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盛世-第40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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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由检凡事亲力亲为，皇帝喜欢直接参与到政务中，就会让许多事情变得非常的简单！这毕竟是一个皇权至上的时代，但是这样高度集中的君主专权制度，也会给发展带来一定的负面作用，就是一旦动起来，速度不是很好把握，开车的人都知道，一旦开的过快，刹不住车，也会出大事！
朱由检还是很冷静的，纸币只要做到了高防伪，取代铜钱银钱，都是很正常的事情，他对三年内，大明纸币在全国范围内流通，非常的有信心，“暂时不要发行新纸币，过完年再看一看。要让大家对大明纸币更加的有信心！经济增长，货币发行都要把握好尺度，快慢都不是最重要的，稳定才是最为关键的！”
朱由检对侯侚的经济工作在肯定了一番的同时，同时给出了重要的指示，和决策性的建议！
侯侚虽然觉得皇上有些保守的过头了，大明的银储备完全不止一百万两，再发行五百万两面额的纸币都没有问题啊，但是皇帝既然这么说也就只得答应下来。
朱由检其实对于货币改革，是有一套完整的认识的，而他生活的跨度之长，见识过的货币进化时间之久，也为他提供了某种信心，他的经济知识并不是很丰富，却不影响他从整体上面对大明的经济步伐进行掌控！朱由检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虽然他并不是什么经济学家。
这个家，那个家，在很多实际作业过程当中，并没有多少用处，尤其是对于全国经济局势，这么大的，而且抽象的概念。（未完待续……）
第0803章 远见卓识
“还有，今后朝廷将从银本位向金本位过度！这不容易！但是这个方向，不能变！”朱由检进一步明确的给出了自己的经济建设的思路，此时不是后世，大明帝国作为这个星球最为强大的一个经济体，有能力决定自己的经济体制！
在货币史上，银比金更早地充当本位货币。 ＇＇o但在充当货币商品方面，黄金远胜于白银。西方国家随着经济的发展，银本位制先是过渡到金银复本位制，19世纪20年代后又为金本位制所取代。到了19世纪末，随着白银采铸业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白银价值不断降低，金银之间的比价大幅度波动，影响了经济的发展。除了中国以外，各国先后放弃了银本位制。
银两本位是以白银重量“两”为价格标准，实行银块流通。
银币本位则是国家规定白银为货币金属，并要求铸成一定形状、重量和成色的银币；银币可以自由铸造成和自由熔化；银行券可以自由兑换银币或白银；银币和白银可自由输出或输入，以保证外汇市场的稳定。
在我国货币史上，白银自汉代已逐渐成为货币金属，到明代白银已货币化，中国真正成为用银之国。但实行的是银两制，以金属的重量计值，属于称量货币制度，没有踏进货币制度阶段。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颁行《币制条例》，正式采用银本位，以“元”为货币单位。重量为库平七钱二分。成色是90％。名为大清银币。但市面上银元和银两仍然并用。辛亥革命后，于1913年公布《国币条例》，正式规定重量七钱二分、成色89％的银元为我国的货币单位。“袁大头”银元就是这样铸造成的。但银元和银两仍然并用。1933年3月8日，国民政府公布《银本位币铸造条例》规定，银本位币定名为“元”，总重26。6971克，银八八、铜一二，即含纯银。493448克。银本位币每元重量及成色。与法定重量、成色相比之下公差不得超过0。3％，并规定一切公私交易用银本位币授受，其用数每次均无限制。同年4月，国民政府实行“废两改元”，发行全国统一的银币——“孙中山头像”银元。1935年国民政府又实行所谓币制改革，宣布废止银本位。
十九世纪后期，世界白银产量猛增，是白银市面价格发生剧烈波动，呈长期下跌趋势。白银价格的起伏不稳，加之体重价低不适合巨额支付。因而不同国家先后放弃银本位制。
自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遣使臣托梅。皮雷斯（o prs）抵达广州以后，欧洲商人相继扬帆东来。欧洲、美洲与中国的直接贸易从无到有，逐渐发展到了可观的规模。中国对外贸易由于获得广阔的新市场而急剧扩张，其内容也在相当程度上发生了质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巨额海外白银流入中国，加快了中国自然经济转向货币经济的步伐，对中国银本位和货币财政制度的确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代中国与美洲间的贸易航线起点是福建月港（今龙海海澄）、厦门和广州等地，以马尼拉为中转口岸，终点在墨西哥阿卡普尔科（aapo）；澳门则扮演了中欧贸易枢纽的角色。
1565年，西班牙海军将领米盖尔。洛佩斯德利雅实比（ opasp ）率舰队自墨西哥出征菲律宾；1571年在马尼拉建立殖民首府；1585年设都护府，归新西班牙总督区（今墨西哥、中美洲、加勒比地区）遥领。当时菲律宾群岛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本地物产甚至难以维持殖民当局开支，利雅实比给新西班牙总督的报告就称殖民当局能从当地所得的“唯有肉桂而已”。而中国所产手工业品价廉物美，在欧、美及南洋各国素负盛誉。菲律宾殖民当局欲获资本原始积累之利，唯有从事对华转口贸易一途，甚至日用消费品也不得不就近仰仗中国供给。在菲律宾立足甫定，西班牙人就于1575年从马尼拉派遣两名传教士和两名军官前往漳州，希望与中国缔结商约。为吸引华人来菲移垦经商，殖民当局也对华人商旅、华货采取了一些保护、奖励、优待措施。
在此前后明军御倭战争亦进入最后阶段。 至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自嘉靖二年（15年）“争贡之役”（注：嘉靖二年（15年）六月，日本左京兆大夫内艺兴遣倍宗设抵宁波；未几，右京兆大夫高贡遣僧瑞佐偕宁波人宋素卿亦至。由于宋素卿贿赂宁波市舶太监赖恩，宴会时得以坐在宗设上座，其货船虽然后至，但先于宗设货船受检。宗设怒杀瑞佐，焚其船只，追宋素卿至绍兴城下，沿途劫掠而去，明备倭都指挥刘锦、千户张镗战死，浙中大震，史称”争贡之役”。事后，给事中夏言奏倭祸起于市舶，乃裁闽、浙两市舶司，惟存广东一处。）以来荼毒中国沿海多年的“倭患”平息，为隆庆元年（1567年）福建巡抚涂泽民上疏开放海禁，准贩东、西二洋，明廷重开中断四十余年的海外贸易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前提。
“圣巴勃罗号”从菲律宾返航美洲，从而开辟了墨西哥与菲律宾之间的往返航线。1574年（万历二年），两艘马尼拉大商帆满载中国丝绸、棉布、瓷器等货物驶向墨西哥阿卡普尔科，标志着著名的马尼拉大商帆贸易正式投入运营。马尼拉——阿卡普尔科贸易线活跃于1574年至1815年，历时240年之久。受马尼拉贸易厚利吸引，福建漳、泉二州商人纷至沓来。隆庆五年（1571年）马尼拉殖民首府建立之初，华人仅有150多名。万历十年（1582 年），龙其虑总督在马尼拉市区东北部巴石河畔开设了专门的华人社区——八连（paran）。1589年8月9日，菲利普二世训令菲律宾总督，准许对中、葡、日等国商人输入的粮食、军需品、军需品制造原料等物资予以免税待遇，进一步刺激了中菲贸易的发展。到16世纪90年代，马尼拉华人数目已达二万余人，而包括军队在内的西班牙人仅有2000名。关于对华贸易的重要性，1595…1603年间任菲律宾最高法院院长、代理总督的安东尼奥。德。莫伽（anonoa）感叹道：“倘若没有中菲贸易，菲律宾群岛便无法维持。”依靠对华转口贸易， 马尼拉成为亚洲最大贸易中心之一。
这些上个世纪的东西，朱由检可以用更为准确的经济学语言去跟侯侚分析，同时，旁听的范景文，周延儒和温体仁，王承恩和曹化淳，都受益良多！
众人一方面清楚皇帝又开始将心思扑在大明的国事上面了，另一方面不得不感叹皇帝的博学多才！尤其是王承恩，王承恩越是跟皇帝成天在一起，越是搞不懂，皇上的这么多远见卓识，都是怎么来的呢？（未完待续……）
第0804章 一条鞭法
朱由检只能够从大明的历史，来对几个经济学概念匮乏的朝廷阁臣进行教育，皇帝并不是一个老师，但是对于这几个现在他的最重要的助手们，朱由检又不得不说的详细一些，否则，没有办法让他们了解经济学，没有办法了解经济，货币，以及这些的关系，和这些的发展方向，这是一个十分抽象的概念，并不容易用语言表述清楚！
朱由检无疑是一个非常有耐心的老师，在跟郑月琳耳鬓厮磨了一番之后，朱由检又恢复了自己的热诚，恢复了自己想要将大明带入这个世界的政治经济核心的理想！
不管一个国家强大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最终控制整个世界的，永远不可能是武力！只能够是通过经济，通过货币，辅助以武力！
此外1580年，西、葡两国合并两艘澳门商船，根据合并时订立的《八项和平条款》，原葡萄牙各属地（包括澳门）可以自由地同西班牙各属地（包括马尼拉）贸易，西班牙各属地则不拥有对等权利。，ww︽w。2，w∧ww。23√wx。co≥两艘澳门商船于当年抵达马尼拉，澳门——马尼拉航线投入运营。澳门至马尼拉的葡船装载的货物以中国货为主，其次是日本、印度产品；返程时装运的绝大多数是白银。1610年，横行南海的荷兰人与西班牙人达成妥协，转向抢劫中国商船，仅1617年一年就有11艘中国商船在南下马尼拉途中遭到荷兰人劫掠。南下菲律宾的中国商船帆樯日稀，澳门——马尼拉贸易则迅速扩大，1619…1631年间几乎独占了中国和马尼拉之间的贸易。
输入马尼拉的中国货物有生丝、丝织品、天鹅绒、绫绢、绸缎、棉布、麻织品、珠宝、工艺品、钢铁锡铅制品、硝石、火药、食品、家禽、家畜等。尤以纺织品为大宗。由于西属美洲市场需求甚殷。中国丝织品和棉织品很快跃居马尼拉大商帆输往美洲货物榜首。并一直保持到大商帆贸易的终结。直至18世纪末，中国丝绸等商品仍占墨西哥进口总值的63％。对华贸易的兴盛，使太平洋贸易量一度超越大西洋贸易，这从贸易投资方向可见一斑：1618…1621年间，美洲投入对欧贸易资金为150万比索，而对东方贸易资金为165万比索。
早在周代中央财政“九赋”之中的“关市之赋”已经征收帛布，但直到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已相当发达的唐、宋以后，各朝仍以实物为正赋。货币收入在国家财政收入中依然只占小部分。直至明代推行一条鞭法，白银成为正赋，财政制度才发生了根本转变，其中对外贸易在这一转变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首先对外贸易的发展，直接增加了政府的货币收入。在明初朝贡贸易中，明政府对外国贡船夹带的私货一律免税，加之回赐一般大大超过贡品价值，朝贡贸易对明朝财政实际上是一种负担。其后，朝贡贸易日趋衰落，民间贸易兴起。弘治、正德年间。明政府对民间贸易进口货物实行“抽分”制度，抽取一定比例的货物作为进口税。至迟到万历初年。各通商口岸已先后对入口番货改征货币。尽管走私猖獗，入口货物“其报官纳税者，不过十之一二”，但官府舶税收入仍然相当可观，仅福建漳州府海澄县一个港口，万历二十二年舶税收入就达2。9万余两。在某些对外贸易发达的地区，对外贸易市舶收入甚至成为当地财政的支柱。自正德以来，广东文武官员俸禄已多以市舶收入代支。嘉靖初年废广东市舶司后，自两广巡抚以下当地各级官员屡屡上疏请求重开，所持论点即是粤中公私诸费多资市舶商税。
更为重要的是货币制度与财政制度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中国迟迟难以确立先进的货币财政制度，与钱荒的影响不无关系。明代巨额对外贸易顺差消弭了困扰中国数百年之久的钱荒，从而间接推动了货币财政制度的确立。
唐代税收兼用钱币和谷帛，而穆宗长庆年间户部尚书杨于陵针对钱荒提出的对策之一就是‘今宜使天下两税、榷酒、盐利、上供及留州、送使钱，悉输以布帛谷粟‘，实质上是企图以财税制度的倒退来减少对钱币的需求，从而缓解钱荒。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