进了这个恐怖行为中呢？
此外，在这篇文章里起码还考察了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企图把全部责任都推到亚戈达一个人身上。似乎他不经斯大林知道就打算谋害基洛夫，并组织了这一谋害事件。最后，第六种说法是：尼古拉耶夫同白俄相勾结，白俄似乎已打进列宁。格勒以便先杀害基洛夫，然后再杀害斯大林。
科学的认真态度和客观态度是一个职业历史学家所必须具备的。可是当一个历史学家故意详细地来考察亚戈达或托洛茨基作为独裁领导人参与谋害基洛夫的各种说法，而且是在党的第二十次和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之后过了几十年来这么做时，那么这种调查看起来就是很奇怪的了。
基里利娜引用了托洛茨基的看法：“对于杀害基洛夫斯大林不仅要负政治上的责任，而且要负直接的责任。”接着她写道：“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尼·谢·赫鲁晓夫实际上重复了这一说法。”要走的还剩下一步，就是谴责赫鲁晓夫是一个托洛茨基分子。顺便提一下，遭到万世唾骂的Ｃ．П．特拉佩兹尼科夫是一个最顽固的斯大林主义的辩护士，他曾公开称赫鲁晓夫是一个“托洛茨基分子”。这话是我亲自听到的。
而托洛茨基的结论就是应当予以认真对待的那一“说法”。托洛茨基是了解斯大林这个人和这个政治家的，因为他亲身感受到了斯大林那凶狠的、报复的性格和无穷无尽的阴谋诡计。当审判内务人民委员部列宁格勒管理同的领导人的详情细节已为国外所知晓时，托洛茨基就更加确信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原来，梅德韦季及其助手们“既然掌握了关于准备谋害基洛夫的情报……却不采取措施及时揭露和制上尼古拉耶夫的活动，尽管有做到这一点的一切可能。”①杀害基洛夫的这种行为只能是由上面指使的。
①柳德米拉·库兹米尼奇娜是沙波什尼科娃的名和父名。——译者注
在这里引证一下A．M．拉里娜的回忆正是时候。她在集中营里遇见了丘多夫的妻子柳·库·沙波什尼科娃。她们在谈话中谈到了斯莫尔尼宫中发生的罪行。柳德米拉·库兹米尼奇娜①说：“季诺维也夫不需要杀害基洛夫。这是按照‘主人’的指示，根据来自最上面的旨意干的。在枪响之后，很多列宁格勒的同志都了解这一点，丘多夫也了解这一点。”②
①《旗帜》杂志1988年俄文版第10期第129页。
②《祖国》杂志1989年俄文版第1期第77页。
斯大林既深入了解侦查的细节，也不忽视起诉书的文词。这个根据明显捏造编写出来的和没有任何逻辑的文件，揭露了谋害基洛夫的组织者本人——我们对此并不感到惊讶。这里表现出了斯大林这个政治家的粗野无知。当他进行群众恐
①《祖国》杂志1989年俄文版第1期第77页。怖和个人恐怖时，他是拿着斧子在行动的。当总书记在准备1938年的审判案（这是一系列“大家都能享受的”演出中的第三次演出）时，他的目的是要把集聚在圆柱大厅里的观众以及整个读者界都弄糊涂。这一次导演让出场的是П．П．布拉诺夫，他是前内务人民委员的私人秘书。这位新的见证人根据亚戈达的话，告诉法庭说，基洛夫的警卫员鲍里索夫参与了对基洛夫的杀害。
①罗·梅德韦杰夫的著作指的是《让历史来审判》一书。——译者注
基里利娜在引证这些供词的原文以及侦查员Ｐ．ｏ．波波夫的回忆时，对于现有的罪证得出了一个调非寻常的结论，她说：“这些罪证如今成了反对斯大林的证据。在1938年时，这些罪证的出现是反对亚戈达的，它们是那么容易地同对梅德韦季和扎波罗热茨的种种指控协调一致起来。”①总之，这位历史学家毫无根据地把列宁格勒事件中一些假想的罪犯互相区别开来（尽管他们在职位等级方面是联系在一起的），然后又对他们等同看待，从而把我们引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在这里充满了各种显然站不住脚的假设和说法，还有对什么证明文件的等待。这就使人觉得，亚戈达或者扎波罗热茨，或者他们共同一起，在没有主人命令的情况下，组织了对基洛夫的谋害。而证明文件……难道基里利娜真的认为象斯大林这样一个富有经验的罪犯，对于由自己领导并参加的这一罪行，会留下什么书面方面的罪证吗？
①作者的论斯大林一书指的是《暴君的肖像》一书。——译者注
至于象在第二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中央委员会新的成员的选举结果这样一个重要的因素，基里利娜对其决定性的意义竟表示怀疑。此外，她还建议等一等看看对代表大会各项文件（公报之类）的研究结果。似乎这项工作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会在1958年时并未进行过。似乎罗·梅德韦杰夫的著作①以及我的论斯大林一书②并未发表。我在自己的书中根据上述委员会的委员Ｏ．Г．沙图诺夫斯卡娅的回忆，对主要问题作了十分明确的答复。
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365页。——译者注
②罗·梅德韦杰夫《让历史来审判》1972年伦敦俄文版第331页；《旗帜》杂志1989年俄文版第2期第200页。
基里利娜在说明侦查的进行情况时，引证了起诉书和尼古拉耶夫的供词：“我应当把对基洛夫的杀害说成是我一个人于的，以便掩盖季诺维也夫集团对这一杀害的参与。”一个星期之后，在审讯记录里出现了新的供词：“当我向基洛夫开枪时，我是这样考虑的：我们的枪声应当成为爆炸的信号，成为全国反对联共（布）和苏维埃政权的信号。”再看尼古拉耶夫的另一个供词（供词涉及到对准备谋害基洛夫一事确实一无所知的一个人）：“我让他（科托雷诺夫——本书作者注）知道，我决定在准备行动期间不去上班，以便有足够的空闲时间来实现杀害基洛夫的计划。科托雷诺夫同意了我的决定。”这是明显的挑拨行为。但是基里利娜却固执己见：“不排除尼古拉耶夫有可能根据某人的暗示来诽谤诚实人。”
于是就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基里利娜在研究审讯记录的文词时，不知道当时进行政治侦查的特点。只是在过了几页之后，她才醒悟过来：“现在我知道了这样的‘供词’是怎样被挤出来的。”但是为什么当时竟能够把侦查员的潜言中伤和胡编乱造同这个被告自愿作出的供词混为一谈呢！
基里利娜彻底消除了对斯大林的怀疑，认为斯大林并没有把基洛夫看做是一个竞争者。“基洛夫恰恰并不极欲获得政权，对此斯大林是非常清楚的。”——她这么说是因为她忘记了相当大一部分党的积极分子曾经明显表示希望由基洛夫来代替斯大林担任总书记职务这一点。倾向性还表现在结论中。说什么基洛夫在1934年时是斯大林所需要的，因此斯大林“没有理由要除掉自己的一位忠实战友”。可以补充说，基洛夫还是斯大林的朋友哩。
曾经有一个时候，斯大林表示出了他同“米罗诺维奇”的友谊。他把《论列宁和列宁主义》一书赠送给基洛夫时写了这样一个富有表情的题词：“送给我的朋友和亲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