凰涅天下-第46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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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性中的污秽，尽量回归到人性之初的本善。
简单的一句话讲，就是：少些私欲恶念，多些与人为善。
这对普通人来说，都是可以做到的。不是要你做圣人，但是要做一个善人。
这有多难呢？
与父母善，然后与兄弟姊妹善，然后与亲戚善，与朋友善，与他人善，与国善。如果人人都可以做到“为善”，那么道德社会就可以建成了。
所以，名可秀不讲“至善无私”，她讲的是“去恶念，与人为善”。能做到前者的是圣人，是德行高洁的贤者，是真正不慕私利的高尚君子——一个国家不能缺少这样的道德模范。但是，不可能人人做到。而“去恶念，与人为善”，就是普通人也是可以通过修养道德做到的——并不是要你无私。
要求人们没有一点私心是不可能的，因为不符合人性——人性之初是至善，但不是无私无欲，就比如婴儿饿了要吃，这就是私，是欲，人性之初就带着。最重要的是，人性是人的性，不是草木动物的性，“人性”这两个字本身就带了“私”。
但是，要求人们做到“不以己私害他人之私”，却是可以确立的道德目标。就好比人会保命，但大多数普通人不会为了自己保命而去害他人的命——除非对方危及到自己的生命。这就要求人们能够克制私欲的泛滥，故称之修身养性。
名可秀用《中庸》的开篇三句话，确立了儒家修道的世界观。
这个世界观非常重要：
因为承认了人性的私，有私就必然有恶。有恶，就必然要有止恶的手段。这种手段，不可能是仅仅是仁。于是，国家的王道和霸道就同时产生了。治国平天下，要用王道，也要用霸道，这就顺理成章了。治国既要“形而上为道”修人心道德，也要“形而下为器”修器利国用，富足百姓生活——因为人有享受的私欲——也就顺理成章了。
你不能要求人回到小国寡民的状态，因为这不合人性。你也不能要求人人都过着穿麻布喝稀粥的俭朴生活啊，因为这不合人性。名可秀道，“俭以养德”，是以俭来养德，俭是修养道德的一种途径，但不能将“俭”作为人们生活的目的——这就违背人性了。司马光的错误就在于此——要求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都要节俭，以俭用来减少利益的冲突，以俭用来减少国家对财富的需求，这怎么可能呢？
名可秀确立的这个世界观，就包括了进取的意义。因为人性有私，有*，为了满足*，就必须进步——国家必须越来越富强，百姓必须越来越富足。固步自封怎么能够呢？思想封闭怎么能够呢？必须更高、更强，所以“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
满殿响起热烈的掌声。
学子们手掌都拍痛了，却觉得还无法抒发心中的激动。
他们以前觉得疑惑的道理，觉得矛盾的道理，觉得无法判断正确取舍的道理，在名可秀解读的《中庸》面前，在名可秀确立的世界观面前，都有了清晰的答案。
许多学子都激动地笑起来。
原来这就是人性！
原来这就是“率性而行”，谓之“道”！
名可秀给他们确立了一句话：有私心不可耻，因为这是人性；但不能克制私心而害他人，这就可耻了，因为失去了“人之初”，失去了人性中最重要的——至善。
所以，不是“存天理，去人欲”，而是“存人性，克私欲”。
谯定一连敲了两次铜钟，才将殿内热烈的掌声平息下来。
名可秀接着讲下去。
确立了世界观，接下来就是方法论了。
那么，如何做到中庸呢？
作者有话要说：备注上面那一章：
1、关于洗脸：
二程说不易是庸，也就是说不变是用。
名可秀按照这个逻辑，就打比方说：如果人们不用脸，那一万年不洗都没问题。如果人们要用脸呢？那是不是今天洗了，明天就不要洗了，以后都不要洗了？——因为不变为用嘛。
2、关于程朱和名可秀的世界观
在世界观上，程朱理学认为，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是从太极中来的。那么如何认知这个太极呢？——‘太极只是一个理字’，当你一旦通理，便明白了太极，自然尽知天下万物万事。
那么这个‘理’到底是什么东西呢？程朱说，直接告诉你印象不深，用处不大。需要你自己去思考，自己去想……
那如何去认识这个理？——程朱说，要‘格物穷理’。
那么如何穷理？——程朱说，多读儒家经典。
咳，后面大家应该都明白了，名可秀批的就是二程没有“实践论”。
名可秀的主张简单地讲，就是：在认识和实践活动中，运用理性思维，从现象中升华出理论，以实践检验理论。——也就是说：抽象思维是必须的，但是理性思维也必须有。
二程或者说大部分儒学家都很重视抽象思维（哲学嘛，必须抽象的），而忽视理性思维——但是科学技术没有理性思维是木有办法的！
二程以太极这么个玄妙的东西给人们立下世界观，格来格去格不明白呀，于是思想玄乎了，穷钻经书了。所以卫希颜打比方说这个世界观太过高端大气上档次了，不适合封建社会的人们（社会主义也是不适合的，笑），必须是观想派高人呀（笑），普通读书人用不了这么上档次的~~
所以名可秀要将宇宙观和世界观分开。中国古代思想家们那抽象思维的高大上的确是让人叹为观止。宇宙观用于哲学思想那是必须的，但是对治国的思想来讲，就太高端大气了（太高端的结果就会成为空想主义），所以必须要降一降，现实一点，这就是世界观了，再加上人生观，价值观，就是大家常说的“三观”了。——名氏儒学要做的，简单讲，就是树立华夏南北读书人乃至天下人的三观。
为什么说程朱这种学说会发展到禁锢人的思想呢？
因为属于读书观想派，观想去悟道学，于是国家出现问题了，大家不去从实际中想办法，去从经书里研究——因为程子朱子说了，经书中有万事万物的道理嘛。但是这高端的道理大家理解不了呀，于是后来发展到八股文，规定一个条条股股，好了，大家照着这样格经书吧。
程朱说“不易为庸”，说不变是道理，这就是很大的问题了。——二程说的不变，是指最大的原则、道理不变，但读书人一代代传下去不会理解呀，很容易就理解成固守成规了，于是思想不能进步，科技不能发展。（名可秀是理解程学这个‘不易’的精神的，但是，儒学是要用来治国的，治国思想最忌讳的就是玄奥，一旦学问出现断层了怎么办？所以，你这个世界观要指导人们生活的，不能太玄呀，老程）
其三，儒学是分派别的，尤其宋代儒学，是儒学最兴盛时期，派系最多，而二程以及后面的朱熹立下的程朱理学派，是宋儒派系中最排外的一个，也就是“除我之外非儒”，其他的都不是儒学。这种思想加上佛道二教的一些思想融入了他们的儒学中，就将儒学整成程朱儒教了——宗教能允许你信别教吗？所以邵雍在世时就曾调侃二程，说：给别人留些余地。就是指二程兄弟在治学上的“唯我”。
☆、稷下盛会（十一）
《中庸》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名可秀道：“达成中庸之道，这是提纲挈领的三句话。”
它关系到如何修心养性；如何齐家、治国、平天下。
名可秀先讲第一句：“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
我们的心里，有喜怒哀乐这四种情绪。没有人骂你，所以不怒；没有好事，所以不喜；没有伤心事；所以不悲哀；没有开怀事，所以不乐。心里一点都没有喜怒哀乐，或者喜怒哀乐没有发动的时候，这种境界叫做“中”，即道的中性，不动。
圣人讲的修心养性，不是讲把喜怒哀乐都修没了。没有喜怒哀乐的，那就不是人了。
但是，喜怒哀乐要适当，“发而皆中节”，恰到好处，就叫做“和”了。
此即《中庸》：“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中节”的这个“中”不念“钟”音，而是念“重”音——中节，就是射靶一样射中了，砍竹子正好砍到竹节了。
名可秀举了个例子：
比如某人父亲过世，你说“哀不发”，把哭泣都压下去，这还有情感吗？如果真的连情感都没有了，那就没人性了，这不叫“中庸”，叫“昏庸”；但是，因为悲痛过度，把自己也病死了，弄得母失子、妻失夫、儿女失父，这就过分了，等于射靶把箭射穿出去了，失了分寸，不是“中庸”。
名可秀讲的这个“中节”很重要。
因为她接下来就用“中节”阐发“三纲”的道理。
三纲是董仲舒说的，首先是“父为子纲”。
名可秀讲，父亲教子要做严父，但严酷过度就失了父亲之情，这个“纲”就失了分寸了。儿子要孝顺父亲，但一味顺从就过了，看见父亲不忠于君主国家，要不要谏言制止？看见父亲贪污，要不要谏言制止？
《中庸》讲：“亲亲之杀。”
“杀”是切到这里为止。
这是讲亲亲要有分寸，过分了不行。过分了就是完全自私了，你不能爱他人、爱天下了。对于父母的孝顺，也要有一个范围，过分了，也错了。这就是中庸之道的“亲亲之杀”，讲的就是一个分寸、界线，过了就失道了。
名可秀接着举例，以《宋刑统》中的“亲亲相容隐”——简称“亲亲相隐”或“亲亲容隐”——来举例。
这个律条最初是源自于《论语·子路》中的言论：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叶公对孔子说：我们村有个叫直躬的，别人家的羊跑到他们家了，被直躬的父亲私吞了，直躬就举告了。孔子说：父子相亲乃天理人情，隐下其过不宣扬才不伤父子之情，明辨是非的意思就在其中了。
名可秀曾经在《论语集注》中对孔子这段话有过详细的论注，她说：“攘羊”的意思是对误入自家羊圈或羊群里的羊不驱逐、不声张，顺便占为己有，而非盗窃或抢夺。从法律上来讲，没有犯盗窃罪或强占罪，只是道德上的过失。所以孔子主张儿子隐瞒父亲的这种过失，劝谏父亲归还羊，或自己把该羊放出或送还，或私下里用其他方式补偿失主的损失，既全了父子之间的亲情，同时也弥补了父亲的过失。如果首先就向外人或失主告发、宣扬父亲私吞人家的羊，孔子说这就过分了，不为“直”——“直”在这里不是“正直”，而是“明辨是与非”的意思。
名可秀当然不是空口白牙的这样解释，这是有论证的。
她首先论“隐”，引用《论语·季氏》之语：“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其中“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就是知情但不说叫“隐”。孔子的定义很清楚，“隐”是不说，不显现，不张扬，怎么成了窝藏包庇呢？“为隐”也不是“把隐”“将隐”——“为隐”这里面没有主动做什么的意思，而是“保持沉默”。
她又引用《左传》的记载：法官叔鱼受贿入狱，其兄叔向认为叔鱼“贪以败官”，其罪当杀。孔子评价叔向说：“叔向，古之遗直也。治国制刑，不隐于亲。”
孔子说：叔鱼作为法官贪污受贿，影响司法公正，是明确的司法*；叔向作为公职人员，对其弟叔鱼的*行为并不“互隐”，而是据实数罪并依法论罪，这是“治国制刑，不隐于亲”。
名可秀论注道，在《左传》里孔子对叔向“不隐于亲”赞为义直，《论语》里孔子对攘羊事“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赞为有直，由此可见，孔子认为要据父子案件之轻重和正义酌情处理，或告或隐，当区分处理，把握分寸，以求中道。
名可秀又用《礼记·檀弓》中对“齐家”与“治国”中的“隐”、“犯”的规定：“事亲有隐而无犯。事君有犯而无隐。事师无犯无隐。”
什么是“事亲有隐而无犯？”
名可秀解释道：“几谏谓之隐，直谏谓之犯。”几谏就是委婉规劝的意思，所以“隐”亦有微谏之义。
名可秀的这句解释还结合了《论语·里仁》之语：“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
