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武器-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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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抓住读者。”
杨文峰又点点头。王媛媛把手一摊，“你看，会议上大家都想到了你，当初调你进入编辑部就是要借助你国际知识的专业。现在你看怎么样？该怎么入手？”
杨文峰嘴巴微微张开，不知道说什么好。王媛媛看到杨文峰的样子，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杨文峰这时才开口。
“台湾陈水扁再过几个月就要修宪，北京军委主席易人，虽然现任军委主席没有改变前任的强硬调门，但大家都知道，资历还欠缺的现任军委主席绝对不敢动用军队对付台湾，另外，北京过去一年也渐渐降低了压制台湾的调子，本来陈水扁答应修宪不涉及国旗、国号等敏感议题的，现在却又在蠢蠢欲动。如果台湾在陈水扁策划下，制定与‘一个中国’背道而驰的新宪法，而且在2008年乘中国奥运会无暇顾及台湾之时实施新宪法，那么未来两年两岸之间必定剑拔弩张！这也就是说，你们的决定是对的，我可以在报纸开办一个专栏，系列跟踪报道台海局势，标题就叫‘台海必有一战’，你看如何？”
王媛媛微微张了张嘴巴，忍不住向杨文峰投来赞赏的媚眼。王媛媛对杨文峰一直有种说不出的感情，有时觉得他傻乎乎，有时觉得他普普通通，可是有时又突然觉得他很有深度，又或者有些神神秘秘。这时，采编一组的小吕敲了下门，喊道：“杨文峰的电话。”
杨文峰拿起桌子上的电话，按了闪着红灯的那条线，“您好，《南方周报》，我是杨文峰。”
电话那边没有讲话，先咳嗽了一下才说：“小杨呀，是小杨吧，啊，是呀，我是……对，听出来啦，对，我是你周伯伯。嗯，不好，我现在在公安局，增城市新塘镇的公安局，啊啊……”
杨文峰对着电话讲了好一会才放下，王媛媛看着他为难的样子，关心地问出了什么事。
杨文峰说，周伯伯在广州郊区的新塘镇被公安局扣起来了，周伯伯打电话让我带五千块钱去领他出来。
王媛媛迷惑地看着杨文峰，“你说的周伯伯就是……”
“不是他还是谁，我能有几个周伯伯。”杨文峰数落道，“这个老顽童，七十多岁的人了，还坐不住，每年利用过来广东避寒的机会走街串巷，搞什么社会调查。常常为我惹麻烦呢！”
王媛媛吃惊地张着嘴巴，她真担心自己激烈的心跳声会从张开的嘴巴传出来。她快速地思考着，手心被汗湿透。
就在看到杨文峰准备出门了，才回过神来，立即站起来，拿起外套，“我和你一起去！”两人刚刚走出门，王媛媛又想起来，说，“叫上梁科长吧！”杨文峰说这是好主意，王媛媛边走边用手机拨通了梁科长的手提电话。
三个人在公安局楼下会合，然后两部车一前一后向新塘镇开去。梁科长听说是地方公安派出所竟然扣留了杨文峰口中的周伯伯，很是不解，也有些紧张，于是也不管那么多，打开了车顶上的警报器，一路呼啸。杨文峰坐在王媛媛本田车里紧跟其后。虽然路上的车对于这一前一后呼啸而过的车队不屑一顾，但杨文峰还是透过车窗玻璃看到站在路边的大部分盲流都回过头来肃穆地盯着自己的车看。
半个小时不到，两部车已经停在新塘镇西城派出所门口。看到省里公安厅的警车驾到，派出所所长有些紧张，连忙把三人迎了进去。梁科长被所长请进办公室，杨文峰和王媛媛则被带到一间会议室模样的房间。
王媛媛看到一个七十多岁老头腰板挺直地端坐在那里，杨文峰快步走过去，握住老人的手：“周伯伯，您没有事吧？”
被称为“周伯伯”的老人慈祥地笑着，摇摇头，“没事，没事！”
杨文峰有些抱怨地放开他的手，说：“您呀，怎么总是这样，要是真出事那可怎么好？”
“不会的，不会的。在我们的国家怎么会出事？能出什么事？”老人说着，用随身带的手帕擦掉嘴角的口水。杨文峰这才想起介绍王媛媛。周伯伯站起来，握着王媛媛的手，边打量边赞道：“这就是你说的姑娘，好好，果然不错。标致得很呢！”
王媛媛也不知道杨文峰都给周玉书讲过什么，有些不好意思起来，忍不住回头假装狠狠地盯了杨文峰一眼，杨文峰笑了笑。
王媛媛乘机打量起老人，老人比自己还矮半个头，然而腰板挺直，精神抖擞，满面的皱纹和慈眉善眼都流露出亲切的样子，然而老人握自己的手有些微微发抖。
“这次您又在搞什么调查，周伯伯，我说您就不能够休息休息？”杨文峰佯装生气地说。老人笑呵呵地并不介意，“这次呀，我是调查广东地区的传销活动。”老人边说边在口袋里翻找纸片。杨文峰挥了挥手，“周伯伯，您就留着您的调查结果吧，我都告诉您啦，这样的调查都有很多登在报纸杂志上，您却偏要自己去搞。”
“自己做的才最真，才有意思。”周玉书老人认真起来，杨文峰一看老人严肃起来，也就打住话题。三人又闲聊了十几分钟，梁科长和派出所所长走进来，所长连连道歉说是误会，并客气地送三人下楼。
这也是梁科长第一次见到国家安全部情报局退休局长周玉书，他眼睛里露出了复杂的眼神。对老人，他并不陌生，事实上，在整个中国政法系统里，谁没有听说过周玉书，谁又不知道一两个老人传奇的事迹？
车回广州后，梁科长先开车离开。杨文峰和王媛媛开车送周玉书到下榻的广东省国家安全厅环市东路招待所。一路上老人兴奋异常，对坐在旁边的杨文峰叽叽嘎嘎说个没完，还不时翻出口袋里的小纸条以及手提袋里的笔记本，告诉杨文峰自己对广东地区传销行业的耳闻目睹。王媛媛从倒车镜里看着这个老小孩认真的样子，觉得又好笑又失望。但瞥见杨文峰一本正经的样子，她也就不说什么。车快到招待所时，老人说：“我发现，这传销业还真像情报机关发展组织呢，特别是国家禁止传销业后，广东的传销业转入地下，一个个都好像秘密组织，组织机构盘根错节，管理严密。”杨文峰听后哈哈大笑起来，周玉书也笑了，老人一笑，口水鼻涕都流出来了，于是又掏出手帕擦脸。开车的王媛媛也礼貌性的笑了两声。
一切安排好后，杨文峰说“明天过来看您”，然后和王媛媛离开了。
送杨文峰回宿舍的路上，王媛媛看到杨文峰一言不发，于是边开车边伸手过来安慰他。
“文峰，不开心？”
“今天有点烦。”
“其实，”王媛媛安慰道，“人老了就是这样，我也没有想到你的周伯伯竟然被一个小小的公安局派出所扣押起来……”
“你说什么呀，”杨文峰侧过头来，“我不是为周伯伯的事烦。周伯伯没有什么事呀，他老人家就这么个老顽童，退休后不想停下来，就搞什么社会调查。特别是老伴去世后，他不愿意住在北京，而且一刻都不想停下来，过去几年他靠自己搞一些力所能及的社会调查，从南方妓女卖淫，到赌博，再到现在的传销，什么都搞！”
“可是，他自己提个小袋，抓几张小纸片，能搞什么调查？不是浪费时间？七十多岁了，搞不好就随时在路上出事了。”
“你说得是！”杨文峰皱眉道，“下次我无论如何要让他带上手提电话！”
“文峰，我刚刚听到你们在车上说到他的调查时，你倒挺认真的，你是假装认真安慰老人吧？”“那怎么会呢？”杨文峰心有所思地答道。“可是，文峰，”王媛媛说，“你不得不承认，他的那些调查，广州任何一份小报上都有呀。”“不错，”杨文峰说，“他每天靠这种原始的方式搞调查，据我所知，他所收集的资料从来没有什么与众不同。可是，哎，怎么说呢，你没有明白，哪怕是再普通的资料，在不同人的眼里，能看出不同的问题，归纳出不同的结果，起到不同的效果。”王媛媛不解地转头看着杨文峰。杨文峰想了想说，“我举个例子吧。周伯伯完全退下来后做的第一个社会调查就是关于赌博。你知道周伯伯在位时控制着全世界只要有华人参观的所有赌场的情报布线，更不用说澳门了。按说他老人家对于中国人的赌性和世界赌场华人赌博情况的了解无人可以出其右吧。其实不然，周伯伯在退休后靠自己两条腿走了很多地方，而且靠自己的眼睛观察了很多赌博现象，例如有一次他为了研究中国人打麻将的习性，他半夜三更从一栋居民楼换到另一栋居民楼，然后在楼下站在那里听楼上有多少起麻将声。一年之后，他写出了自己对于赌博的一些建议。这些建议后来被中央高层认真考虑。当时中央也在苦恼改革开放以来，每年几百亿的赌资随着中国游客流到美国、东南亚、澳洲和澳门等地。而且正在考虑是否开放海南特区作为开赌区。周伯伯的报告上去后，中央立即有了主意，首先决定，督促澳门开放赌权，使得美国等外国人可以到澳门设立赌场，打破了澳门由一个何姓赌王垄断开赌牌照的局面……”“这么厉害？”王媛媛吃惊地问。“不错，就是这么厉害。其实周伯伯用自己耳朵听到，用眼睛看到的东西都是我们每天耳闻目睹的，没有什么奇特之处。然而这些资料到了他的脑袋中，就产生了不同的结果。”“真是火眼金睛！”王媛媛叹道。看到杨文峰又沉默下来，王媛媛紧接着问，“对了，你心情不是老头弄坏的，那是为什么？”“我担心昌威那孩子，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杨文峰这才长长叹了口气。“昌威怎么了？”王媛媛担心地问。“哎，”杨文峰又叹了口气，摇摇头，把自己的担心一五一十说出来。听完杨文峰的担心后，王媛媛还是没完全闹明白。这时车已经停在汇侨新城杨文峰公寓前，王媛媛说，自己想留下来陪陪他。杨文峰点点头。上楼后一进房门，王媛媛就把温柔的嘴唇贴上来亲吻他，然而当她感到杨文峰在自己的温柔嘴唇下仍然满腹心事的时候，停了下来。她想让杨文峰开心，于是问他自己是否可以看一下那些让他烦恼的信。杨文峰把李昌威过去几封信都拿出来给王媛媛看，最后把昨天收到的信也从口袋里拿出来。王媛媛边看边听杨文峰在旁边不时的插话。
舅舅：您好！我已经离开垃圾场一个月了，由于到处打零工，居无定所，所以也就没有给你写信。今后如果还有这样的情况，如果我无法给你写信报平安，你就只当我一切顺利。我已经完全可以照顾自己了。我发现出门在外，比读书上学时成长得快几倍。其实如果我们知道门路的话，可以更早离开，有很多民工集中的地方都有不少有用的消息，只是我们不知道在哪里。离开垃圾场时，好多垃圾场的孩子过来牵着我那条还剩下的右臂依依不舍，让我好难过。我粗粗估算了一下，全中国这种靠城市垃圾为生的农村人口不下七十万，这还不包括那些收垃圾的民工。这五十万垃圾居民为了第一时间从城里运出的垃圾中找到有用的东西而基本上都得住在垃圾场附近甚至垃圾堆中。我觉得生为农村人，能够艰苦点住在垃圾中挣一份固定的钱未尝不可，可是我一想到那些孩子，心里就不好受。仅仅我们这个垃圾场就有几十个孩子是长年生活在垃圾堆中的，有少数长到四五岁还从来没有离开过垃圾。他们的父母总是乐观地对我笑着说：没有什么，好在城里人生活水平高，这些年，也没有亏待我们。垃圾里什么都有，我们的孩子从玩具到牛奶瓶子样样不缺！可我心里还是难受。离开的时候，我写了一首小诗，我还读给那个从来没有离开过垃圾场的五岁小女孩听。我现在读给你听：
垃圾之歌：
从呱呱坠地，我们就生活在这里，这里什么都有，我们丰衣足食。
东边是垃圾，西边也是垃圾，我们成长在垃圾堆里，我们丰衣足食，我们无忧无虑。
垃圾堆外面是什么，垃圾外面还是垃圾，我们生活在垃圾世界里，整个世界，都是一堆垃圾！
我念完诗，那个小女孩眼睛睁得大大的，那眼睛真好看。那眼睛让我想起了我初中时的同桌……不过她显然一点都没有听懂，我好气馁。我决定今后再也不写诗了。舅舅，你一定不觉得可惜，你从来没有评价过我写给你的诗。我不再写诗了！我们几个人离开垃圾场时，几乎每个人都穿上了新衣服，而且我们也像城市人一样把我们的行李主要是铺盖塞进了大行李箱，那是我们在垃圾堆找到的行李箱。小柱子最先找到工作，他是我们里面身体最强壮的，他在劳务市场只站了两个小时，就被浦东第六地产开放公司的包工头带走了。听说包吃包住，一个月还有六百块，我们羡慕死了。可是问题是他们三个都没有他强壮，人家不要。至于我，包工头们根本没有看第二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