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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

晚清有个李鸿章-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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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先时尽用其谋,知成功必不止此,
设晚节无以自见,则士论又当何如?
严复的意思最为明显——他以为,当初李鸿章办洋务办海军,若不受到那么多的掣肘,后来也不会有甲午、庚子的惨败。反过来,到了敌军兵临城下,李鸿章不出来主持和议,收拾残局,则那些唱高调的人又会攻击他为保名节而误国了。
李鸿章就这样陷入了时代和人性的泥淖之中。
日本人对李鸿章的评价是: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灵敏的手腕。
美国人的评价是: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争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贡献;以从政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所有的评价都不为错,但所有的评价都不算完全正确。世间的情况总是如此,当评价脱口而出的时候,其实,它就已经有了致命的误差了;只有死神,才能解开一个人最暗处的秘密,而只有在理想胜利实现时,一个人内心的悲情才算是真正的昭然。李鸿章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当他每一次“出场”都招来耻辱和责难时,那种“人情所最难堪”之事对他的重压是别人难以想像的。就他晚年来说,命运召唤他,一直只答应承担重任,承担耻辱,而不是让他欣喜;而当他咽下苦果之时,毫不留情地等待着他的,只是放逐,没有感激,没有恩惠……这样的内心悲情,也是要到终有一日东方之龙腾飞之时,才能释怀于天下的。
第九十九章
第十五章
诸君莫作等闲看(3)
只是我们自己,在对待这样的人物时,显得束手无策。中国的方块字在撰写自己的历史时,一直像是在编写唱本,那往往把一部民族的历史写得如同京剧舞台上的恩怨故事一样,一板一眼,一唱三叹;音韵,唱念,锣鼓,做打,一样都少不了;并且,故事简约委婉,象征手法娴熟,色彩斑斓夺目。曹操是白脸,关公是红脸。白脸的永远奸,红脸的永远忠。然后,众多的观赏者一面呷着茶,一面嗑瓜子,亢奋的时候会大叫一声“好”。但这样的好与坏、奸与忠,与真实存在过的,早就隔着千山万水了。
李鸿章与中国的19世纪一道悲凉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从整体上说,中国在19世纪的经历成了一出又一出不断生发的悲剧,成了一次巨大的、史无前例的崩溃和衰落的过程。这场悲剧是如此缓慢、无情而又彻底,因而它就愈加痛苦,它不仅仅造就的是中国人的痛苦,也造就了中国文化的痛苦。旧秩序为自卫而战,旧文化为自卫而战,旧人物同样为自卫而战。它们缓慢地退却,始终处于劣势;悲壮,凄清,痛苦。灾难以无法阻挡的步伐接踵而至,一次比一次厉害,直到妄自尊大的观念、古老的皇权观念、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正统观念,以及由士大夫所组成的统治上层等事物,一个接一个被破坏和摧毁为止。这样的情景,就像贝托鲁奇导演的曾获奥斯卡最佳故事片奖的电影《末代皇帝》中的最后的场景:古老的皇城之中,所有的人都离开了,夕阳映照下,一只蝈蝈从笼子里爬了出来,凄清地鸣叫,那是穿透数千年的绝响,也是新世纪将要到来的信号。
当海水沉没这一片土地之时,一座山,必定要从海水中升起。
第一百章
后记(1)
似乎还是有话可说。
1000多年前,哲人奥古斯丁在阐述解释自己时,曾经说过一句惊世骇俗的话:“本身出了问题。”是的,人在与世界的对抗中,看起来强大无比,其实,最不了解的,还是自己本身。一个人在他的写作中所描绘的绝对真实,就像是尘世中的绝对公正、自由和完美那样荒唐。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着完美的东西,任何存在物,不管它是实的,还是虚的,都是有着缺陷的。最热切的决心,最坚定的信念,最确凿的事实,从一开始就是不可能的。写李鸿章,我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我觉得难度最大的一点是,我们如何擦亮自己的眼睛——在很多时候,最轻易忽略的一点就是,这个世界的清楚程度,取决于我们的眼睛,我们的立场本身。不可否认的是,假如我们自己的视觉出了问题,或者是我们的立场出现问题,那么我们看到的,就不会是真相本身,而是扭曲了的东西。
在写作李鸿章的过程中,我曾认真地阅读了梁启超的《李鸿章传》,这样的阅读让我异常吃惊。我吃惊的是梁启超对于李鸿章异常准确的把握;也吃惊为什么后来竟会对这样的准确的把握进行着全盘的颠覆。
我一直认为,假如要列举中国文化一个最致命的软肋的话,那么就是它一直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反思和忏悔,缺乏这种忏悔的精神和习惯。这样的反思和忏悔,应该是与人自身那种具有无限深度的自省相连的。而在绝大多数问题上,这个民族很轻易坠入情绪的蛛网,坠入是非纠葛之中;即使是反思,也只是那种浅层次的、一种情绪和功利的总结,很少有那种真正的、平和而有深度地对于内心和人性的挖掘和警惕。而且这样的思考又极轻易受到各种各样派别、立场、权力或者别有专心的阴谋左右。这样的状态,使得我们在五千年不算短的文明史中不断地犯着同样的错误,缺少实质性的进步和飞跃。
前段时间看余华的《兄弟》。这部轰动的小说曾经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但我却一直对它看好。我觉得《兄弟》最成功的一点在于它揭示了我们曾经的荒诞以及正在延续的荒诞。我们能够意识到历史的荒诞性,但我们却意识不到现实的荒诞性。这样的缺乏,是因为我们对于现实缺乏足够的警觉,也缺乏一种由思想高度所拉开的距离,以及对历史和幻象应该保持的冷静。余华提醒了我们,提醒了我们的丑陋和荒诞,并提示我们反思。这样的情形,就如同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或者卡夫卡的《变形记》一样。
中国近代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因为社会变动的迅速,它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走完西方几百年来发展的过程,这还不包括西方近代思想数千年的积淀和背景。在中国社会这100年中,从暖和的改良主义到激进的革命方式,都是一个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匆匆行程。它是那样的神速变迁错综复杂,以至于任何一方的思想都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和条件来酝酿成熟,然后来构架一套较完整深刻的哲学政治的思想体系,更不可能心平气和地付诸实施。在这100年,无数思想与流派都成为一个环节,成为短暂的过程,而人们从未细细地品味着这些思想,静心比较,或者理性地思考,而是生吞活剥,生拉硬扯,或者一知半解地体味着这些思想;或者干脆就是拉大旗作虎皮。这样的思想没有真正地生根开花,结出果实。
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我想写的有关李鸿章的文章,在某种程度上,不应是一本外部的作文,那是外部事件在李鸿章身上的反映;我想要表述的,是那种由外及里的东西,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应该是李鸿章的一本内部传记。人的精神和心路历程,同样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是一种内在的历史。历史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它的资料和特性就在我们自己的胸中。只有在我们自己的胸中,才能找到那种熔炉,使确凿的东西变为真实的东西,使研究人的文学和研究世界的哲学携手去产生历史。在这种情况下,我一直试图将一束光照到李鸿章的内心深处,但不可否认的是,通往李鸿章内心的隧道太窄也太深了,这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五千年的洞穴!我的光进入不了他的最深处,我看不到他的内心当中的波澜,也看不到他内心当中开放着的花朵。我只能影影绰绰看到漾起的一点光亮,如深山里出现的烛光,大海中波涛的反射一样,片刻之后,便恍然消失。
第一百零一章
后记(2)
倾听一个人的内心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甚至连人们自己,也离自己的内心很远。
在这样的情形下,我所能做的,就是尽自己微薄的力量,静下心来,擦去自己眼中那种与生俱来的翳云,然后开始揣摩和倾听。历史是架不住追问的,在那种刻意的追问下,历史往往会变成一盘散沙。同样,对于历史人物来说,同样也是这样。那种过度的追问反而显得浅薄而无知。每个时代都洋溢着浓重的沙文主义的意识,一个时代,总想自以为是地割裂与前尘的联系,仿佛自己高高在上,不食时间的烟火。这样的方式,显然愚蠢至极,对待历史与历史人物,我们必须削平自己足下的坎坷,让自己站直,让自己放松;当我们抛弃情感以及别有专心的动机时,也就意味着,至少,我们会看到那个历史人物,以真实的背影,出现在你的面前。
现实即历史。这就是说,现实往往是历史的循环往复。古往今来,只有两样东西意味着永恒,那就是,人头顶灿烂的星空,以及人内心深处的神灵。
第一百零二章
附:李鸿章年表
1801年,李鸿章之父李文安生。
1821年,李瀚章生。
1823年,李鸿章生。
1825年,李鹤章生。
1829年,李蕴章生。
1833年,李凤章生。
1834年,李文安乡试中举。
1835年,李昭庆生。
1838年,李文安与曾国藩同年中进士。
1844年,李鸿章乡试中举。
1847年,李鸿章中进士。
1851年,李鸿章任武英殿纂修,国史馆协修。
1853年,李鸿章受命回乡办理团练,剿杀太平军;李鹤章随兄从军。年底,李文安也奉命回乡募勇防剿太平军。
1855年,李文安卒于合肥军次,年55岁。李昭庆的长子李经方生,后过继给李鸿章嗣子。
1858年,太平军再次攻占庐州,焚毁了李鸿章祖宅。李鸿章赴江西,入曾国藩幕僚。
1861年,李鸿章原配夫人周氏卒于江西。李鸿章奉命组建淮军。
1862年,李鸿章率淮军赴沪作战,与华尔洋枪队共剿太平军。12月,被清廷授江苏巡抚。
1863年,淮军攻克苏州,李鸿章设计杀掉八降王,被授太子少保,并赏穿黄马褂。
1864年,曾国藩军攻克南京,标志着历时13年的太平天国运动结束。清廷封李鸿章为一等伯爵,赏戴双眼花翎。是年,李经述生。
1865年,李鸿章出任两江总督。奏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此为清朝最大的军工企业,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开始。
1866年,曾瓜李代——李鸿章替代曾国藩受命钦差大臣,专办剿捻事宜。
1867年,朝廷调李鸿章出任湖广总督,仍在军中办理剿捻。调李瀚章为江苏巡抚,代理湖广总督。
1868年,捻军被镇压。李鸿章被赏加太子太保,并以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
1870年,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成为洋务派首领。
1871年,李鸿章、曾国藩联名致函总署,奏请选派聪颖子弟赴美
留学,此为中国官派留学生之始。
1872年,李鸿章创办闻名企业轮船招商局。李昭庆卒于天津。
1874年,李鸿章被授予文华殿大学士,大力举办近代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
1875年,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李瀚章出任四川总督。
1879年,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将军抵天津,访晤李鸿章。
1880年,李鹤章卒于合肥。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翰林院编修梁鼎芬以李鸿章有“六可杀”之罪,要求弹劾李鸿章,朝廷认为其莠言乱政,将其革职。
1885年,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签订《中日天津条约》,与法使签订《中法新约》10款。
1886年,李蕴章卒于合肥。
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立。
1890年,李凤章卒于芜湖。
1892年,李鸿章70寿辰,慈禧、光绪赐以厚礼。李鸿章继配夫人赵氏病卒天津。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中日海军黄海大战,北洋舰队大败于大东沟。
1895年,李鸿章率李经方、罗丰禄、马建忠、伍廷芳等人赴日议和,签订《中日马关条约》。
1896年,李鸿章奉命出使俄、德、英、法、美等各国,李经方、李经述、罗丰禄等随行。
1897年,李鸿章赋闲京师,在总署行走,居贤良寺。
1898年,李鸿章奉命勘查山东黄河工程。
1899年,李瀚章卒于合肥。年底,李鸿章任两广总督。
1900年,庚子事变爆发。年初,李鸿章离京赴广州接任两广总督。6月,北京局面逐渐失控,清廷命李鸿章火速进京收拾局面;7月,清廷重新任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10月抵京,与奕一起,与列强谈判。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11月17日,李鸿章在北京贤良寺吐血而卒。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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