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时代的谜案-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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诙蔚炒泶蠡嶂螅丛�1957年，才有可能来审查这些材料。政治局的一个专门委员会被派进档案馆，委员会的成员中有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Ｈ．Ｍ．什维尔尼克的助手Г．克利莫夫。选票和投票的记录都保存在一个专门的集装箱里，外面盖上了火漆印。他们先从里面取出了综合记录。这份记录表明，反对斯大林和基洛夫作为候选人的各3票。根据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材料来看，出席代表大会的有表决权的代表为1218人（其中有9位代表团各种原因缺席）。综合记录中登记的投票人数为936人。把摆在面前选票检查一下，票数为936。缺少的票数为289张。
这种不一致的情况怎么能够形成的呢？新的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是在休息之后一个晚上举行的会议上进行的。难道将近300个人猝然死去了吗？但是，也许有另一种真实的说法呢？代表大会计票委员会副主席瓦·梅·韦尔霍维赫讲述了这一点。
瓦西里·梅福季耶维奇①被请到了中央，请他回忆一下1934年1月份那个晚上的情况。查历史档案的结果决定先不告诉他。于是韦尔霍维赫向委员会谈道：投反对斯大林的票是292张。委员会主席扎东斯基决定同中央书记卡冈诺维奇商量一下。卡冈诺维奇请他等上几分钟，自己走出了房间。他回来后问：没有投基洛夫的票有多少？扎东斯基回答说：“3张。”这位中央书记命令道：“把同样多的票数也给斯大林同志，其余的票要销毁。这方面的疑惑要立即消除。”他们也就这样作了。
①瓦西里·梅福季耶维奇是韦尔霍维赫的名和父名。——译者注
机智的拉扎尔究竟是同谁商量了呢？留给总书记的反对票和基洛夫所得的反对票一样多，——斯大林所占的一定的便宜就在这里。
委员会建议韦尔霍维赫写一个正式报告交给中央监察委员会。第二天，委员会的委员们动身赴列宁格勒。一个星期后，莫斯科打来了电话。什维尔尼克秘书处主任帕·伊’博戈亚夫连斯基报告说：韦尔霍维赫什么也没有交。“而你们可以提醒他一下嘛。”帕维尔·伊万诺维奇①幸灾乐祸地回答道：“我往他家里打去了电话，但是你们的韦尔霍维赫回避了。”后来，当委员会的委员们回到莫斯科后，对博戈亚夫连斯基及其同事感到不相信的韦尔霍维赫亲手把自己写的回忆交给了他认为需要交的人。②
①帕维尔·伊万诺维奇是博戈亚夫连斯基的名和父名。——译者注
②根据瓦·梅·维尔霍维赫的回忆。
迄今还有一个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计票委员会的委员，他也和韦尔霍维赫一样，蹲过斯大林的监狱和集中营，他就是拿破仑·安德烈阿相。他是另一种表现，他说：“我什么也不知道，我什么也不记得。”在他身上下了两个小时的功夫，对他进行劝说，唤起他的荣誉感，鼓起他的勇气，向他证明：既然斯大林的名字在292张选票上被勾掉了，那么这样的选票就分散在13个投票箱的每一个投票箱里。安德烈阿相终于“回忆起来了”，他说，在他管的那个投票箱里确实有两张或者3张这样的选票。后来，他开始“记起来”，说这样的票在两张以上。当问题涉及到要他写一个书面证明时，安德烈阿相又执拗起来了。又是对他进行许多令人痛苦的说服工作和他胆怯地予以推辞。但是他终于拿起了笔，写道：“由于中央监察委员会代表的要求，我报告：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统计投给新的中央的票时，在我们分管的那个投票箱里，发现有4张勾去了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姓名的票。我认为进行这一切调查是有害的，因为这会破坏斯大林同志的威信。”①
①根据Ｏ．Г．沙图诺夫斯卡娅的回忆。关于投票反对斯大林的票数的材料，现在还在根据一些文献资料继续进行研究。
安德烈阿相同阿·伊·米高扬是朋友，他们曾在一个教会学校里一起学习过。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①知道了安德烈阿相的表现后感到惊讶，甚至企图让他感到内疚。但是安德烈阿相进一步看清了阿纳斯塔斯。8年之后，安德烈阿相来到中央监察委员会说：“你们瞧，一切都发生了转变：他又在于冒险事了……”
①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是米高扬的名和父名。——译者注
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是对斯大林敲响的一次警钟。如果不是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及其他一些人殷勤地为他效劳，那么这次警钟就可能成为领袖的官途生涯中的最后一次了。总书记要把自己的敌人编出一个“黑名单”未。但是怎样才能知道那292个人的姓名呢？是他们竟然胆敢认为基洛夫这个暴发户比他好。在代表大会各次会议之间休息时，一些特工人员彬彬有礼地在回廊里走来走去，倾听代表们的谈话。斯大林知道，谁应该首先从道路上除掉。但是，只留下一百个明显地忠于自己的人，而把所有代表都加以消灭，不是更好一些吗？对疾病进行预防是一件大事。他也正是要这样作的。不过，当然不是立即来作。善于等待，这在夺权斗争中并不是一个最坏的手段。他要到1938年时把所有要消灭的人都挑选好。计票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差不多都要加以镇压。而首先要镇压的一个就是扎东斯基。
＾1937年2月。扎东斯基坐在布特尔监狱的狱室里，等待着法庭的传唤。这是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在那里，一切早就决定好了。但是审讯案件的三分钟仪式还是要绝对遵守的。门栓哗啦一声响了。他们来传唤扎东斯基了。他从自己身上脱下了上衣、裤子、皮鞋，交给了同一囚房的囚犯们。然后又把马哈烟和面包干也给了他们说：“拿去吧，拿专吧，同志们。我是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计票委员会主席，我知道等待着我的是什么。我不能够对侦查员什么也不讲，在那里我要把一切都讲出来。我不会再从法庭上回来了。我也无处可回。他们不会就这么简单地把我枪毙的。”①应当认为，弗拉基米尔·扎东斯基不仅是党的地下工作和国内战争中的英雄，他在法庭上也作出了英雄的表现。
①引自Г．И．彼得罗夫斯基的《回忆录》（根据与扎东斯基同囚房的一个囚犯的口述）。
早在第十六党次党代表大会上，总书记就用20个积极拥护自己的人“加强了”中央机关。他们是中央委员：H．K．安季波夫、И．П．茹科夫、Ｈ．П．科马罗夫、Ｅ．Ａ．雅科夫列夫、Ａ．И．斯捷茨基、Ｂ．Ｐ．明仁斯基。候补中央委员：Ｃ．Ａ．卢托维诺夫、Ъ．Ａ，谢苗诺夫、И．Ｃ．温施利希特、Г．Г．亚戈达、Ａ．Ｂ．科萨列夫。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Ｂ．Ａ．巴利茨基、Ｅ．Г．叶夫多基莫夫、Ｈ．Ｈ．济明、Ｃ．Ａ．梅辛格、И．П．帕夫卢诺夫斯基、Ｅ．彼得斯、Ｃ．Ф．雷坚斯、Ｍ．Ａ．特里利谢尔、Ｅ．Ａ．沙坚科。其中只有3个人（科萨列夫、斯捷茨基、雅科夫列夫）从来没有在中央机关工作过。
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忠于斯大林个人的拥护者其人数增加了二分之一。进入中央委员会的有：П．Г．贝利亚、Ｍ．Д．Ａ．巴吉罗夫、Ｈ．Ａ．布尔加宁、П．Э．梅利斯、Ａ．Ｈ．波斯克列贝舍夫。中央监察委员会分成了两个委员会——党的监察委员会和苏维埃的监察委员会，进入后一个委员会的，除了Ｐ．Ｃ．泽姆利亚奇卡和Ａ．Ｍ．纳扎列强外，还有这样几个重要的肃反工作人员，即Ｍ．Ａ．杰伊奇、Г．Ｅ．普罗科菲耶夫、Ｍ．Ａ．特里利谢尔、Ｃ．Г．乌拉诺夫。
斯大林在列宁逝世后就立即开始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工作人员来加强自己在中央机关的阵地。10年之后，他已经在中央内部建立了一个执行自己意志的坚强核心。总书记蔑视各种传统和党的道德标准，他把自己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都调进了中央机关，他们是：Ｂ．Ａ．德温斯基、П．Э．梅利斯、Ａ．Ｈ．波斯克列贝舍夫。他们同П．Ｈ．波斯别洛夫、Ｂ．П．斯塔夫斯基和Ｍ．Ф．什基里亚托夫一起，组成了一个为斯大林进行奸细活动的可靠支柱。象П．Ｃ．阿格拉诺夫和Ｃ．Ф．雷坚斯这样一些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都进入了中央检查委员会。
这些人将为斯大林服务到底。另一方面，很多老布尔什维克，列宁的战友，却被扣上反对派分子的帽子，排斥于中央委员会之外。斯大林这个胜利者把布哈林、托姆斯基和李可夫由中央委员降为候补中央委员。①总书记在准备采取第三次行动了。
①《联共（布）第17次代表大会》俄版第652—653页。
＾莫斯科和无产者来到红场向“胜利者代表大会”的代表们致敬——这是一次组织得非常好的工人们“自发的”示威游行。谁应当受到欢迎呢？“基洛夫！”——大厅里一致发出了这样的声音。“真是天晓得，如果按人之常情来讲，那当然是希望生活越来越好……”
第五章
●基洛夫被害原因及详细经过——“千古之谜”得到解答：斯大林是杀害基洛夫的组织者
●斯大林编造“列宁格勒恐怖中心”和“莫斯科恐怖中心”的真相
●斯大林借杀害基洛夫之机杀害了基洛夫的所有战友和镇压大批的反对派分子
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之后，基洛夫和斯大林单独地进行了交谈。总书记已经知道了在奥尔忠尼启则的寓所里召开那次秘密会议的一切情况。基洛夫毫不否认。他当时拒绝了同志们的建议，因为他感到自己并没有准备要去领导党和国家。“但是你本人以自己的行动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要知道我们是在警告你……”①
①马库斯的证词。
新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召开了一次组织方面的全体会议。斯大林建议选举基洛夫为中央书记。基洛夫断然拒绝了。奥尔忠尼启则支持基洛夫，他说：“在莫斯科这里，我们的人是够的，而在列宁格勒，是需要基洛夫的。”主人的意图是不难识破的。在列宁格勒，基洛夫执行了一种独立的政策，企图使所谓的前反对派分子相信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是斯大林并没有那么容易地就放弃自己的主张。总书记坚持己见，他说：“我认为一个人可以兼任两个职务。让谢尔盖·米罗诺维奇①既担任列宁格勒的州委书记，又担任中央委员会的书记。”②选择虽然进行了。但是基洛夫并没有在中央委员会的办公室办公，他甚至一次都没有到那里去过……
①谢尔盖·米罗诺维奇是基洛夫的名和父名。——译者注
②引自Ｃ．П．马库斯的《回忆录》。
基洛夫在那个难忘的一天的晚上离开中央大楼后，他有一切根据为自己的生命担心。他对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驻列宁格勒的全权代表梅德韦季（他同梅德韦季共事已经4年多了）讲了这一点。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中央机关里，对上面形成的形势立即就清楚了。基洛夫的死已经预先决定了——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斯列坚卡旅馆里，人们都在谈论这一点。①
①根据И．П．阿列克萨欣的《回忆录》。
基洛夫在谢斯特罗列茨克时曾邀请一位老朋友——工人阿列克谢·谢沃斯季亚诺夫同他谈心，基洛夫是在担任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时，在铺设沙拉尔自来水管道的工地上认识他的。在那里，他们曾经一起在巴库附近的山上打过猎。基洛夫在谢斯特罗列茨克对这位朋友说：“阿廖沙①，我的头已经放在断头台上了。有人要杀害我。”（1959年时，谢沃斯季亚诺夫在黑色冶金工业部工作，他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会交了一份简短的回忆材料，谈他于1934年夏天在谢特罗列茨克同基洛夫谈话的情况，并答应要把当时的一切详情细节都写出来。但是他未能履行自己的诺言，因为他在回到家里后，淬然死去了……）
①阿廖沙是阿列克谢的爱称，就是谢沃斯季亚诺夫。——译者注
谢沃斯季亚诺夫并不是唯一奇迹般地幸免于难的见证人。基洛夫也对自己的一位老朋友——维堡区党委书记彼得·斯莫罗金讲过为自己生命担心的话，讲这种话时，斯莫罗金的妻子叶连娜也在场。
基洛夫妻子的姐姐索菲娅·利沃夫娜在基洛夫被杀害后过了好多年，讲述了基洛夫从1934年2月份起是如何在等待着死亡的心情下生活的情况。她说，每天早晨，玛丽亚·利沃夫娜都要走到阳台上目送丈夫上汽车。在整个10个月的时间里，直到12月1日为止，她都是一直这样地为丈夫担心。她经常为丈夫的生命提心吊胆，其结局是：基洛夫死后她疯了。在战争期间，索菲娅·利沃夫娜把患病的妹妹从被封锁的列宁格勒带了出来。当她在广播中听到关于党的第二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