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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章

燕山夜话-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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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不感兴趣吗?
熟悉的朋友向我提出了这样的责难,不禁使我哑然失笑。这有什么可说的呢?好了,现在刚巧有一封读者来信,要我谈谈林白水之死,这一下总算有机会谈到新闻方面的事情了。
这封来信对于林白水的为人和被害的原因,都提出了询问。来信人写道:
“辛亥革命以后,报馆的主笔如林白水,他被杀死是不是由于他反抗军阀、主持正义呢?我不大明白真相。为什么解放后没有人提起他呢?希望你能把他的不白之冤,公之世人,使死者在地下也能含笑长眠。我曾亲眼看见林白水死后陈尸天桥。这样的惨死在当时还不止他一人。”
据我所知林白水是辛亥革命时期中国资产阶级的著名报人之一。他本名林獬,字少泉,又名万里,号宣樊,笔名有退室学者、白话道人等,晚年又号白水,福州人。他是甲午战争中作战牺牲的扬威军舰的指挥员林少谷的侄子,早年在林琴南主办的《杭州白话报》当编辑,从此走上了新闻工作的道路。虽然他也曾在福州创办“蒙学堂”,做过其他活动,但是,他的一生主要是在北京、上海等地从事新闻工作,也算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报刊的一个代表人物。
查阅中国报刊史料,我们就会发现在辛亥革命以前,具有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报刊,曾经一度风起云涌。其中有一个《中国白话报》,创刊于清代光绪二十九年,癸卯,即公元一九○三年,在上海出版,销行国内外,主持人便是林白水。当时它的名字虽然叫做《中国白话报》,实际上是一份杂志,而不是一张报纸,这好比当时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也是杂志而非报纸一样。但是,他办的不只是这个杂志,还的确有其他几种报纸。如在光绪三十年,即一九○四年,他继续在上海和蔡元培等人合办了一个《警钟日报》,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后来因为刊登了德国在山东等地侵犯中国主权的消息和评论,受到德国总领事的无理干涉,要求清朝政府加以禁止。此外,他还曾参加过《苏报》的编辑工作。
在辛亥革命的前夜,具有旧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革命的热情也是很高的,他们不但到处写文章抨击当时的反动统治,而且进行了其他的实际行动。例如,当时清朝的广西巡抚王之春,竟然主张把中国主权出卖给外国人,当他路经上海的时候,自称为“革命军马前卒”的邹容和万福华谋刺之于“一枝春酒馆”。据说,林白水也参加了那一次刺杀王之春的行动。他看到行刺不中,急速跑进四马路的梅福里,将情况报告给黄克强等人,立即转移,才免于被捕。虽然,这种脱离群众的暗杀行为,并不值得称道,然而,在当时看来,这毕竟也是由于他们的革命热情所促使的。
辛亥革命以后,林白水在北京创办了《新社会日报》。他发表文章说:“中国今日之政体,民主固善,而封建余威曾未少杀,欲谋芟除,计须十五年之努力。”有人说,从他写文章的时候起,到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恰恰是十五年左右,这一点也算是林白水的“预见”吧。然而,他的文章据说往往是“信手拈来”,发端于苍蝇、臭虫之微,而归结及一政局”,“语多感愤而杂以诙谐”,所以特别惹起了一部分当权者的不满。《新社会日报》一度曾被勒令停刊,后来复刊的时候,他宣布:“自今伊始,除去新社会日报之新字,如斩首级,示所以自刑也,”这便是《新社会日报》改为《社会日报》的经过。
那末,他后来为什么被杀了呢?原来当鲁系军阀头子张宗昌统治北京的期间,潘复为“国务总理”。此人是清朝的举人出身,诡计多端,为鲁系军阀的策士,特别为张宗昌所器重,当时被称为张宗昌的“智囊”。林白水在许多场合对潘复大加讽刺,有一次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的评论中,他把这个“智囊”叫做“肾囊”。潘复阅报大怒,派了宪兵司令王琦亲至《社会日报》社,勒令林白水更正请罪,林白水严词拒绝,于是就被捕了。潘复下令立即将林白水押至天桥南大道枪毙。那时正是夏天,有人见他身穿白夏布大褂,白发蓬蓬,陈尸道旁。这不过是张宗昌、潘复之流的军阀、官僚反动统治的无数罪证之一罢了。
现在看来,林白水的一生,无论如何,最后盖棺论定,毕竟还是为反抗封建军阀、官僚而遭杀害的。我们应该建议在编写中国近代报刊史的时候,适当予以应有的评价。
昭君无怨
谢觉哉同志从内蒙归来,对于两千年前王昭君的故事做了明确的辨正,并且写了一首诗,还把清代道光年间满族诗人彦德的一首诗抄录下来,同时发表。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兴趣的问题。
读了谢老的诗,人们都会更清楚地认识到,“昭君自请去和亲”,使我国历史上蒙汉两族人民的关系,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现在蒙汉通婚已经变成了很寻常的事情,这真是“万里长城杨柳绿,织成蒙汉一家春”了。
对于王昭君这个历史人物的这个新认识和新估价,当然与过去长期流传的旧观点根本不同。我样对于公元以前三十年代发生的事件,完全有可能也应该彻底弄清它的历史真相,把过去人们对历史的误解好好地澄清一下。
过去人们对王昭君是怎么看的呢?一般人都认为王昭君是怀抱了无穷的幽怨,凄凄惨惨,悲痛欲绝地被迫到匈奴去和亲。因此,长期流传有一首歌曲,名为《昭君怨》,说是王昭君自己作的。这一首歌曲,在东汉末年蔡邕的《琴操》一书中已有记载。蔡邕还写了一段文字,介绍这歌曲的来历。他写道:
“齐国王穰,以其女昭君,献之元帝。帝不之幸。后欲以一女赐单于,昭请行。及至,单于大悦。昭君恨帝始不见遇,乃作怨思之歌。”
这一首歌曲流传很广,影响很深。晋代的著作中,因为避司马昭的名讳,把《昭君怨》改为《明怨》。所以唐代李商隐的诗,还有“七弹明怨,一去怨不回”的句子。
由于许多朝代汉族统治者的大汉族主义遭到非议。王昭君的故事的最早最突出的例子,历来议论之多更非偶然的了。如在唐代武则天临朝期间,有一个诗人叫做东方虬的,他写过一首咏王昭君的诗,就露骨地表示应该用武力的政策而不应该用和亲的政策。你看他的诗怎么写吧:
“汉道初全盛,朝廷足武巨。
何须薄命妾?辛苦远和亲!”
历代还有许多诗文,极力制造王昭君出塞和亲的哀怨气氛,似乎一个汉族的女子绝对不应该嫁给匈奴,好象各民族之间根本不应该通婚似的。这不但是狭隘民族主义的一种错误思想,而且也不符合客观的历史事实。
班固在《汉书》卷九《元帝纪》中,关于王昭出君塞和亲的事实经过,曾有简要的记载。他写道:
“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虖韩邪单于来朝。诏曰:‘匈奴郅支单于背叛礼义,既伏其辜;虖韩邪单于不忘恩德,嚮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穷,边垂长无兵革之事。其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廷王樯不阏氏。”
这一段文字表明,汉元帝采取对匈奴和亲的政策,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这使当时的民族关系,进一步趋于和好。汉元帝刘姡У笔痹谖灰咽迥辏龆撕颓椎恼咧蠓浅B猓志龆ò阉哪旰鸥某莆熬鼓薄U昭帐诺淖⒔猓骸熬拐撸占裕杂腊材病!闭飧鲆馑季头浅G宄嗽倏赐榫砭攀摹缎倥分屑窃兀率稻透宄恍0喙淘谛鹗鲂倥ぶУビ诒恢镏螅艉暗ビ诘胶撼思涸鄣木担
“竟宁元年,单于复入朝,礼赐如初,加衣服帛絮,皆倍呈黄龙时。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墙,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
当时呼韩邪单于提出请求做汉族的女婿,汉元帝答应他的请求,把王昭君嫁给他,这是很正常的关系;王昭君也愿意与单于结婚,并无所怨。班固很扼要地介绍了王昭君出嫁后的情形说:
“王昭君号宁胡阏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师,为右日逐王。呼韩邪立二十八年,建始二年死。……雕陶莫皋立,为复株絫若鞮单于。……复株絫单于复妻王昭君,生二女。”
显然可见,王昭君出嫁到匈奴以后,并无怨苦。复株絫单于呼韩邪单于前妻之子,他又娶王昭君是按照匈奴的风俗,也并不奇怪。
但是,历来关于王昭君的其他记载和传说,却牵扯了许多不相干的情节。其中不但有历史著作,还有各种文艺创作,它们的作者都根据自己所处的时代特点,按照自己的立场、观点,通过王昭的故事,表达不同的思想感情。如果我们陷到那些材料中去,必然引起无谓的纠纷,打不尽的笔墨官司,对于解决实际问题并没有帮助。
基于这样的看法,所以我主要的是根据班固的《汉书》立论。因为班固是司马迁以后的伟大历史家,他与司马迁的遭遇也颇相同。在公元第一世纪八十年代写成于狱中的这部《汉书》,距离王昭君生活的时代最近,记载的事实当然可靠。并且,班固曾随军出征匈奴,后来又被投死于狱中。他对汉朝和匈奴的态度比较公正,因此,在这位历史家的笔下写出王昭君和亲之事,无疑地是可信的。我样如果不以班固的著作为根据,还有什么可以做根据的呢?
除了可靠的历史记载以外,再要找参考材料的话,我以为只有从内蒙民间传说中去收集。而在这一方面,听说谢老和其他同志也做了不少调查研究。在内蒙人民的心目中,王昭君是非常善良而勤劳的,传说她到匈奴以后很爱护百姓,教给当地妇女织布缝衣和农业生产技术,受到人民的爱戴,所以在她死后,匈奴人民才在黑水河畔为她建造了一座坟墓,并将王昭君奉为神仙,与王母娘娘合而为一。这就更加充分地证明:王昭君是汉蒙两族人民共同敬爱的伟大女性,她是不会有怨恨的!
燕山碧血
“革命是我们的权利;
牺牲是我们的义务!”
这是在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英勇牺牲的革命英雄、伟大的共产党员白乙化同志生前的豪语。今天我们想起了他,想起了为我们党和人民的事业而献出了生命的无数先烈,想起了他们的革命功勋和光荣事迹。这对于我们的每一个同志都是极大的教育和永恒的纪念。
白乙化同志当年战斗的地区,称为“平北区”,包括现在北京的郊区密云、延庆、怀柔、平谷一带。这个地区在抗日战争期间,是晋察冀边区的一部分,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特别是在北京城区以北八十多华里的密云县境,这里是燕山的主脉,群峰环峙,山势陡峭,白河从山谷中蜿蜒奔流,地形险要。当时,我们的党决定要在这个地区开展广泛群众性的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给敌伪统治以致命的打击。这个艰巨的任务摆到白乙化同志的面前,他勇敢地接受了,并且出色地把它完成了。从一九三九年起,白乙化同志领导的游击队在燕山地区不断地打击敌人,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和群众团体,发展抗日武装,先后组成了白河、白马关、古北口、四海等许多地方游击队,后来改编为挺进军第十团,开辟了平北根据地。
白乙化同志身体魁梧,络腮胡子,步履如飞,人们常叫做“小白龙”、“白大个子”、“白大胡子”。十团在白乙化同志的指挥下,以英勇果断、神出鬼没的游击战术,屡次歼灭敌伪的“讨伐队”,拔掉许多敌伪的据点。敌伪军听见“小白龙”白乙化的名字就都害怕,伪军更加怕他,常常躲避,不敢同他作战。
在每次战斗中,白乙化同志总是亲临火线,身先士卒,带头冲锋。一九四一年二月四日,十团在鹿皮关伏击装备齐全的敌伪“讨伐队”一百六十余人,战斗激烈进行了一天一夜,全部歼灭了敌人。但是,正在指挥冲锋的时候,白乙化同志不幸壮烈牺牲了。他和开辟平北根据地的其他烈士们一样,用鲜红的热血,灌溉了燕山的田野。当他倒在战场上是时候,年纪只有三十八岁,今天他如果还活着,也才满五十岁。他在白河两岸人民的心里,是永远活着的啊!
五十年前,即一九一二年的夏天,白乙化同志出生于东北辽宁省辽阳县的石场峪村,幼年入私塾,十三岁就能写一手好字,也会写旧体诗,乡里人称他为“白才子”。一九一八年在辽阳中学读书的时候,因为三次参加爱国运动被开除,于是他决心学习军事,入东北军校教导队;十个月后转入东北讲武堂,又因为反对军阀混战,被东北军当局发觉,逃至北京,入中国大学,结交进步的同学,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一九三○加入了中国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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