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孩子需要大智慧-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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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刘亦婷家长所谓的“学习”，并非那种独立自主的学习，不是那种出于对知识的渴求，出于个人兴趣和爱好进行的主动自发的学习，而是为了“分数”，为了“重点中学”，为了“名牌大学”甚至“高考状元”的被动学习。简单来说，就是以拿学历、拿学位为目的的应试性学习。
那么，这种应试性学习真的是头等大事吗？真正的素质教育并不这么认为。在真正的素质教育拥护者看来，培养孩子全面的素质、让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才是头等大事。“学习是头等大事”这样的说法也许在科举时代才适用。新东方学校校长俞敏洪对这样的说法便颇为反感，他在一次演讲中说到：
从古到今，中国的教育体系传递出了一种强大的信息，只要读书就能有出息，只要读书就能当官，只要考上大学就是有本领，只要能出国就是最大的成功，至于说信仰、道德、懂不懂事都无所谓，只要孩子们听话，好好读书就行，最后读书读得越傻越好。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孩子们一方面没有学会懂事，另一方面又被各种考试制度所挤压，最后即使成了人才，也变成了没用的人才或畸形的人才。
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让人能体面地活下去，能让人过比原来更幸福和快乐的生活，让全民族的综合素质得到提高，使整个民族繁荣富强起来。达到这一目的，光靠书本知识和升级考试是远远不够的，我们的学生需要太多的其他能力了。读书太多了，不让学生去了解现实生活，使他们失去进入社会的生存能力，就会出现可怕的后果。很多大学生现在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其根本原因不是因为缺乏知识，而是因为没有其他能力。知识太多了但不知道怎么用就是一种病，我们有时把这种病叫做“书呆子”，中文中有一个字很形象地形容了这种病，叫做“痴”，“痴”到了不知道如何做人如何做事。我这里并不是说不要知识，而是知识必须为人所用，服务于人，而不是让人去做知识的奴隶。只有当我们把所学的知识转化为智慧的时候，我们的知识才见到了阳光，才能照耀我们的生活。因此，“智”是太阳上面的知识。
教育机构除了教孩子们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教孩子们如何把知识转化为智慧，来用于改善自己的生活和社会的生活。比如孩子们独立思考能力的缺乏，就来自于我们教育中有太多的死记硬背。我们中文字没有太多的记忆规律，所以更多的要死记硬背，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学科都要死记硬背。这样做的结果导致很多人一辈子就再也不会独立思考了，更谈不上创造能力了。再比如说表达能力，我们从小学到大学都只有听的份儿，没有说的份儿，好不容易说几句话都是老师点名起来说，要按照标准答案说，说错了常常被一顿臭骂，骂得你下次再也不敢开口，哪里还有什么表达能力。
“学习是头等大事”的思维其实并不复杂，还是延续过去那种“科举思维”，在刘亦婷的家长眼中，只要刘亦婷考上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那么她的前途就能得到切实的保障。可实际上，这种思维已经完全落后于时代了。
前段日子，我参加了一次大学同学的聚会。参加这次聚会的硕士、博士一大把，也有个把“海归”。可是，在言谈中我却发现，这些已经到了而立之年的北大毕业生，却几乎没有人敢自称已经“而立”。很多人都像刘亦婷说的那样，仍然不知道自己喜欢做什么，擅长做什么。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未来的出路在哪里，很多人仍然为了生计苦苦挣扎。
与同学一一作别之后，我感慨颇多。我想，一个人如果没有独立思考能力，没有创造力，他最好的出路也许就是螺丝钉。但是，在我们国家目前的状况下，螺丝钉人才明显处于过剩的状态。纵使北大毕业生，纵使读了硕士、博士，如果仅是个螺丝钉人才的话，跟其他人竞争也是谈不上有什么优势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没有独立思考能力，没有创造力的考试精英们，在今天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跟百无一用的废物有什么两样？
我把这些感想写成文章，共鸣者甚众。一位记者带着疑虑采访了北大、清华等名校毕业的学生，然后记述了整个采访过程，兹引如下：
记者找到了2001年毕业的北大中文系学生小龚，一听到记者的问题，他便斩钉截铁地回答：“没错，我也是废物。”
“我现在的工资全部加上，每月也就是3000元，只够保障自己的基本生活。”小龚在母校附近租了一套房，每月房租800元。同屋的两人都是大学时的同学，其中一个已经辞职，准备考研。
“我们都混得不怎么样。”小龚来自湖南，1997年以637的高分考入北大，至今在他老家的高中还是老师津津乐道的模范学生，但是他现在已经不太愿意说自己是北大的毕业生，而经常联系的几个同学也差不多是同样的情况。“刚考进北大的时候，还飘飘然的，对以后的生活有许多设想，现在越来越实际了。”
在校4年，每周六下午都是小龚和同学固定的踢球时间，但现在他们已经有3年没到球场了。小龚的同屋对记者说，他们现在越来越懒，不看书，不运动，对工作也没有什么过多的想法。“没有成就感”是记者采访的名校毕业生最常说的一句话。
“名校学生已经不是天之骄子了。”今年大四的清华自动化系学生小李这样对记者说。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小李本科毕业后将继续读研，“班上的同学跟我差不多，基本上就是读研和出国两条路，找工作的很少。”
然而，读研和出国只是小李他们逃避就业压力的对策之一。“社会上一提到清华的学生，就觉得应该找很好的工作，拿很高的工资，有很好的出路，其实不是的。”小李告诉记者，选择继续深造是他们不使自己变成“废物”的有效方式之一。但这些曾经的“高考状元”究竟是怎样从“精英”变成“废物”的，小李和他的同学都没想通。（引自千龙新闻网）
这里我想告诉家长的，在今天这个知识经济的社会里，“思考和实践才是头等大事”，只有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只有具备丰富实践经验的人，才能在今天的社会中脱颖而出。爱迪生说过，“如果你年轻时就没有学会思考，那么就永远学不会思考。”对于年轻人来说，学会独立思考已经是当务之急。
不断施压，挑战极限
曾在《南方都市报》上读到一则短消息，消息说，在深圳举行的一场“新榜学子”经验交流会上，在前来“取经”的上百名青少年中，竟然有一名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在母亲的带领下也来取“高考经”。家长称这种做法是“从小熏陶”，目的是“将来也好好学习考上好大学”。
我相信，这种取经的场合一定不会缺少刘亦婷的家长，不管刘亦婷是在小学三年级还是初中三年级。可以说，从刘亦婷出生开始，刘亦婷的家长就开始盘算她18年以后的高考大计了。为了高考这个目标，他们可谓殚精竭虑。也正是在家长这种未雨绸缪之下，刘亦婷很小便开始感受当尖子生、考重点、读名牌、当状元这样层层加码的压力。
“晓得不？你这一小张纸，值两万五啊！”
“晓得不？你这一小张纸，值两万五啊！”这是刘亦婷考上重点中学后老师说的一句话。学习这两个单纯的字眼，如今竟然可以用金钱来换算。在这样的心态下，孩子们会从学习中找到乐趣吗？
骄阳似火的8月，外语学校发榜了，我赶快带着婷儿去看榜。负责发录取通知书的老师睁大眼睛在花名册上找了一会儿，抬起头来说：“刘亦婷，考取了。”刚才还紧张万分的婷儿猛地抱着我又是笑，又是跳，情不自禁地大声欢呼着：“妈妈！我考取了！我考取了！”那位老师也高兴得把婷儿的录取通知书甩得“唰唰！”直响，说：“晓得不？你这一小张纸，值两万五啊！”
（引自《哈佛女孩刘亦婷》增订本第220页）
看着上面这段绘声绘色的描述，想像着刘亦婷欢呼雀跃的样子，我想到的却是那些没有考好、被迫交纳高昂择校费的学生，对他们来说，学习更像一件沉重的工作，一件把他们压得喘不过气来的负担，他们在还没有成年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做了家长的童工，他们要通过学习这件工作帮助家长回收他们的高昂投入。刘亦婷一家得意的背后是更多家庭的愁眉苦脸……
“比别人更努力，重当尖子生”
我们早就帮婷儿分析过：你就读的小学在成都市并不是最棒的，你能在全市的竞争中战胜许多一流小学的对手，说明你是很有潜力的。现在你们享受的都是同样的教育资源，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竞争，只要你继续保持“比别人更努力”，一定能在高水平竞争的条件下重新成为尖子生。
为什么我们如此强调“重当尖子生”呢？因为在外语学校升高中的时候，还有一次严峻的淘汰。婷儿这一届凭成绩被录取的，加上花钱来读书的初中生，一共两百来人，只有80人能成为计划内录取的高中生（可以升入外语学校高中部）。能跻身这80人之列，就意味着肯定能考上一所重点大学———事实上，婷儿这一届毕业生百分之百考上了重点大学，另外附设的保升大专的“议价班”，也有很多人考上了本科甚至重点大学。
此外还有一个原因：由于中国的班级人数太多，老师没有时间在每个学生身上平均用力，他们只能用“抓两头，带中间”。如果想得到老师更多的关注与指点，婷儿必须奋力冲出中间地带，成为“领头羊”，才能被“牧羊人”更多关注，更多鞭策。
婷儿小学就懂得这些道理，加上青春期更重视被外界认可的心理，她比父母更渴望以品学兼优得到老师和同学的青睐。
（引自《哈佛女孩刘亦婷》增订本第233页）
刘亦婷的家长似乎很懂心理学，知道青春期的孩子正是需要被认可的年纪。但是，他们恰恰选错了这个被认可的目标。我们想想，如果刘亦婷资质有限，无法当上“尖子生”呢？这时的她会拿什么来认可自己呢？
“尖子生”是个典型的应试教育思维下的提法，遭诟病已久。早就有教育者提出，把学生分成尖子生、普通生、差生这样的三六九等，会对孩子的健康成长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比如，会使许多学生产生自卑心理，也会使一些孩子的自尊心、自信心受到很大打击。
我们再来看看这种三六九等的分法有何依据吧。那些尖子生是创造力旺盛、素质全面的学生，还是富有个人魅力、品质高尚的学生呢？都不是，在那些奉升学率为圭臬的学校里，衡量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考试分数。而且，老师们对那种创造力旺盛的学生不仅不重视，而且要压制、打击他们的创造热情，把教学重点集中在极少数所谓的“尖子生”身上。这势必给其他学生带来极大的心理压力及极坏的负面影响，这是不科学，也是不公平的，所以很多学生和家长都非常反感这一提法。
不仅如此，在家长施加的巨大压力下，有的孩子的心灵还会扭曲。
2002年4月6日晚，一个16岁的少年在家中杀死了他的亲生母亲。他计划中的下一个目标是他的亲生父亲，只是这一步还没有来得及做。新华社记者对他进行了采访，下面节录部分采访内容：
“学习就像与爸爸谈判一样，考好了没事，考不好就会挨打。”
一谈到父亲，齐刚（化名，为保护未成年人）的眼神格外暗淡。他承认，父亲曾对他有着很高的期望，常对他说的一句话是：“你要超过我！”
在齐家出事的那间卧室里，当我们见到齐登科时，印证了他儿子的话。他是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之后的第一届大学生，现为景泰县水电部门的一名技术员。显然他对孩子的未来的确有过很大的抱负。他给我们展示了多年来他给齐刚买下的各类学习书籍，他说：“这个人天赋好，我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他身上了。我曾告诉他，我们的祖先有人做过清朝的太师，县志里都有记载，我的名字也被社科院的专门人才库收录进去，这些我都找来给他看过，鼓励他好好学习，要超过我，不要给齐家丢脸！”
然而，在齐刚的感受中，父亲的理想恰恰成为他生活中失去自由与快乐的枷锁。从小到大，星期六、星期天他都必须留在家里学习，不能出门，功课做完了也不行。他不能随便与同学交往、交朋友。他喜欢画画，但除了上绘画课，他不能随心涂抹，因为这是不务正业。至于作业、考试，那是只能好不能差。一旦这所有的“不能”被冒犯，他必遭打骂。
齐刚记得小学三年级时，有一次他与一位同学一起做奥林匹克数学题，同学做出来了，而他没做出来，父亲把他狠打了一顿。小学六年级，一位同学考试没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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