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抗战悍将-第40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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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刚听说，又有数百名已经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被拖出安全区枪毙了。其中有50名安全区的警察也要照军法执行处决，据说是因为他们放进了中国士兵。通往下关的中山北路上横尸遍地，到处是遗弃的武器装备。中国人放火烧了交通部。招江门被炮火打得干疮百孔，城门前到处是成堆的尸体。日本人不愿意动手清理，而且还禁止我们组织所属的红卍字会进行清理。我们估计可能是要在枪毙那些已经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之前，先强迫他们来清理。我们欧洲人简直被惊呆了！到处都是处决的场所，有一部分人是在军政部对面的简易棚屋前被机关枪射杀的。”
“后院里响起了日本士兵的砸门声。见佣人不开门，几个日本士兵就在院墙边探头探脑，看见我突然打着手电筒走了过去，他们立即就一溜烟地跑掉了。
我们打开大门，跟在他们后面走了一段距离，直到他们消失在一个黑黢黢的巷子里，这个巷子的下水道里3天来也已经塞满了好多具尸体。见此状况，人们不禁恶心地浑身颤抖。在院子里，许多妇女和儿童瞪着惊慌失措的双眼沉默地相互依假在一起，一半是为了相互取暖，一半是为了相互壮胆。他们大家的希望是，我这个洋鬼子能驱赶走凶神恶煞！！”
12月17日两个日本士兵爬过院墙，正打算闯进我的住房，看见我出现后就为自己的闯入找借口，说是看见有中国士兵爬过院墙。我把我的党徽指给他们看，于是他们就从原路又退了回去。在我院墙后面小巷子里的一所房子里，一名妇女遭到了**，接着又被刺刀刺中颈部。我好不容易弄到了一辆救护车，把她送进了鼓楼医院。我的院子里一共约有200名难民，他们像供奉神祗一样尊敬我们这些欧洲人。只要我们从他们身边走过，他们就跪下来，我们难受得不知如何是好。有一个美国人这样说道：“安全区变成了日本人的妓院。”这话几乎可以说是符合事实的。昨天夜里约有1000名姑娘和妇女遭**，仅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一处就有100多名姑娘被**。此时听到的消息全是**。如果兄弟或丈夫们出来干预，就被日本人枪杀。耳闻目睹的尽是日本兵痞的残酷暴行和兽行。
我们的奥地利汽车专家哈茨先生同一个日本士兵发生了争执，这个日本人拔出刺刀，但是就在同时被哈茨一记准确的勾拳击中下额倒在地上，他的另外两个武装到牙齿的同伙带着他赶紧溜之大吉。但愿这个胜利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恶果。日本总领事冈崎胜雄昨天要求难民尽快离开安全区，返回自己的住处，有店铺的就重新开业。其实日本士兵已经为店铺的店主们打开了门，城里几乎没有一家商店未被日本人砸开并抢劫。德国大使特劳特曼博士位于萨家湾的房子奇迹般地幸免于难，他的门上有一个用日G写的禁止入内的布告。我的院门上也有这么一个布告，但是尽管如此仍然不断有人光顾。克勒格尔陪我一块儿去了特劳特曼的住所，在回来的路上，他在我的房子后面发现了自己的车，车是昨天他和几个日本军官在旅馆的时候被日本兵开走的。克勒格尔执拗地站在自己的车前，后来车里的3个日本兵说了句‘朋友，你走吧’，把车还给了他。还是这几个日本兵，他们在下午跑到我的院子里，趁我不在的时候开走了洛伦茨的车。我告诉过韩，如果他无法摆脱客人的话，就无论如何必须让我们的客人留下字据。这次他也的确得到一张字据，上面是这样写的：‘感谢你的赠送！日本皇军，K．佐藤’”
“军政部对面一座挖了防空洞的小山丘脚下躺着30具中国士兵的尸体，他们是根据紧急状态法被枪毙的。日本人现在开始清理城市，从山西路广场到军政部已经清理干净。尸体就被**地抛在沟里。”
“12月18日我们原先期望随着最高指挥官的到达能恢复秩序，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愿望并没有实现。正相反，今天的情况比昨天还要糟糕。今天从一大清早我就开始驱赶爬越围墙的日本士兵。有一个日本士兵开始的时候拔出刺刀朝我逼来，但是当他明白过来站在他对面的是一个德国人的时候，他便迅速把刺刀收了回去。只要我本人在家，情况就还过得去。这些家伙们到今天为止对欧洲人还有些尊敬，但是对中国人则不是这样。在总部的时候，不断有人叫我到邻近的遭日本人砸门抢劫的房子里去。从一所已经被洗劫一空的住房里，我撵走了两个日本人。在我和一个日本军官讨论恢复电厂供电的时候，我们一辆停在门前的汽车被抢走了。我们费了很大的劲才把车弄了回来，士兵几乎不买他们的军官的账。一个中国人踉跄着冲进房间，告诉我们，他的兄弟被日本人枪杀了，就因为他拒绝给闯进他家的日本士兵一包烟。”
“昨天有1000名妇女因遭到奸污或家中遭到抢劫逃到金陵大学。昨天晚上贝茨博士回到在金陵大学的寝室，准备在那里过夜，保护这些妇女，但是不论在他自己睡觉的地方还是在大学图书馆，他都没有看见一个宪兵岗哨。
晚上8时，菲奇、斯迈思博士和米尔斯3位先生来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准备在大门边的一问屋子里支床过夜（为了保护这里的3000名妇女和儿童，自12月14日以来，我们中的一些人一直是这样过夜的。人们由于害怕，纷纷逃往这里，这里的人数昨天增加到了4000人），他们遭到了日军搜家小分队的粗暴扣留，被拘禁了1个多小时。
小分队的军官命令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两位女负责人明妮；沃特林小姐和陈女士以及她们的女友特维内姆夫人走出大门，在寒冷中日军士兵对她们推推揉揉。日本军官坚持断言，校内有中国士兵，一定要把他们搜出来执行枪决。最终他还是放菲奇等3人回家，但同时又不允许米尔斯留下，所以后来事情怎么发展我们就无从得知了。”
“12月18日晚上6时，几个日本士兵爬过院墙的时候，我正好回到家撞见了他们。其中的一个人已经脱下了军装，解下了皮带，正企图**难民中的一个姑娘。我走上前去，命令他从爬进来的地方再爬出去。另外一个家伙看见我的时候，正好骑在墙上，我只是轻轻地一推就把他推了下去。晚上8时的时候，哈茨先生和一个日本警官带来了一卡车相当数量的宪兵，他们的任务是在夜间守卫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看来我们向日本大使馆提出的抗议奏效了。我打开位于宁海路5号的委员会总部的大门，将逃到我们这里的妇女和儿童放了进来，这些可怜的妇女和儿童的哭喊声在我的耳际回响了好几个小时。逃到我在小桃园住所的院子里的难民越来越多，现在安置在我家的难民人数已经有300人左右。我的家被认为是最保险的地方。当我在家的时候，情况也的确如此，我会斥责每一个闯入者。但是当我不在家的时候，这里的安全状况就很糟糕。在大门上张贴的日文布告起不了什么作用，日本士兵很少理会布告上的内容，大部分士兵照样爬墙。张的妻子昨天夜里病得非常厉害，今天早晨我们不得不把她再送到鼓楼医院。非常糟糕的是，就连鼓楼医院里的女护士中也有不少人遭到了**。”
“12月19日今天夜里我们房子里很平静。在我们宁海路总部旁边一栋房子的防空洞里有约20名妇女，有几个日本士兵闯了进去，想**这里的妇女。哈茨跳过院墙，赶走了闯入者。广州路83号和85号的一个收容所写来求救信，内容如下：致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南京我们这些签署本信的540名难民被安置在广州路83号和85号，拥挤不堪。
从本月的13日到17日，我们的房子多次遭到三五成群的日本士兵的搜查和抢劫，今天日本士兵又不断地来抢劫。我们所有的首饰、钱财、手表和各类衣物都被抢劫一空。每天夜里都有年轻妇女被抢走，日本人用卡车把她们拉走，第二天早晨才放她们回来。到目前为止，有30多名妇女和姑娘被**。妇女儿童的呼喊声日夜不绝于耳。这里的情况已经到了G言无法形容的地步。请救救我们！”
日记一直记录到了1938年的2月，拉贝先生奉德国西门子公司总部的命令回到德国为止。
1909年，生于德国汉堡的拉贝在27岁时候来到向往已久的中国，他的未婚妻道拉也随后来到北京，他们在北京结为伉俪。他进入了德国西门子工作，先后成为北京、天津分公司的经理。1931年11月，拉贝来到首都南京开拓业务，出任南京分公司经理。他与金陵大学农学院院长谢金声签订了一份协议，由学校建一座集办公与居住为一体的房屋出租给拉贝。房屋位于广州路小粉桥1号，环境幽雅宁静。他的事业蒸蒸日上，周围的居民对他友善热情，拉贝在这里工作、生活得极为愉快。
七。七事变的枪声打破了拉贝宁静的生活。1937年8月，日军开始对南京狂轰滥炸。拉贝正在北戴河休假，他星夜兼程赶了回来。他在院子里修筑了一个防空洞，提供给家里的佣人和附近的居民使用。11月，他和一些西方人设立了一个安全区，希望在南京沦陷的最危险时刻，为难民提供一个躲避的场所。他被推为安全区的主席，拉贝明白自己肩负的担子有多重。他说：“由我出任主席，我不应再有丝毫的犹豫。我一生中最美好的青年时代都在这个国家愉快渡过，我的儿孙都出生在这里，我的事业在这里获得了成功，我始终得到了中国人的厚待。”
安全区内设有25个难民收容所，聚集了近30万难民。拉贝作为非常时期的“执行市长”，面对的困难象千万座大山。他利用自己的纳粹身份，与日军斗智斗勇，与日本领事馆反复交涉、抗议，阻止日军的恣意侵犯和屠杀；他把他租住的院子，设为“西门子”难民收容所，收留了600多个附近的居民，丁永庆、宗有琴、李世珍，当年都在这里得到过拉贝的保护；他在这里写下了著名的《拉贝日记》，记录了日军暴行的500多个惨案；他带领他的委员们寻求国际援助，募集资金，购买粮食和药品，特别是历尽艰辛，从上海搞来了能预防脚气漫延的蚕豆。难民们对他顶礼莫拜，称他为活菩萨。为表达对拉贝的敬意，麦卡勒姆牧师专门谱写了一首《南京难民合唱曲》，歌词幽默中隐匿着辛酸：我们要蚕豆做早饭，我们要蚕豆做午饭……
1938年2月，拉贝应西门子总部要求，返回德国。他把躲在他家养伤的中国飞行员王光汉，扮作他的佣人安全地带到了上海，又护送到香港。拉贝回到德国后，他在柏林马不停蹄作了五场报告，义愤填膺地揭露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他播放了南京红十字会主席约翰。马吉牧师拍摄的日军暴行影片。6月8日拉贝先生写信给希特勒，提交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告，期望德国赶快出面阻止盟友日本仍在继续的非人道暴行。希特勒对拉贝先生的做法非常不满，特别下达了封口令。为此，他受到盖世太保的迫害，并被逮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拉贝因曾是纳粹党员而先后被苏俄和英国逮捕。在证实他没有犯错之后，他在1946年六月被同盟国去纳粹化和释放，生活非常拮据，加上在被关押期间他的身体受到摧残，健康状况非常糟糕。这一次，他是出于自己对中国人的友好和人类的良心，才坚持着到了东京。（注：实际上拉贝先生当时并未被邀请出庭。）
当拉贝先生最后乘坐盟军提供的飞机回到德国的时候，刘建业知道这个老人的生活状况很糟糕，特意为他准备了一个大邮包，里面装满了火腿，腌肉，巧克力还有几大叠的美元现金，用于改善他的生活。
“拉贝先生，我以一个中国人的身份，感谢你在战争期间在南京城里为南京的难民所作的一切。我想，您所作的一切，中国人，特别是南京人是不会忘记的。”刘建业拉着拉贝先生的手说到。
身体状况很差的拉贝先生咳嗽了几声以后，挺直了腰说道：“我只是做了我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人应该做的。我很遗憾，我的力量还不够，没有能够挽救更多的南京百姓。”
“不，拉贝先生，你已经做到了你能力的最大限度。我对您的品格表示深深的敬佩。回到德国以后，如果您的生活有困难的话，只要您把您的银行账号给我，我会每个月给您寄去足够的生活费。我们中国人是不会忘记自己真诚的朋友的。”刘建业说。
“我当时做哪些，只是出于一个人的良知，不是想要得到报恩的。”拉贝先生拒绝到。
“不能这样说，我这样做只是想要帮助我们中国人的朋友，请不要多想。”
“不用了，我的生活还能支持。”说到这里，拉贝先生又咳嗽了起来，脸色也被涨得通红。
“我希望拉贝先生不要拒绝作为朋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