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华1903-第6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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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天宝手下懂矿的人不多，即使有几个煤矿的老矿工，也只是在义和炭场和宋家营子之类的中小型煤矿干过活。想要把储量3亿多的煤矿管理好，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于是，徐天宝向上海的虞洽卿和天津的周学熙求助，请他们帮忙物色矿冶方面的人才。
不就，虞洽卿和周学熙为他推荐了1个人——周树人，也就是后人所熟知的鲁迅，这让徐天宝有些意外，
因为众所周知，鲁迅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然而，很少有人提及他对中国地质矿产事业所做的独特贡献。他与顾琅合著的《中国矿产志》，是中国人自己撰写的第一部矿产专业志书，在地质矿产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于１８９８年考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次年２月，１９岁的鲁迅转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学习。鲁迅对功课和书籍感到“非常新鲜”，学习勤奋、认真。有的课本如《地学浅释》，因为木刻本不容易得到，他就照样子抄订成两大本，并把书中精细的地质构造图也都描摹下来。在矿物学课本《金石识别》的空白处，抄录许多教师讲解的要点和自己的理解。这期间，他曾去江苏句容青龙山煤矿实习，并采集铁、铜、煤、石英等矿物标本以及三叶虫等化石标本。１９０２年１月，２２岁的鲁迅以一等第三名的成绩毕业。
在１９０３年下半年，他的地质学论文《中国地质略论》，发表在东京出版的《浙江潮》第８期上。这篇论文对我国的地质、地形特点进行了分析，对矿产分布也做了描述，并第一次将《地质年代表》介绍到中国，是近代中国出现较早的地质学论文。同年，他收集整理了德、俄、日等国地质学家所著有关中国地质、矿产方面的材料，以及古籍、史志中的矿产资料，与顾琅一起合作编写《中国矿产志》，并于１９０６年７月在上海由普及书店出版。全书包括导言和本言两篇共２２章。其中导言４章，对地质、矿产二者关系做了阐述。本言部分共１８章，按省份与矿种，分别介绍了当时全国１８个省共３０种矿产１２０３处矿产地的情况。在这部书中，还附有《中国地相图》、《中国矿产全图》、《中国各省矿产一览表》、《地质时代一览表》等４张图表。
《中国矿产志》出版后，清政府通令矿务、商务界购阅，学部则批准将此书作为中学堂的参考书，使该书成为鲁迅早期发行量最多、影响最大的著作。同时，这部书又是一部良好的爱国主义教材。当时著名的上海复旦公学校长马良（相伯）因“嘉其图之精，说之详，深有裨于祖国”而为之作序，并称赞该书“用心至深，积虑至切”。
于是，徐天宝立刻发电报，邀请周树人北上，担任平庄煤矿经理。岂料周树人回电报说自己已经决定投身文学，以文笔作为武器，拯救国人的灵魂，至于煤矿经理一职，周树人转推荐自己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顾琅。
顾琅是江苏南京人，原名芮体乾，字石臣，号硕臣，江苏南京人。初到日本时，改名为顾琅。他是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日本弘文学院时的同学。在弘文学院期间，曾与鲁迅合作编著《中国矿产志》。历史上，顾琅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曾回国任天津直隶高等工业学堂教务长，奉天本溪湖煤矿公司技师，农商部第二区矿务监督，实业部参事、专门委员等，著有《中国十大矿厂调查记》等。
这时的顾琅在奉天本溪湖煤矿公司当技师，接到徐天宝的邀请之后，顾琅十分激动。他回想自己在光绪二十八年，与周树人、张邦华（字协和）、伍崇学（字仲文）、徐广铸（字甄才）、刘乃弼（字济舟）、陈衡恪（字师曾），一同到日本留学。回国之后，一直觉得自己的才华没能得到施展，不论是天津直隶高等工业学堂教务长还是奉天本溪湖煤矿公司技师，顾琅一直觉得自己大材小用。
1905年12月底，顾琅风尘仆仆地从奉天来到赤峰，他一到平庄，就开始东张西望，过了一会之后，他便凝神看着前面一块光秃秃的山坡，顾琅是个此时还是个26岁的青年人，身上穿一件厚实的西服，手脚细长，皮肤白净，一副白面书生的模样。他虽只有二十多岁。但在各个煤山上，却己经有几年的实习工作经验，可以说是找煤经验非常丰富。他凝神了良久，对身旁的徐天宝说道：“徐道台，经过我的察看，这山坡下，就有一个非常大的煤眼，里面有煤石怕不少于五六千万吨之多。”
徐天宝笑笑，说道：“哦？是吗？”
在煤矿开采上，徐天宝可以重金投入，大规模化经营，而且甚至能投入大型蒸汽铲、蒸汽小火车头之类的机器设备。这也是徐天宝的特点，也是他成功的地方：大气。不论做什么，都是比旁人多达十倍的资金和规模投入。当然这种投入，最后地回报也是非常丰厚的。
顾琅笑道：“如果徐道台信得过我，而且我还可以把我路矿的同学张邦华、刘乃弼、伍崇学、徐庆铸都邀来，我保证这座煤矿每年出煤50万吨。”
“行~就你了~！”徐天宝暂时也没有更好的选择。
不久，以这座山坡为主体的露天矿山开始动工建设，徐天宝亲自将这块地方命名为平庄煤矿，初期定员1500人。很快，上千名矿工们在这里挖坑采取，开凿井筒，并在附近建房屋，以为煤场。除此之外，平庄煤矿在顾琅的指挥下，在矿道的部署上，也是非常的科学。这时已经懂得根据煤层的走向，布置上山下山的通道和运煤专用铁轨。
半个月后，张邦华、刘乃弼、伍崇学、徐庆铸等人陆续到来，平庄煤矿的建设明显加快，预期在明年3月就能出煤了。
徐天宝总算松了一口气，刚想回振华公司看看，手下来报，说牛知县来访。
“他来干什么？”徐天宝想起牛知县之前对自己整治煤矿一事，态度一直是不温不火的，“有请~！”
想罢，徐天宝整肃了一下衣冠，便迎了出去，只见牛知县一身便服，只带着一个手捧礼物的家仆含笑快步走来。
徐天宝呵呵笑着，将手一拱，说道：“难得难得。牛大人，光临鄙处，蓬荜今日生辉矣。请屋里坐！”
牛知县赶紧向徐天宝打千行礼，“劳动道台大人亲自出迎，卑职愧不敢当。仓猝晋谒，劳动起居，万乞怨卑职唐突之罪”
徐天宝笑笑，“哪里哪里~~”随后引牛知县入内，分宾主坐下。徐天宝吩咐家人献了茶，问道：“不知道牛知县前来，所为何事？”
牛知县说道：“大人剿除各地矿主之事，自然是除恶扬善，不过那些刁民也非善类，不会就此善罢甘休的。所谓强龙不压地头蛇，大人还需小心。另外道台经营矿产，怎么能尽交于商贾之辈呢？商人多见利忘义，不如官督商办的好啊~！”
徐天宝安静地听着，还时不时地笑笑，心里却暗道：这牛知县东拉西扯，其实也不过是贪图矿产之利罢了。他今日前来，果然是为各官员们作说客。不过在徐天宝的计划中，确实也有将赤峰县上下纳入共同利益集团的打算。如此，才能用得上他们手上的人力物力权力，为自己的最终目标出力。
等牛知县东拉西扯地说完之后，徐天宝才笑道：“牛知县的意思，难道说出了商贾之辈，其他人也有意入股平庄煤矿？比如牛知县您？”
牛知县一怔，好在他脸皮厚，被徐天宝当面说穿了来意，脸也不红一下。他呵呵呵地笑了一阵，说道：“道台大人要这么说，也未尝不可，其实除了卑职，县内各级官员也想为国家尽力。”
徐天宝微微一笑，说道：“古人有云，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也要说：有钱大家赚，只要谁出得起银子，都可以入股。各人出的银子越多，年底分的红利越多。这机会对谁都是平等的嘛~！”
牛知县点了点头
徐天宝又说道：“至于将矿产交于商贾之辈，我也有自己的考量。此辈虽说唯利是图。然在经营上，为官的确实不如。各地官吏是什么样，你与我都清楚，以他们的本事，如果将矿产交于他们手中主理，不赔得输裤子才怪。”说罢徐天宝做了个向京城遥拜的动作，“我蒙圣恩，来赤峰劝业，就是要为国库来赚钱的，不是来赔钱的！牛知县，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牛知县尴尬地干咳了几声，只觉得徐天白说话太直白了，很不合他的身份，更不合官场的中庸之道，不过他说的倒是实在话。既然徐天宝如此直接，牛知县也干脆抛开脸皮了，他沉吟道：“卑职确是有意入股，就不知道要投入多少银子？”
徐天宝伸出一根手指，“起码一千两~少于这个数就免谈。我办的是大矿，不差琐碎银子。”
“成~卑职就入了这份子！”牛知县一咬牙
103香烟火柴
徐天宝以雷霆手段铲除地方恶霸，又迅速安抚百姓，还拉上当地士绅官员一起帮忙，这几下手腕令袁世凯刮目相看。于是，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周学熙也放心地开始进行北洋烟草和中华联合烟草的合并事宜。
合并后的烟草公司改称中华北洋联合烟草公司，由联合烟草公司下属的振华机器公司烟厂、上海的三星烟厂、德隆烟厂、天津爱国烟厂、广州南洋兄弟烟厂和北洋烟厂组成。但是对外一致宣称是并入北洋烟厂，因此各厂生产的香烟全部享受北洋烟草公司的政策优惠，按照烟丝收税。
公司的管理层由三星烟厂经理王庆丰、德隆烟厂刘树屏、爱国烟厂黄思永、南洋兄弟简照南和北洋烟草、振华机器公司的经理组成。振华机器公司方面，烟厂的管理由胡之春管理。而北洋方面，袁世凯也挑了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熊希龄
熊希龄，字秉三；别号明志阁主人，湖南省凤凰县镇竿镇（今沱江镇）人，他天生聪慧，被喻为“湖南神童”，清光绪年间先中举人，继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受梁启超、唐才常的影响，主张维新立宪。
春风得意的熊希龄还来不及勾画自己的锦绣未来，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了。熊希龄痛苦地发现，在这灭国亡种的紧急关头，慈禧竟然还在为自己的六十庆典而大肆耗费本当用来充实武备的大笔财富。这一丑陋的场面，让军人家庭出身的熊希龄感到自己受到了巨大的侮辱，他胸中的血性被激发出来，感慨说国家都要灭亡了，读书有什么用？恰在此时，湖南巡抚吴大电奏朝廷，请统率湘军入朝作战，暗弱的清廷如获救命稻草，当即应允。但这热情被两江总督刘坤一浇灭，失望的他告假还乡。不久，让当时湖南人骄傲的湘军在对日战场上一败涂地，清政府以签定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而告终。这一惨痛的失败，让熊希龄从信赖清政府的迷梦中惊醒，他很快转入了要求改革政治的阵营。
1896年，熊希龄给当时的洋务派首领、两湖总督张之洞上书，强烈要求变法维新，他本人随后也正式投笔从戎，被张之洞委为两湖营务处总办。在这个岗位上，熊希龄认识到了当时军队的各种积弊，于是撰写了《军制篇》，强烈要求改革军制，以增强清军的战斗力。这一军事著作，被时人认为是“于古今中外军事融会贯通”，堪为“中国改革新军的嚆失”。
百日维新期间，熊希龄于是打点行装准备北上，和他的同乡谭嗣同一起大干一场。，然而途中饮食不慎，突发痢疾，只好返回衡阳养病。就在这养病的十多天里，北京维新六君子的惨剧发生。因为一场疾病，熊希龄侥幸讨得一条性命。然而对这个维新名人来说，死罪可免，活罪难逃。熊希龄被御史黄桂均参奏，指为康梁党徒，受到“革职永不叙用，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的处分。后来熊希龄回忆这一节时对人说：“向非一病，当与六君子同命成七贤矣。”熊希龄的维新事业至此止步。
光绪三十一年（1905），经两湖总督端方举荐，任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参赞，其间考察了欧美的政治经济，还在美国纽约参观了杜克经营的美国烟草公司，对西方的烟草专卖制度备感兴趣。光绪三十三年（1907）前后，他先后上书户部尚书张百熙、度支部尚书载泽，呼吁清政府尽快施行烟草专卖制度。熊希龄在给载泽的信中说：“烟之专卖，英、荷、日等国行之，而皆为国家一大宗之收入，固不以侵占民利为嫌也……如纸烟一项，亦为今日绝大漏卮，目前如不设法，以后积重难返……”他认为，中国每年的税收很少，而烟属于奢侈品，加征烟税不仅对大多数人的利益没有什么影响，而且能增加国家收入，因此应仿效外国，对烟草实行专卖制度。但是，由于清政府内外交困，根本无暇顾及烟草专卖，尽管载泽等度支部大臣曾请教邮传部大臣盛宣怀有关烟草专卖事宜，熊希龄的建议还是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现在，北洋方面派出熊希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