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策-第75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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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共和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在这20年内得到的巨大提升，短短20年共和国成了综合国力最强大的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按美元计算）提高7倍、国民平均实际可支配收入提高11倍、国民消费在国家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增加到68％、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增加到72％，除了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之外，共和国用20年走完了西方国家需要100年，甚至200年才能现代化的道路；但是更加没人否认，人口老龄化问题是共和国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也是唯一无法依靠科学技术、工业生产力、金融资本等表面手段能够解决的问题。
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刺激人口增长的政策，二是和平稳定的内外环境，三是充足的时间。
反思战争的时候，引导民间言论的学者无一例外的提到了人口老龄化问题。
刺激人只口增长的政策不是大问题，早在纪估国执政时期，共和国就调整了施行4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首先鼓励有条件的夫妇养育第二个孩子；赵润东执政时期，生育条件再次放开，不但鼓励有条件的夫妇养育第三个孩子，还为养育第二个孩子的家庭提供财政补贴与福利保障；王元庆上台执政后，虽然没有继续放宽对“三胎”的限制，但是通过提高生育福利保障、义务教育水平、改革高等教育体制等方法，减轻了普通家庭养育第二个与第三个孩子的负担，让更多的家庭有能力养育第二个与第三个孩子。
关键就是后两个必备条件：和平稳定的内外环境与充足的时间。
王元庆第二次当选国家元首，在就职演说中明确提到：共和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最快只能在2055年得到缓解、在2070年得到根本解决；在此期间，共和国不但要坚持科技立国的基本国策、积极推动科学技术进步、提高生产力水平、增强工业竞争力，还需要稳定的国内环境与和平的周边环境。
这句看上去极为简单的话，实际上概括了共和国在2070年之前的发展道路。
坚持科技立国的基本国策不是王元庆提出来的，早在纪佑国执政的时候，共和国就把科技发展放在了国家发展的首要位置上。复合蓄电池、超导电动机、可控聚变反应堆、远程电力传输技术等“电力革命”的基础技术都是在纪佑国执政时期取得成果，并且在生产领域得到广泛应用；推动共和国飞速发展20年的“产业结构调整”也是在纪佑国执政时期得到确定，并且打下了基础。
按照某些民间学者的观点，虽然王元庆在某些方面的成就已经超越了纪佑国，比如推动政治改革、比如彻底铲除日本的威胁，但是从根本上讲，王元庆的成就建立在纪佑国的成就之上，没有纪佑国打下的基础，王元庆不可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
更有一些学者认为，王元庆的改革行动实质上是纪佑国改革政策的自然延续。以备受关注也饱受争论的政治改革来说，随着社会经济日益发展，百姓生活稳步提高，对民主、自由、平等等政治需求逐渐提高，政治改革势在必行。就算王元庆不提政治改革，甚至今后几任国家领导人都不提政治改革，到了某个时期，民众的意愿将超过政府的管制力度，迫使政府进行政治改革。王元庆主动发起政治改革，实际上掌握了改革主动权，而不是在民意的压迫下被动改革。
王元庆只是在正确的时候做了正确的事情，而不像纪佑国那样，以开创性的方式为共和国指明了发展方向。换句话说，就算没有王元庆，迟早也会有人完成纪佑国没有完成的改革壮举。
政治改革如此，科技立国也是如此。
虽然在绝大部分人看来，赵润东是名副其实的过渡领导人，主要任务就是消化纪佑国留下的改革果实，让国家在和平稳定的环境中发展壮大，但是在某些人看来，王元庆也是过渡型领导人，主要任务也是消化纪估国留下的改革果实，为共和国创造更加有利于发展的内外环境。当共和国的实力达到更高的程度、由量变引起质变的时候，肯定需要一位像纪佑国那样的领导人，率领共和国登上辉煌的巅峰。
不管这些说法站不站得住脚，事实是，只要坚持科技立国的政策，共和国的经济发展就不会遇到大问题。
当然，稳定的内部环境不仅仅是经济问题。
事实上，经济本身就不是一个可以单独考虑的问题，政治、外交、军事、文化、价值观都会对经济产生影响。虽然稳定国内环境的首要因素就是经济，但是绝对无法只用经济手段达到目的。
众多百姓关心的还是战争对经济造成的影响。
虽然在绝大多数人看来，因为在20年内经历了多次大规模战争，所以共和国民众承受战争的能力非常强，远远超过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民众，但是很少有人看到，持续不断的战争已经改变了共和国百姓对待战争的态度。别的不说，20年来，共和国民众的收入增长速度一直在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之上，可是在扣除了通货膨胀之后，共和国民众的实际收入并没有增加11倍，而是仅仅增加了5倍。虽然这个速度仍然远远超过西方发达国家，甚至超过了所有大型经济体，但是在部分共和国民众看来，如果没有连续不断的战争，他们的收入还能增加不少。换句话说，战争夺去了原本属于民众的财富。
为了迎合共和国民众的胃口，部分西方新闻媒体也在宣传中夸大其词，认为没有持续不断的战争，共和国的经济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共和国民众的收入会增加好几倍，早就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了。
事实确实如此吗？
没有任何经济学者支持西方新闻媒体的观点，就连一些西方经济学家都承认，虽然战争对共和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了影响，但是大部分影响都是短期与暂时的，从长远看，战争给共和国带来了非常大的利益。
第四次印巴战争，共和国用大约2000亿元的战争开支获得了巴基斯坦近2亿人口的庞大市场与数千万廉价劳动力，随后通过建立“中国…南亚经济共同体”，获得了一个拥有5亿人口（除印度）的庞大市场与数亿劳动力，为共和国国内的数万亿资本找到了出处，也为共和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打下了基础。南海战争，共和国除了获得一个拥有4亿人口的庞大市场与数亿廉价劳动力之外，还获得了极为宝贵的资源，为“电力革命”提供了巨大的动力，也为国内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半岛战争，共和国不但消除了切身威胁，还通过帮助朝鲜进行战后重建，获得了巨额回报。就算绝大部分人认为得不偿失的日本战争，共和国也获得了无法用经济价值衡量的好处，比如消除日本威胁之后，共和国的国防开支至少可以缩减20％，获得琉球群岛的驻军权之后，共和国东部沿海地区得到了安全保障，大量军事设施向外转移，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无利不起早，没有任何国家会打没有好处的战争。
当然，战争带来的好处，往往都有“延迟性”。比如第四次印巴战争结束后，直到2020年左右，共和国的民族资本家才开始大举进军南亚市场。直到2023年，南亚地区才成为共和国主要的初级产品供应地。
民众考虑的只是眼前利益，而国家领导人考虑的则是长远利益。
换个角度看，如果没有从2015年到2035年的战争，任由美国在共和国周边地区筑起一道牢不可破的铜墙铁壁，就算共和国能够在经济发展中取得辉煌的成就，共和国的民众又能得到什么，而且发展具有可持续性吗？
不得不承认，印度战争确实对共和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了影响。
因为是正规战争，所以开战之后，共和国就进行了初级战争动员，招募在2030年初到2035年初之间退役、年纪在24岁到32岁之间退役军人。虽然按照国务院制订的标准，申请再服役军人必须接受全面体检与体能测试，只有达到全部要求，才能再服役，而且总招募量不超过50万，招募对象也以陆军退役士兵与初级军官为主，但是一下招募50万人，而且是50万社会主要劳动力，仍然对社会生产造成了严重影响。要知道，2035年初，共和国总人口已经降到11亿以下，赡养比（18岁以下、65岁以上的非劳动人口与18岁到65岁之间的劳动人口的比例）超过50％（相当于每2个劳动人口养1个非劳动人口）。社会主要劳动力（22岁到50岁的女性与22岁到55岁的男性）不到3亿，其中男性主要劳动力仅有1。54亿，而24岁到35岁的男性壮年劳动人口仅有6500万，由此可以算出，招募的50万军人占社会总劳动力的0。68‰、占主要劳动力的1。67‰、占男性主要劳动力的3。25‰、占男性壮年劳动力的7。69‰。虽然都是千分比，但是千万别小看这个比例，因为这意味着每550个家庭就有1个成员被征召、每1150个男性公民就有1个被征召、每300个适龄服役的男性就有1个被征召，每130个壮年男性就有1个被征召。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属于生产必需品的劳动力每减少1％，劳动力价格就将上涨10％。虽然这会让没有被征召的公民获得好处，但是必然带来严重的通货膨胀。
事实上，共和国确实发生了通货膨胀。
战争爆发当天，共和国的基本生活物价就上涨了4％，其中主要依靠进口的基础工业产品的价格上涨了7％。
严重的通货膨胀，早就让共和国的民众感受到了战争压力。
更重要的是，对于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共和国来说，物价快速上涨，必然导致连锁反应。因为这是由战争导致的通货膨胀，所以无法用加息等正常手段进行调控。8月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通过了启用战略储备的法案，通过向市场提供更多的物资，平抑因为战争导致物资紧缺产生的通货膨胀。
万幸的是，共和国早就建立起了完善的战略储备体系。
因为战略储备物资非常有限，所以只能在短期内起到平抑物价的作用。
正是如此，在裴承毅提出加快战争进程，争取在2036年春节之前结束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时候，王元庆才会不遗余力的支持。实际情况是，在70多种必备战略物资中，只有最重要的30多种能够维持1年左右，另外的多种只能维持半年。虽然通过扩大进口、开辟新的资源产地、采取金融手段消化市场上过多的流通性等手段，能够对平抑物价产生帮助作用，但是这些都不是长期策略，只有尽快结束战争，才能使共和国的经济恢复正常。
从稳定国内经济来看，王元庆把颜靖宇调回中央，并且打破原来的惯例，让颜靖宇担任国务院总理，看中的就是颜靖宇管理经济的能力。说实话，顾卫民是个很好的会计师，却不见的是个管经济的舵手。
因为政府的调控起到了作用，所以大部分民众并不认为共和国的经济遇到了麻烦。
事实上，绝大部分民众关心的还只这场战争的对外结果。
准确的说，就是有没有必要打这场战争，这场战争会对共和国今后的发展产生多大的影响，将对世界格局产生多大的影响。概括起来，就是能否通过这场战争，为共和国获得一个更加和平的周边环境。
民众对待战争的态度，准确的反映出了民意。
也就是说，民众不反对战争，表明大部分民众认为这场战争对维护周边地区的和平稳定有积极贡献。民众开始反思战争，表明大部分民众对某些战争决策持不同意见。民众开始关注印度的战后政治制度，表明大部分民众更加关心如何将战争利益转变为经济利盖，如何通过战争获得实质性的好处。
毫无疑问，大部分民众都希望共和国能够获得实质性的好处。
由此也就不难想像，绝大部分民众都认为共和国应该在印度发挥持续有效的影响力。
准确的说，就是控制印度的战后政治体制，用占领军的身份获取经济利益。
民众的想法没有错，毕竟民众能够看到的也就只有眼前利益。当然，在“全民式”的网络大讨论中，绝大部分学者都认为不应该过分干预印度内政，不能在印度扮演救世主的角色，应该让印度人决定印度的未来，给予印度民众自由、民主、平等的权利，以积极有效的手段引导印度走上和平发展的道路。由此可见，学者的观点与民众的观点完全相反，对对于擅长研究政策的学者来说，他们看到的正是王元庆所想的。
在有才能的政治家面前，民意既不可违，又可以引导。
随着讨论全面展开，之前还在专心报道战争进程的共和国新闻媒体开始重点报道共和国民众讨论战争与印度战后问题的相关新闻。当然，在兵力部署调整完成之前，也没有多少战争新闻可以报道。随着主流媒体加入，“战争给共和国带来了什么好处”、“战争对世界产生了多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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