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策-第11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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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通过一场战争来改变这种情况，使美元再次成为全球唯一的“硬通货”。

其他两个利益集团的情况也差不多。

因为可控聚变核电站已经成为全球主要能源，而且是唯一的廉价能源，所以能源企业不但是国家的战略性企业，还是超级大国控制盟国的主要帮手。拿共和国来说，几乎所有集约集团成员国的能源市场都有共和国能源集团的身影，而且都被控制。随着集约集团成员国的市场逐步饱和，共和国的能源集团自然需要更多的市场，也就需要国家在扩张行动上有所表现。当然，最理想的结果就是通过一场世界大战控制整个世界，让共和国的能源集团能够控制全球能源。

资源集团就更加不用说了，任何社会对资源的需求都永无止境。

由此可见，军火商不过是几个主要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受此种种因素影响，颜靖宇上台之后，不得不重视“世界大战”这个重要问题。

作为兼任国防部长的安全副总理，裴承毅有义务替元首排忧解难。可以说，只要与国家安全有关的问题，在送到颜靖宇手里之前，都得从裴承毅手里经过。正是如此，裴承毅已经多次向颜靖宇提出了“世界大战”这个话题，希望元首能够在中央高层会议上提出来，并且给出一个明确答复。

问题是，颜靖宇没有这么直接。

裴承毅非常清楚颜靖宇的想法与处境，虽然颜靖宇也知道“世界大战”无可避免，谁先做好准备，谁就有更大的希望赢得胜利，但是作为国家元首，颜靖宇不可能向任何利益集团低头，更不可能只听从几个利益集团的诉求。也就是说，军火商在“世界大战”这个问题上闹得越厉害，颜靖宇的态度就会越强硬。事实上，当年的王元庆也是如此，在印度战争爆发前，共和国一直在为战争做准备，各大利益集团也在积极营造战争气氛，但是直到离任前两年，王元庆才发起了战争。事实上，颜靖宇也早就听取了裴承毅的警告，开始为战争做准备，只是没有急着表明立场。别的不说，颜靖宇在上任之后首先落实“青山绿水工程”的相关项目，就与战争准备工作有很大的关系。

再次提到“世界大战”这个问题的时候，裴承毅也觉得很难启齿，只是作为安全副总理与国防部长，他必须尽到职责，让元首清楚认识到，战争威胁已经迫在眉睫，而且不是想避开就能避开的。只要共和国当局坚持国家利益不放，沿着民族复兴的道路走下去，就肯定会在战场上与敌人分个高下。

正是如此，每次谈到这个话题，裴承毅都会在第一时间带出主要话题，即元首打算在什么时候把战争问题明朗化，而不是在暗中做准备。这不是裴承毅在想办法推卸责任，不管怎么说，名不正则言不顺，如果没有国家元首的支持，国防部长又能做什么？可以说，只有得到元首支持，战争准备工作才能步入正轨。

站在颜靖宇的立场上，这肯定不是点个头或者摇个头那么简单的问题。

可以说，在是否应该积极为战争做准备，也就是积极推动战争的问题上，颜靖宇面临的决策难题绝不亚于当年的顾卫民。要知道，这是与另外一个超级大国的全面战争，打赢了的话一切好说，打输了的话，毁掉的不仅仅是一个国家领导人的前程，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未来！

第28章　准备计划

与裴承毅预料的一样，颜靖宇再次沉思了好一阵。

让裴承毅没有想到的是，颜靖宇没有像以前那样用沉默来回答，给出了明确答复，要裴承毅尽快递交一份详细的战争准备计划与战争计划，并且让刘晓宾回来之后，提交一份中东局势的发展评估报告。虽然颜靖宇仍然没有表明态度，但是肯让裴承毅去制订战争准备计划与战争计划，并且让军情局发挥作用，已经算得上是了不起的进步了。要知道，只要军情局介入，问题就简单得多了。

裴承毅离开元首府的时候，天色已经放亮了。

与王元庆一样，颜靖宇也喜欢在夜间处理重要事务，似乎只有在寂静的夜晚，他的精力才格外集中，能够思考一些重大问题。

对裴承毅来说，这不是什么好事。虽然在10多年前，他也经常在半夜到元首府为王元庆汇报工作情况，但是对已经57岁的上将来说，早就没有了当年的精力，也就不太适应通宵工作。

正是如此，裴承毅决定回家睡上一觉，再去找袁晨皓。

不管怎么说，制订战争准备计划与战争计划是作战处的事情，不需要裴承毅亲自动手。

2049年8月23日下午，回家睡了一上午，养足了精神的裴承毅去了作战处，找到了正在用兵棋推演消耗时光的袁晨皓。

“备战计划？”

“准确的说，是一份战略计划。”

袁晨皓微微皱了下眉头，笑着说道：“老裴，你也太瞧得起我了。”

裴承毅听出了袁晨皓的意思，毕竟作战处是军事机构，只能制订战争计划，无权插手国家战略计划。笑了笑，裴承毅说道：“元首让我来处理这件事情，你也知道，真正的问题不是有没有计划，而是有没有办法落实计划，我得把精力放在这上面。不管怎么说，这是与战争有关的计划，更是关系到了最后成败，所以我希望你来负责具体工作，我让东方闻为你提供协助。”

“这么说，我没得选了。”

裴承毅笑了笑，说道：“这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

袁晨皓叹了口气，说道：“既然如此，我有一个要求。”

“说吧，我就知道你会提要求。”

“也不是什么过分的要求，我需要得到总参谋部的人事调动权。”

裴承毅的眉头跳了几下，没有急着开口。袁晨皓的意思非常清楚，他要借此机会成为总参谋部的头号人物。

众所周知，2047年的换届选举后，随着林啸雷退役，裴承毅当仁不让的成为了共和国的头号将领。在此背景下，国防部“收编”了总参谋部。虽然总参谋长得到保留，而且仍然是总参谋部的直接领导，但是在裴承毅的影响下，从2047年开始，总参谋长这个职务就形同虚设，反而是总参谋部下设的几个处的处长因为直接向国防部长负责，所以成为了总参谋部的实权人物。因为总参谋部早就失去了人事大权，所以人事处基本上被架空，只有作战处与后勤处有影响力。袁晨皓是作战处处长，而担任后勤处处长的就是在中东战争中指挥南方战线的苏劲辉。虽然在很多人看来，总参谋部后勤处与国防部的后勤装备处重合，职权肯定受到限制，但是国防部的后勤装备处主要面向武器装备供应商，而总参谋部的后勤处主要面向军队，所以后勤处仍然有很大的影响力。更重要的是，在总参谋部的问题上，裴承毅并不是无条件的支持袁晨皓，所以袁晨皓与苏劲辉成了势均力敌的对手。

见到裴承毅的神色变化，袁晨皓改口说道：“这种大型战略计划，涉及到的不仅仅是作战问题，国家政策方面我不好说什么，我只负责与军队有关的问题。”

袁晨皓把话说到了这个份上，裴承毅不好继续回避。

“我明白你的意思，这事我会考虑。”裴承毅看了眼手表，说道，“你先把与作战处相关的工作安排下去，我会找苏劲辉谈话。”

“那我尽快给你一份简略报告。”

裴承毅点了点头，没再罗嗦，起身跟袁晨皓告辞。离开作战处之后，裴承毅没有急着离开总参谋部，而是去了仅隔着一座花园的后勤处。

在苏劲辉面前，裴承毅就没有那么客气了。

不是说裴承毅更看得起苏劲辉，而是苏劲辉没有袁晨皓那样的野心。准确的说，是岁月不饶人。对于年近70的苏劲辉来说，虽然按照规定，一级上将可以服役到75岁，而在职的一级上将只要身体条件允许，可以一直服役，但是苏劲辉的身体条件并不理想，而且厌倦了军队内部纷争，早就有退役的想法了。甚至可以说，如果不是裴承毅挽留，苏劲辉根本不会在2047年出任后勤处处长。按照当前的情况，到2052年的时候，就算身体情况允许，苏劲辉也会退役。

总的说来，苏劲辉不是一个有野心的将军。

虽然很多人都认为，苏劲辉没有能够成为总参谋长，没有能够在军队中获得更大的成就，等于浪费了一员将才，但是从苏劲辉的立场来看，能够在70岁之后带着一个军人能够取得的最大成就退役，回家享受天伦之乐，何尝不是一种成就呢？

正是如此，在苏劲辉面前，裴承毅就直接得多了。

问题是，对袁晨皓来说，制订一份完善的战争准备计划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关键就是，这是“战争准备计划”，而不是“战争计划”。

与战争计划相比，战争准备计划更加注重“非军事因素”对战争的影响，所谓的“非军事因素”，专门指那些能够影响战争进程，甚至能够决定战争结果的社会因素，比如经济状况、工业实力、民心民意、文化因素等等。虽然袁晨皓在担任战区司令期间，有足够多的机会接触到“非军事因素”，甚至在某些时候需要顶替政府官员处理涉外事件，但是作为总参谋部作战处处长，袁晨皓没有权力插手行政事务。更重要的是，在国内工作，袁晨皓必须注意影响，不像在战区司令部那样随心所欲。如此一来，在制订战争准备计划的时候，袁晨皓就会受到很多制约。

可以说，这就是袁晨皓为什么要求获得“绝对权”的根本原因。

裴承毅离开后，袁晨皓就召集作战处的主要参谋，开了一个简短会议，介绍了相关情况，并且让参谋做好长期加班的思想准备。

实际上，袁晨皓在当天晚上就开始加班。

因为没有掌握其他方面的情况，所以袁晨皓只能从军事问题着手。实际上，不管是不是为战争做准备的计划，只要与战争相关，就得首先考虑军事问题。

对共和国来说，2041年的中东战争绝对算得上是自2015年以来打得最惨的一场战争。

用某些共和国新闻媒体的话来说，这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之后，共和国第一次没有能够取得完全胜利的战争，也是共和国在21世纪中打得最糟糕的一场战争。虽然绝大部分共和国公民都接受了这个结果，并不认为战果不利与共和国军队有直接关系，而是相信了共和国官方新闻媒体的宣传，认为与战场情况、以及国际局势有很大关系，但是对共和国军队来说，一场不算圆满的战争足以让所有人反思，也足以让共和国的领导人对国防建设进行深入思考。

事实也确实如此。

虽然在很多人看来，顾卫民是一个非常单纯的领导人，而且是一个不那么重视国防建设的领导人，但是谁也不能否认，在整个执政期间，顾卫民并没大幅度削减国防开支，特别是在其第二届任期内，国防开支的年均增长率超过了7％，基本上恢复到了王元庆执政时期的水平，并且超过了共和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

由此可见，中东战争对共和国高层产生了多大的冲击。

当然，中东战争的直接影响就是改变了共和国国防建设的发展方向。

众所周知，中东战争前，受第三次军事改革影响，共和国一直奉行战略收缩政策，国防力量整体萎缩，只有天军得到了长足发展。中东战争前，共和国军队的兵力跌到了120万左右，为建国以来最低。虽然没人将中东战争的结果与第三次军事改革联系起来，因为没有第三次军事改革的话，以共和国军队的战略投送能力，别说派遣足足8个战斗单位前往数千公里外的战场执行作战任务，能否抢在美军之前完成战前部署都是个问题，也就不可能在中东地区挑战美国的军事霸权。但是中东战争之后，很多人都根据战争结果，认为第三次军事改革搞过了头，对共和国的军事力量产生了负面影响。不可否认，这种认识带有偏见，并没认识到第三次军事改革的重大意义。要知道，中东战争是在共和国整体实力有所下滑，大量国力用在了印度战后重建与国内建设上的时候爆发的，如果不是第三次军事改革，锻造了一支精悍的军事力量，共和国根本不可能在库尔德斯坦地区扶持一个亲华政权，更不可能通过一场大规模战争来改变中东的区的战略格局。重要的是，同样不能否认，第三次军事改革远不如想像的那么大，或者说，受政府换届影响，第三次军事改革并没有达到预先制订的全部目的。

最大的问题还不在这里，而是顾卫民没有搞军事改革的魄力。

归根结底，中东战争与顾卫民的关系并不大，而且不是策划者，所以顾卫民从这场战争中获得的好处非常有限。按照某些西方国家“中国问题专家”的说法，2042年换届选举的时候，叶致胜敢于发起挑战就是因为顾卫民没有得到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