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山夜话-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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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明史》卷二百五十一《徐光启传》载：“徐光启字子先，上海人。万历二十五年举乡试第一，又七年成进士，由庶吉士，历赞善。从西洋人利玛窦学天文、历算、火器，尽其术。遂遍习兵机、屯田、盐筴、火利诸书。”光启死后，“帝念光启博学强识，索其家遗书。子骥，入谢，进农政全书六十卷，诏令有司刊布”。后来的许多资料证明，徐光启一生所进行的科学研究工作，对于当时的社会生产，发生了积极的推进作用。他终于成为我国科学史上的著名人物，决非偶然。特别是他对于我国农业科学的建立和发展，更有显著的功绩，这是不可抹杀的。
例如，在《农政全书》中，徐光启对于“浚渠“、“水井”的解说，与其他许多问题相同，都曾经提出了值得重视的论点。
他总结了“秦凿泾为渠，又关西有郑国、白公、六辅之渠，外有龙首渠，内有史起十二渠，范阳有督亢渠，河北有广戾渠，朗州有右史渠，今怀孟有广济渠”等等经验，认为必须“因其地利水势，继此而作，益国富民，可见速效”。如果不懂得地利水势，当然就要吃亏。他对于开井也很重视，认为是“水利之中所不可缺者”。
又如，关于“架田”的记载，同样是相当重要的经验。这就是我们曾经说过的水上园田。它又叫做“葑田”。徐光启介绍它是：“以木缚为田丘，浮系水面，以葑泥附木架上而种艺之。其木架田丘，随水高下浮泛，自不淹浸。”现在正值春耕季节，我们在个别条件具备的地方，无妨照他介绍的经验，试一试吧。
可惜，《农政全书》旧本因为不是徐光启自己编定的，而是经过陈子龙、谢廷祯等人，在徐光启死后加以整理刊行的，所以内容还存在不少缺点，甚至有许多错漏，需要重新整理、重新编辑、重新出版。然而，无论如何，凡是负责农业生产领导工作的人员，对于这样重要的古代农书，应该予以充分的注意，仔细地阅读和研究它，并且要学习徐光启的研究精神，运用比他更加进步得多的新的科学方法，来总结我们现在的农业生产经验。
围田的教训
听说南方水乡，有人在议论如何开辟围田，以求农业增产，并且有人说北方也可以采用。这，作为一种主张，说说倒也无妨，大家尽可以各抒己见，可是千万不要贸然采用。因为围田在许多世纪以来，已经有不少惨痛的教训，这是稍读历史的人都知道的。
所谓围田，照徐光启《农政全书》的介绍，是“筑土作围以绕田也”。他解释说：“盖江淮之间，地多薮泽，或濒水，不时湥唬劣诟帧Ｆ溆辛χ遥仁拥匦危磷鞯蹋范欢希谌萸昴肚О伲晕诘亍：笾抵罱托纾蛄畋诜止て鹜粒喾麓酥疲使倜褚焓簟！�
与围田相同的，还有一种圩田。徐光启也说：“复有圩田，谓垒为圩岸，捍护外水，与此相类。”的确，圩田和围田是大同小异的。围田往往是四周环水，而圩田则只有两面或三面临水。
对于围田和圩田的科弊，可惜徐光启没有全面地加以详细的论述。他说：“虽有水旱皆可救御，凡一熟余，不惟本境足食，又可赡及邻郡，实近古之上法，将来之永利。”这显然是对于围田和圩田的过高评价。
其实，历史上有关围田和圩田的利弊问题，一直都有争论。当然，在过去封建时代，从少数地主官僚的立场上说，在湖泊河川地带，排水筑堤，围起一大片肥沃的土地，变为自己的园田，收获丰富，岂不是好得很吗？可是，从直接生产者的农民立场上说，那许多围田和圩田，占去了大片土地，势必使湖泊河川的水面缩小。一旦洪水暴发，被缩小了的湖泊河川更容易泛滥。这时候，围田和圩田力图自保，可以无虞，而广大农民的土地则必然受灾。如果遇到天旱，围田和圩田占有据有利地势，可以充分进行灌溉，而广大农民的田地却更要干旱了。由此看来，围田和圩田在封建时代的农民心目中，就只有坏处而没有好处了。
把利害权衡一下，究竟围田和圩田对于农业生产是利多害少还是害多利少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看看历史事实。
以围田和圩田最发达的宋代为例子吧。据《宋史》卷一百七十三《食货志》上关于农田部分的记载：“绍兴五年，江东帅臣李光言：……本朝庆历、嘉祐间，始有盗湖为田者，其禁甚严。政和以来，剏为应奉，始废湖为田，自是两州之民，岁被水旱之患，余姚、上虞每县收租不过数千斛，而所失民田常赋动以万计。莫若先罢两邑湖田。其会稽之鉴湖、鄞之广德湖、萧山之湘湖等处尚多，望诏漕臣尽废之。其江东西圩田、苏秀围田，令监司守令条上。”
这就证明，围田和圩田等等都是与水争地，盗湖为田，其结果必遭水旱之灾，农业生产将受到严重损失。这个道理在绍兴二十三年谏议大夫史才的奏疏中，说得更加清楚。他写道：“浙西民田最广，而平时无甚害者，太湖之利也。近年濒湖之也，多为兵卒侵据，累土增高，长堤弥望，名曰坝田。旱则据之以溉，而民田不沾其利；涝则远近泛滥，不得入湖，而民田尽没。”
后来又有一位户部尚书袁说友，在庆元二年的一篇奏疏中说：“浙西周田相望，皆千百亩，陂塘oe*渎，悉为田畴。有水则无地可潴，有旱则无水可戽，不严禁之，后将益甚，无复稔岁矣。”由此可知，围田和圩田的害处是主要的，而且它们的害处并不因为人们兴修许多水利工程，就能够从根本上被克服。如果有的地方由于特殊需要，打算筑起围田，那倒不如采用浮筏式的水上园田，即所谓架田、葑田等，完全不与水争地，却同样可以扩大耕种面积，增加农业生产，这比围田的效果要好得多了。
有人说，搞围田的地方总是因为耕地不足，不得不搞，所以历代围田常常废除了很久以后又兴起了。我们如能批判地接受这个经验，难道不好吗？
这个论调显然还是不对的。殊不知我们现在的社会历史条件，根本不同于过去的任何时代。如果说，过去在人多地少的南方水乡，人们与水争地似乎出于不得已，那末，我们现在一切都能通盘筹划，又何必偏偏要在人多地少的地方与水争地，而不肯另想办法去扩大耕地面积呢？
地下水和地上水
一封读者来信从新疆寄给我，问我“关于地下水和地上水的关系，应该如何处理”？这位读者最近看到《燕山夜话》第一集，他对于其中的《堵塞不如开导》一文特别注意，问题就是“从这篇文章联想起来”的。因为他猜想我“写那样的题目一定懂得水利”，所以把问题提给我，要求解答。
很惭愧，我根本不懂得什么专门的水利知识，只能讲一些很普通的外行话。我觉得从“地下水和地上水的关系”这个角度提出问题，倒也新鲜。这恐怕不仅仅是这位读者碰到的特殊问题，可能还有不少读者对这个问题也有兴趣。因为这实际上是解决土地盐碱化问题的一个关键。
研究水利的人，首先必须知道如何防止水害；能够防止水害，才能变水害为水利。否则，水利反而会变为水害，不可不慎。
《管子》《度地篇》中说：“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他解释这五害是：“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风、雾、雹、霜一害也，厉一害也，虫一害也。”他还特别指出：“五害之属，水最为大。”由此可见，管仲把水列为五害之首，而我们的任务则是要把这最大之害，转变成为最大之利。
要想变水害为水利，又要对各种不同的水，加以区别。管仲讲了五种水，即所谓经水、枝水、谷水、川水、渊水。管仲认为；“此五水者，因其利而往之可也，因而扼之可也，而不久常有危殆矣。”所在他向齐桓公建议，要找有经验的水利人员，担任水官，随时修浚水道。后来讲水利的人，虽然有许多见解远远地超出管子之上，但是管子讲的道理仍然不可轻视。无论秦代的李冰，汉代的贾让，唐代的吴师孟，宋代的王十朋，元代的郭守敬，明代的虞翊、潘季驯等各家关于治水的意见，大体都离不了疏导和堵塞这两个方面。
从根本上说，堵塞不如疏导。传说中鲧的失败和禹的成功，具有极其深刻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这在以前的《夜话》中已经说过，现在不必重述了。如果就地下水和地上水的关系而论，疏导远胜于堵塞，这道理就更加显而易见了。
我们对于地上水如果不善于利用，不加以正确的引导，使它能灌能排，而把它堵塞起来，使它停留在一个地方，只能灌而不能排，甚至于既不能灌、又不能排。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水道没有水门汀等防止渗透的设备，地上水必然会漏到地里，逐渐同地下水连接起来。这样，地下水的水位就会很快上升，把地下土壤中所含的盐分，推到土地的表层，并且蒸发到地面，于是土地盐渍化的现象就产生了。任何肥沃的农田，一旦盐渍化，如果不赶紧采取措施加以治理，而任其发展，这块地板就算毁了。再要恢复地力，还得经过相当长期的努力。
那末，对于已经盐渍化的土地，应该怎么办呢？办法当然也不少，但是最根本的办法，是赶快排水。正如釜底抽薪，火自然就会熄灭，这是同样的道理。只要地面上能够顺畅地排水，地下水位就会随着下降，土壤中的盐分也就不会继续上升，盐渍化的过程自然能够停止，接着采取其他措施才能发生效力。如果不加紧排水，则地下水位不能下降，盐分继续上升和蒸发，即便采取其他多种措施，都将徒劳无功，至少是事倍功半，吃力不讨好。
当然，排水工程如果太大，切不可要求过急，不要企图“毕其功于一役”；应该因地制宜，分几个步骤，逐渐争取实现。在这些步骤中首要的一步，是促进土壤脱盐，并且防止返盐。为了这个目的，有的地方可以造林，有的可以种植苜蓿等牧草。这些都是有效的办法。还有一种主张，是对盐渍化的土地进行深翻，配合着灌溉，冲涮盐分，促使土地加快脱盐。采用这个做法的，似乎有必要对当地的水土情况做具体的分析。在某种条件下，翻耕土地反而会把盐分翻上来，促成了返盐的现象。这一点应该经过细心的研究，才好决定具体的措施。
除了这些办法以外，我觉得特别应该提出的，是要进一步利用地层深处的泉水，抽出地面，进行灌溉。这是一举两利的好办法。我们平常说的地下水，一般都不包括地层深处的泉水。如果能把深层的泉水抽出，用来灌溉，一方面将促使地下水位迅速下降，另一方面又可以用来冲涮地表的盐分。
这样不是两全其美吗？
这个办法用在平原地区最为适宜。我们在河北平原到处可以看见许多机井，它们所抽取的正是地下深层的泉水。虽然，打机井花费较多，有的地方未必办得到。但是，这毕竟是处理地下水和地上水的一个有效方法啊！
大豆是个宝
有几位研究农业科学的朋友在一起谈话，大家兴高采烈地谈到我们伟大的祖国是大豆的原产地，而大豆的全身都是宝，值得大大提倡，多多种植。我非常赞成这几位朋友的意见，并且愿意加以补充和阐述。
大豆的确是我们中国最古的原产作物之一。《诗经》《豳风》《七月》有一句说：“七月烹葵及菽。”《小雅》《小宛》又有一句说：“中原有菽，庶民采之。”宋代朱熹注曰：“菽，豆也。”清代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更详细地引证说：“战国策张仪说韩王曰：五谷所生，非麦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饭藿羹。姚宏注曰：史记作饭菽而麦，下文亦作菽。古语但称菽，汉以后方谓之豆。”事实的确是这样。汉以前的典籍中，只称“菽”而不称“豆”，到了汉以后才开始称“豆”。
约在公元一世纪前后，“菽”的种子由中国本部传到西域各地，后来又从西域传到欧洲各国所以大豆的译名，在俄语里称为“ｃｏｒ”，在英语里称为“ｓｏｙ”，都是“菽之遗”也。
虽然大豆在中国古语中称为“菽”，而“菽”却不仅仅指的大豆。据宋代罗愿在《尔雅翼》中解释：“菽，豆也。其类最多。故凡谷之中居其二。又古人说百谷，以为梁者黍稷之总名，稻者溉种之总名，菽者众豆之总名。”这就证明，不只大豆在古代被称为菽，一切豆类都被称为菽。我们现在特别称赞大豆，意思无非是把它作为豆类的代表罢了。
宋人编的《延年秘录》，有一段文字对大豆备加称赞。这个秘录的编者，根据故老相传的经验，写道：“服食大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