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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冰心传-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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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怡萱一样夭逝的女孩子,还有《庄鸿的姐姐》中的未曾出场的女主角,也就是“我”的弟弟的同学庄鸿的姐姐。这篇小说开始的时候,她已经去世了。去世的原因完全是由庄鸿倒叙出来的,一个小学教员的家庭,供不起姐、弟两人都上学,虽然庄鸿的姐姐有着优异的才质,只因是个女孩子,自然要给弟弟让路了,失去了希望,心情抑郁,终日劳碌,没有几年就死了。
冰心对这些有才能,有志气,但是因为家境贫寒不能深造的女孩子,充满了同情,但也没有什么解决问题的办法,她只能通过庄鸿的嘴,无可奈何地喊出了:“我不明白为什么中交票要跌落?教育费为什么要拖欠?女子为什么就不必受教育?”
被封建家庭摧残的青年,除去象颖石颖铭兄弟及怡萱那样被禁锢于家庭牢宠之中的情况以外,绝大多数女青年,倒是更面临着被封建婚姻迫害的命运。这是摆在五四时代女性青年知识分子面前的,最为切身也是最为尖锐的问题。
有多少有理想、有抱负、有聪明才智的年轻姑娘,被封建家庭,用包办婚姻这条绳索,毁灭了前途,甚至毁灭了生命。只要有年轻姑娘的地方,就会发生这样的悲剧。冰心生活在一个尊重女儿、爱护女儿的民主化的家庭里,不会遇见这类问题,但是,许多发生在同辈女孩儿身上的类似的悲剧,却使冰心触目惊心。她很同情遭到这种命运袭击的女性,在她写的短篇小说《秋风秋雨愁煞人》里,就写了三个年轻的女性,她们是同窗好友,都有相似的理想和抱负,但是一个过早地病逝,另一个名叫英云的,本是一个道德、学问都极其卓越的姑娘,志向很远大,性格很清高,接受了“五四”时期的新思潮的影响,很想在青年时代为国为民做一点事情。她又长得极美,有一种超群旷世的风度,所以深得女同学们的喜爱。但是,在她高中毕业的前一年,正当她幻想着要继续深造,好好研究一些高深的学问,以便将来更好地试试身手,为社会服务,并用此正大光明的手段,来赢得人们的敬重的时候,她的见识浅薄的父母,却执意地把她许配给了她的表兄作妻室,因为她的姨父——她未来的公公,是个司令,家里极其阔绰,英云的父母便以为女儿的终身有托,将来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所以根本不征求她本人的意见,就把她许配出去了。不料英云却是一位很有见识的女性,她对那种官僚家庭很看不起,对那种成天用打牌、听戏、赴宴会等等打发光阴的生活方式十分反感,对那种婢媪成群,车马呼拥的气派,一点儿也不羡慕,觉得过这样的日子比囚徒生活还要难受。
尤其是对于那位即将成为她的丈夫的表兄,他身上那种高等游民、绔袴公子的习气,丝毫不求上进的劣根性,更是难以忍耐。然而,面对着两个顽固的封建家庭,一个弱女子又有什么办法可想呢?本来极有理想、极有才干的英云,最终还是顺从了封建家长的安排,她只能写信给她的同窗好友——作品中的第三个女孩子“冰心”,凄惨地告诉她:“我心中满了悲痛,也不能多说什么话。淑平是死了,我也可以算是死了。”
但是最使冰心同情的,恐怕还是那些学有专长却报国无门的青年知识分子们。他们到英美等国去留学,学成后都兴冲冲地回到祖国,想干一番事业。但是,他们发展实业的种种计划,都不约而同地被官僚机构碾成了粉末。上面的总长不停地更换,技术干部如果在人事上没有后台,就会变成宗派倾轧的牺牲品。国家的这种现状,好比一瓢瓢冷水,相继泼洒到他们赤热的心头,使得他们的心逐渐地变为死灰。这种现象引起了冰心的注意和深思,她为此而写出了《去国》这篇小说,发表在1919年11月22日至26日的《晨报》上。
小说的主人公英士,是个学习成绩优秀的留美学生,有真才实学。回国以后,想干一番事业:“中国已经改成民国了,虽然共和的程度还是幼稚,但是从报纸上看见说袁世凯想做皇帝,失败了一次,宣统复辟,又失败了一次,可见民气是很有希望的。以我这样的少年,目前少年时代大有作为的中国,正合了‘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那两句话。我何幸是一个少年,又何幸生在少年的中国。”
但是,社会的现状与他的希望之间存在着太大的距离,他虽然怀抱着科学救国的雄心壮志,但却不愿意奴颜婢膝,不愿意卷入社会上那种污浊的漩涡。他又没有改变现状的能力,最后只有“去国”这一条道路可走,又回到美国去了。当他下了这个决心的时候,痛苦地说到:“可怜啊!我的初志,决不是如此的,祖国啊!不是我英士弃绝了你,乃是你弃绝了我英士啊!”
这些充满了理想,奋发有为的一代青年人,他们正值青春勃发的美好时刻,展现在他们眼前的社会现实,却是充满了问题的,纷繁复杂的人生,这里有的是新与旧的冲突,革新与保守的矛盾,民主与封建的斗争。
那么,应该怎样解决这些问题、矛盾、冲突和斗争呢?
在短篇小说《世界上有的是快乐……光明》里,那个十九岁的青年主人公凌瑜,就面临着这样一种严肃的抉择。
这是一个被五四运动的新思潮唤醒了的年轻人,他愿意抛弃过去的“独善其身”的志趣,而担当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重任。他鼓起了勇气,满怀着热情,努力地奔走,想要唤起国魂,抵御外侮,拯救苦难的众生,好好地干一番为国为民的事业。
然而,学生们的爱国行动,总是受到反动当局的镇压。国事是一天比一天更糟,外侮是一天比一天更烈。凌瑜既不愿意袖手旁观,又确实是无能为力,这使每一个关心国事的热血青年,都会感到十分的烦闷和苦恼,凌瑜当然也不会例外。但是,怎么办呢?
凌瑜思前想后,最后,终于找到了一条摆脱苦闷的道路,也是无可奈何的方法,这就是——自杀。
但当他佇立海边,准备跳进蔚蓝的大海的时候,忽然听到了身后响起的娇美的童声——有两个美丽的孩子,正在沙滩上玩耍,他们唱着优美动听的歌儿,并送给凌瑜甜蜜的微笑。
这两个孩子的形象,立刻软化了凌瑜的心灵,当他们看到了凌瑜的痛苦的面容时,就用两颗纯洁童贞的心灵来安慰他说:“先生!世界上有的是光明,有的是快乐,请你自己去找吧!不要走那一条黑暗悲惨的道路。”
冰心解决凌瑜生死问题的法宝是“童心”,她把孩子当作天使来膜拜。——童心不仅驱散了凌瑜心中的阴翳,把他从死亡的边缘拯救了出来,童心还使他的内心发生了剧变,升腾起了庄严华美的感情。
但是,难道童心就能解决社会上的问题、矛盾、冲突、斗争吗?
读者可能这样自问,也可能询问开出这一治疗社会痼疾药方的冰心。
然而,冰心对于童心的爱慕和崇拜,不仅表现在这篇小说中,以后还要反复地表现、阐述和咏唱。
走出了家庭,走入了社会的冰心,面对着摆在面前的种种社会问题,开始了沉思和探索,在不断思索的过程中,仿佛就告别了少年时代的那种浑浑噩噩的欢快情绪,而渐渐地成熟了,拥有了聪慧的青年人难以排遣的那种忧郁和苦闷的情绪。
这种忧郁和苦闷,表现了她对社会现状的不满。正如她在一篇名叫《一个忧郁的青年》的小说中,借用小说中的人物彬君之口所说的那样:“从来我们可以说都是小孩子,无论何事,从幼稚的眼光看去,都不成问题,也都没有问题。从去年以来,我的思想大大的变动了,也可以说是忽然觉悟了。眼前的事事物物,都有了问题,满了问题。”“世界上一切的问题,都是相连的。要解决个人的问题,连带着要研究家庭的各问题,社会的各问题。要解决眼前的问题,连带着要考察过去的事实,要想象将来的状况。——这千千万万如乱丝的念头,环绕着前后左右,如何能不烦躁?”
作为当时女性青年知识分子代表人物之一的冰心,她在自己的小说里,所提出与反映的问题,都是那时的青年男女非常关心、非常切身的问题,特别顺应时代的潮流。因此,这位不满二十岁的女作家的“问题小说”,就在青年读者与知识分子读者群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有的留学生看了她的《去国》,立刻给发表这篇作品的《晨报》,写来了题为《读冰心女士的〈去国〉的感言》的文章①,文章倾诉了他的所感,所见,所闻,都如小说中的人物英士一样,有着类似的感慨和苦闷。正因为这篇《去国》提出的问题普遍存在于社会,所以该文作者十分痛切地说道:“对于这篇《去国》,我决不敢当它是一篇小说,我以为它简直是研究人才问题的一个引子。”
……………………
①载1919年12月4日《晨报》
她的《斯人独憔悴》,被学生剧团改编成话剧,在北京的舞台上演出。因为许多生活在封建专制家庭之中的青年,都有颖石、颖铭兄弟的感受。
这样热烈的反响,是冰心本人未曾预料到的。她是一个心地纯正的青年,只是为了写出所见、所闻、所感、所思,为她同时代的青年、妇女、知识分子一吐心中的积郁,就得到了同时代人如此强烈的共鸣,这使年轻的冰心很高兴。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纪念《晨报》创刊一周年的特刊上,她的文章《晨报……学生……劳动者》,竟然能够与“五四”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们,同时又是鼎鼎大名的名流学者们,如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周作人的文章,并列在同一个版面上,因而觉得非常荣幸。
她的小说得到了共鸣、欣赏和赞扬,但也有人发出了疑问,有人说她“何苦多作悲观语,令人读之,觉满纸秋声”。也有人在报刊上写文指责说:“有个朋友在《晨报》上,看见某女士所作的《斯人独憔悴》小说,便对我说只晓得痛恨,是没有益处的,总要大家努力去改良才好。”
对此,冰心专门写了《我做小说,何曾悲观呢?》①一文,说明自己创作小说的目的:
我做小说的目的,是想要感化社会,所以极力描写那旧社会旧家庭的不良现状,好叫人看了有所惊觉,方能想去改良,若不说得沉痛悲惨,就难引起阅者的注意,若不能引起阅者的注意,就难激动的悲惨到十倍的呢。
她还针对上面提到的“痛恨”与“努力改良”之说,解释道:这“痛恨”和“努力改良”,便是我做小说所要得的结果了。这样便是借着“消极的文字”,去做那“积极的事业”了。
一旦以“问题小说”步上了文坛,冰心就再也难以收拢自己的步伐。用这位年轻的女作家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写得滑了手,就一直写下去。”②“我写东西,写得手滑了,一直滑到了使我改变了我理想中的职业。”③
之后,冰心把眼光逐渐地放远放宽,从她身边的青年、妇女、家庭、知识分子等问题,逐渐地扩大到了更为广阔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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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载1919年11月11日《晨报》
②冰心:《从“五四”到“四五”》
③冰心:《回忆“五四”》,写于1979年3月2日。
在此之后不久,冰心又写作了一系列有关兵士生活与反对军阀混战的作品。上面已经说过,冰心童年的时候生活在海边,她对那些与她父亲朝夕相处的海军军官与水兵,是很熟悉的。这些慈爱憨厚的大朋友,与她热爱、眷恋的大海,与她童年时代的幻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正如她自己在《我的童年》①一文中所说的那样:“我的游踪所及,是旗台,炮台,海军码头,火药库,龙王庙。我的谈伴是修理枪炮的工人,看守火药库的残废兵士,水手,军官,他们多半是山东人,和蔼而质朴,他们告诉我以许多海上新奇悲壮的故事。”每逢回忆起这些人,冰心的心里,都会涌起一股怀念、敬重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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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写于1942年3月27日的那篇。
做为一个善良的海军军官学校校长的女儿,她对那些背井离乡,渴念亲人,过着飘泊不定生活的下级士兵们,充满了同情,她为他们写出了象《一个兵丁》这样的小说。《一个兵丁》里面的老兵,本是一个纯朴憨厚的农民,他日夜为兵营站岗守门,心中却只是思念远在家乡的儿子,他无法解脱渴念儿子的心情,只能憨憨地与住在兵营附近的孩子小玲亲热,这个小玲与他的儿子胜儿同年,他用与小玲亲热、嬉戏的办法,来填补内心的寂寞和怅惘。
在另外的一篇小说《一个不重要的军人》里,冰心又刻画了一个与《一个兵丁》里面的老兵十分相似的下级士兵福和。他原来也是一个极为朴实、厚道的农民,为了生计当了兵,对待同伴,对待百姓,对待不相识的孩子,都象对待自己的哥哥、嫂嫂、侄儿一样地忠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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